略论历史上的茶马贸易

略论历史上的茶马贸易聂静洁茶马贸易是指唐宋和明清时期在边疆地区实行的一种以茶易马的贸易制度，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颇为重要的历史现象。茶马贸易始于唐，盛行于两宋、明、清，历千余年，涉及许多少数民族。茶马贸易曾是增进各民族经济联系、友好关系的纽带，也曾是封...     

明代茶马贸易对汉藏民族的影响

明代的茶马贸易虽然是明政府为了获得马匹控制"西番"民族的方式,但茶马贸易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其目的.茶马贸易不仅满足了汉、藏民族间的物质需要,还对当地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岷州茶马司的历史作用及其启示

岷州茶马司的设立是对明代西北茶马贸易岷州地区这一空白点的填补,是西北茶马贸易机构体系的有效补充,是增大西北官营茶马贸易覆盖面的一大改良举措,有利于明朝后期进一步加强对岷州地区西番的羁縻控制。但是岷州茶马司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明末官营茶马贸易制度崩溃的局面,官营茶马贸易的衰败趋势不是在西北地区多设立若干新的茶马司,扩大官营茶马贸易的覆盖面就能够从根本上扭转的,在这一点上岷州茶马司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影响有限。岷州茶马司的兴衰对当下我国的民族贸易政策来说也有极大的借鉴作用:必须摆正政府在民族贸易活动中的地位,正确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动性,从少数民族根本利益出发,对民族贸易既不能放任自流,亦不可过于干涉甚至垄断。     

历史上官营茶马贸易对汉藏关系的影响

茶马贸易自唐朝出现以来,历经宋元明清至民国时期,延续时间长达千余年,它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中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茶马贸易有官营和私营之分,本文以官营为主,探讨茶马贸易对汉藏关系的影响,指出官营茶马贸易不仅为民族间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提供了条件,促进了民族间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是内地与周边密切关系的基础.     

明代河州、岷州、洮州茶马贸易研究

茶马贸易肇于唐,始于宋,盛于明,衰于清.有明一代,茶马贸易贯穿始终.明代茶马贸易主要有西北、西南两路,而河、岷、洮三州则是明西北茶马贸易的行政中心及主要交易中心.明朝的茶马贸易,不仅仅是一项国防政策,同时也是一项经济政策、民族政策.它的顺利进行,不仅保证了明王朝西北边防的安全,同时还极大的促进了内地及河、岷、洮等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发展及各民族融合的实现     

浅析藏汉“茶马贸易”的发展脉络问题

作为中国历史上中原与西北部少数民族之间的“茶马贸易”形式，“茶马互市”促进了内地和西部地区经济上的交往和繁荣，密切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和融合。几千年前，在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川西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有一条完全用人、马的脚力踩出来的，用无数血肉之躯铺就的古道———茶马古道。藏汉民族就通过这条古道不断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往来，增进民族间的团结与友谊，这促进了沿途的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民俗等各方面的繁荣与发展。本文将重点探究藏汉经济交流的这种主要形式——“茶马贸易”的历史发展问题。     

浅析藏汉“茶马贸易”的发展脉络问题

作为中国历史上中原与西北部少数民族之间的"茶马贸易"形式,"茶马互市"促进了内地和西部地区经济上的交往和繁荣,密切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和融合。几千年前,在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川西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有一条完全用人、马的脚力踩出来的,用无数血肉之躯铺就的古道——茶马古道。藏汉民族就通过这条古道不断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往来,增进民族间的团结与友谊,这促进了沿途的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民俗等各方面的繁荣与发展。本文将重点探究藏汉经济交流的这种主要形式——"茶马贸易"的历史发展问题。     

