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政务流程变革中G2C的关系研究

在电子政务建设过程中,政府与公民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为了了解政府与公民间这种既密切又微妙的关系,有必要对电子政务建设过程中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进行研究。本文先具体介绍了电子政务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和阻力;再利用效用理论和博弈的思想建立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博弈模型,在模型中引入了效用临界值变量;最后通过对模型的分析,提出促进电子政务顺利发展的若干建议。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的政府干预及其悖论——基于三元动态博弈模型分析

企业的创新、创意离不开有效的政府制度环境,而政府干预却经常处于无效率之中.从多元利益主体博弈的角度,构建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政府干预悖论”的“社会集团、地方政府、利益集团”三元动态博弈模型,再根据逆向归纳法,求解出三方利益最大化的均衡解.最后提出破除“政府干预悖论”的思路与具体建议,为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政府干预、经济自由与企业家精神

我们使用2000年中国大陆除西藏外30个省市的截面数据。运用SEM方法,检验了政府干预、经济 自由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政府干预对企业家精神的直接效应为正,但政府干预通过经济自 由这一中介变量的作用而对企业家精神的间接效应为负,其总效应也为负。因此,要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展, 就必须减少政府干预,实现经济自由。     

政府干预、经济自由与企业家精神

我们使用2000年中国大陆除西藏外30个省市的截面数据,运用SEM方法,检验了政府干预、经济自由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政府干预对企业家精神的直接效应为正,但政府干预通过经济自由这一中介变量的作用而对企业家精神的间接效应为负,其总效应也为负.因此,要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展,就必须减少政府干预,实现经济自由.     

基于混合博弈的网络反腐机制研究

在信息化背景下,网络监督效应日趋明显,网络反腐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研究网络曝光腐败信息的传播机制,总结网络反腐的特点,并运用混合博弈分析方法,分别构建参与方不同的两方博弈模型和三方博弈模型,归纳出影响各博弈方行为的主要因素与次要因素。结果表明,网民监督的积极性能够降低腐败概率,腐败人员的腐败程度直接决定着纪检监察部门与网民监督的行为趋势。最后,对各个博弈方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政府支持、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创新绩效

以261家企业为研究样本,构建了政府支持、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机制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支持、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效应。研究显示:政府支持促进了商业模式创新,政府支持对国企商业模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民企,政府支持对高新技术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激励效应大于传统企业;政府支持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企业创新绩效对政府支持具有激励效应;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提升效应,企业创新绩效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促进效应;政府支持、商业模式创新与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交互效应;政府支持和商业模式创新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应大于传统企业,政府支持和商业模式创新对国企创新绩效的提高效应大于民营企业。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双重博弈与伙伴相依

我国学术界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可以概括为:研究方法渐次深入,研究角度各具特色,理论框架业已形成,理论共识基本达成。进一步研究表明:政府与市场的博弈展开为政府干预派与市场自由派、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之间的“双重博弈”;“合作伙伴”的理念体现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新型关系;培育商会是政府与市场之间新型伙伴关系建构的组织保证与现实路径。     

金融安全的政府干预模式:协商性调控的简单博弈模型及实证研究

文章对我国金融安全的政府干预模式进行分析并展开实证研究.首先分析协商性调控的简单博弈前提,然后建立协商性调控的简单博弈模型,即简单的囚犯困境博弈模型,采取了比较分析和计量统计方法分析其运行机理和协商性调控模式与合作博弈的区别,最后通过实证进一步验证模式的可行性.研究结论是协商性调控干预模式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有可能在理论上能使我国有效地把金融风险降到最低点.     

银行和中小企业的动态博弈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银行和中小企业的动态博弈模型,揭示了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成因,主张通过政府的适当干预,建立健全各级担保体系以有效降低风险,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决定机制--对寻租腐败与代理腐败的数理分析

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分为代理腐败和寻租腐败两种类型,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可以运用数理模型分析影响两种腐败行为的相关因素.要遏止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就要提高检查腐败行为的工作质量,加大惩处力度.同时,还应针对不同的腐败行为,实施相应的惩处,使政府机构的腐败行为减少到最低程度.     

信息化投资如何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基于异质性和非线性的实证考察

信息化对于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异质性和非线性视角,利用中国2003-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分析信息化投资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信息化投资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在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技术市场和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水平较高,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较小的地区,这种作用更加明显;2006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实施之后,信息化引致的创新溢出效应显著增强;信息化投资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不仅没有呈现明显的边际递减效应反而表现出显著的网络效应,即当网络用户规模超过24.19%的临界值时,信息化投资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更为强劲。     

民营企业并购国有企业中的博弈分析

民营企业并购国有企业的过程中,政府、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各有不同的利益取向,三者在各自利益的驱动下进行着博弈。本文在对各自利益取向剖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指出政府可以通过加大惩罚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合谋的力度与降低重新评估的成本来降低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合谋概率,降低评估的概率,进而减少评估成本。     

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联动机制的博弈模型分析

以财政和货币资金的关系为切入点,强调了在不同经济体制背景下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的共生特征;通过政府、银行、国企之间的博弈关系,利用信息经济学基本原理,对政府担保情况下银行放贷引发风险的静态及动态模型进行细致描述;验证在目前的政企、银企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大量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的存在所导致的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的相互催生的效应.     

从“成本——收益”的视角谈权力腐败的产生和治理

本文认为，从经济学视角看，腐败行为的产生乃是基于“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腐败的预期成本小于预期收益，是实施腐败的必要条件。因此，提高腐败的预期成本，是根治腐败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试图在学理层面上对政府官员与司法机关之间博弈均衡问题作初步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新兴经济体的制度质量与企业绩效:企业控制权的调节作用

基于制度的战略观、资源观和交易成本经济学,从政府干预、金融约束、官员腐败、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政府管制等六个维度测量新兴经济国家的制度质量,并试图探讨制度质量与企业绩效间的微观—宏观联系。研究发现国家制度质量的改善能促进企业成长。具体地,政府干预、金融约束与企业绩效负相关,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而政府管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不显著。     

浅析私营企业劳资关系运行的政府管理

政府应该干预私营企业劳资关系;政府劳动政策的价值取向应是促进劳资合作、劳资两利,促进劳资关系自主运行、自行调整的实现,寻求劳动政策效应的最佳结合;政府应解决促进就业与执行劳动标准的矛盾;政府应解决企业效率与改善劳资关系的矛盾。     

中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博弈

在中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纵向的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和横向的各同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纵向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主要指向财权和政治利益的交换,横向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