连接西藏与内地的大通道 茶马古道管见

<正>茶叶是一种传统饮品，也是中国对世界的重要贡献。早在先秦时期，种茶和食茶之俗就已在我国西南地区出现，而后不断扩展传播，并在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以茶马为对象的交换和贸易活动至少在隋唐时期就已经出现，其涉及的民众非常广泛，其中就包括吐蕃、回鹘、突厥等古代民族。从茶马贸易的稳定性、持续性和历史影响程度来看，尤以汉藏之间的茶马贸易最具代表性，而由此形成的相关道路系统，学界称其为“茶马古道”。     

略论历史上汉藏民族间的茶马互市

汉藏民族间的友好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唐代,两族关系就很密切;唐朝“与吐蕃代为舅甥,……有同一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汉族与藏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结成了血肉联系,两族间的茶马互市,正是这种密切联系和传统友谊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汉藏民族间的茶马互市始于唐代,而末、明两代最为兴盛。清代以后,两族间的贸易已扩大至茶马之外,无论贸易的规模或交换的种类,都已发展到更为广泛的程度。早在唐朝以前,封建王朝已向西北少数民族买过马。例如东汉元初元年(公元一一四年),汉廷为了加强边境的军事力量,就曾向羌人买马。唐代,吐蕃兴起于西藏高原后,     

清代藏汉边茶贸易新探

清代康熙中,陕甘官营茶马市受到四川商茶体制冲击,藏汉贸易中心南移,形成打箭炉与松潘两大贸易中心,将藏汉边茶贸易推向了历史高峰。边茶贸易是清政府推行民族羁縻政策的重要政治经济手段。通过发展边茶贸易,清政府有效地加强了对康藏边疆地区各土司的抚治,密切了西藏与祖国内地的联系,从而巩固了西南边防。边茶贸易以其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政权干预,加深了民族经济的依附性;加以乾嘉以后封建茶政腐败,边茶流通体制僵化,经营方式保守落后等原因,导致以边茶为主体的藏汉贸易一度中衰,进而为印茶涌入藏区倾销提供了可乘之机。总结这一段历史经验,对处理汉藏民族关系以及发展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将不无镜考的意义。     

伊玛堪生成发展的文化基础及其历史价值

伊玛堪以东北地区高纬度、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的三江流域为地理环境基础,以渔猎为物质文化基础,以萨满教为精神文化基础,以相邻民族文化涵化为多元文化基础而产生并代代相传;作为赫哲族独有的一种口耳相授的古老文学样式,在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哲学、宗教学、美学、语言学、文学等诸多领域中展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赫哲族传统文化的“活化石”,为赫哲族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佐证资料,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     

党项人的宗族部族及其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对于党项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形成,传统的说法是根据极其有限的范例,认为是在氏族部落及其联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即是在氏族部落的废墟上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提出了被一些国内学者所接受的“酋邦”说,似乎看到并论述了宗族部族政权的存在,但“酋邦”说概括不了宗族部族政权的性质和形成的原因。笔者从历史史实和逻辑推理两个方,论证了党项民族是直接在宗族部族的新基础上,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在西夏国建立之前,《宋史·兵志五》就详细记载了党项人处在宗族如林的宗族部族发展阶段。最富强的拓拔——李氏宗族的几代人,利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实现了统一党项和建立国家的任务:利用中原王朝的加封在其民族中树立起任何势力也代替不了的威信与地位;用姻亲关系联络强宗大族以加强同各宗族部族的联系;“委豪右分统其众”,“以兵法勒部众”,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变宗族部族首领为国家官员、变宗族部族武装为国家武装的金钥匙;用官爵、钱物笼络各宗族部族的大小首领为其保卫国家和统治人民服务;用首领子弟组成“六班值”亲军来控制各个宗族部族组织;向各宗族部族的人灌输儒家思想,使其忠于皇族;用宗族部族制宗族部族,以巩固皇族对全国的统治;善于处理与宋、辽的     

《天方典礼》的版本及整理述略

近年来国内外对刘智及其著述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对刘智著作版本的系统研究成果较少。《天方典礼》为首部刊印的刘智著作,版本最多,传播最广。本文以各地图书馆、清真寺以及民间收藏家的藏书实物为依据,对《天方典礼》的不同版本,如清代、民国时期的各种刻本、印本、点校本,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简体字整理本、注释本和白话文本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与述评,以期推动对《天方典礼》的深入研究。     

甲壳质、壳聚糖的制备及性质

甲壳质是一种天然的生物高分子，目前主要利用化学加工法（酸碱法、酶法等）从虾、蟹壳中制备得到。甲壳质的溶解性能较差，通过脱乙酰化反应可得到壳聚糖，即可溶性甲壳质，甲壳质、壳聚糖可以通过一系列反应得到相应的衍生物。甲壳质、壳聚糖及其衍生物有许多优良特性，因而在许多领域得以应用。     

吴激、蔡松年的交往与词之异同探析

吴激、蔡松年同为金初著名词人。二人有着相似的仕宦经历,在入金前既已定交,入金后,交往颇深。以词而论,二人虽同号为“吴蔡体”,奠定了金源一代的词的创作,却因个人身世、词的题材、内容等方面的不同,在词的创作上亦表现出同中有异的风貌。     

遗产与旅游:传统与现代的并置与背离

文化遗产是人类创造并延续的传统,蕴含着人类存续与发展的重要意义.然而在如今时代、权力、商业等因素的操控中,遗产成为了一种被出售的传统,特别是20世纪以来大规模的群众旅游,为这一传统的出售提供了巨大的消费群.以遗产作为品牌的遗产旅游,一方面体现了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并置;另一方面,旅游者对遗产传统文化的消费本身根植了现代性对这一文化的损害,如何消费传统的问题成为了关系人类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山海经图的传承与流播

从目前所能见到的明、清时代绘画与流传的16种版本的<山海经图>入手,试图修复"山海经图"的传承之链,追溯山海图的原始风貌;并探讨山海经图在国内与近邻日本国的流传与变异.     

Biographies and the doubleness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Integration is often considered to be comprised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which can influence each other in a linear fashion. For instance, if one becomes more proficient in the host country’s language, one’s labor market participation should also increase. In the Netherlands, this assumption has led to a plethora of policies (like mandatory integration courses) having targeted especially ‘Muslim’ women of Moroccan and Turkish descent, who are perceived as most isolated in society. Obliging them to learn Dutch was believed to increase their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ir sense of home, the latter being considered pivotal for overall successful integration. However,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dimensions of integration really influence each other in this linear fashion – under all circumstances. With the help of biographical research conducted with first- and second-generation women of Moroccan and Turkish descent in the Netherlands and focusing on both linguistic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ir effects on sense of belonging, this study shows that mastering the new language and increasing labor market participation can actually have paradoxical non-linear, even curvilinear effects, leading to a decrease in sense of belonging. We try to capture this paradoxical phenomenon with the term doubleness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蒙·元时期的波斯与中国

蒙·元时期蒙古人的西征和扩张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格局,致使亚欧陆地境域获得全面开放,加之东西方驿站通道的设置及伊利汗国与元廷始终保持着陆、海两道的密切联系,乃使这一时期中国与波斯的交往,较之以往大为拓展。而这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又为大量波斯地区的回回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东向迁移提供了便捷的条件。可以说,蒙·元时期中国与波斯间的人口往来,始终未曾间断。而随着他们的东来,波斯地区的学术、技艺等亦随之传播到元朝,因而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并对元代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土家族祭祀祈禳与节日习俗之变迁

土家族重淫祀、崇巫尚鬼,凡节日必祭祀祈禳。自十八世纪以来,土家族的祭祀祈禳活动经历了重大的变迁,在不同的时代,其内容和表达的方式有所不同,而与祭祀祈禳紧密联系的民族节日也随着时代的变革而变革,不断赋予其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具有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新的功能。因此,对部分民族传统节日我们应该加以引导,使之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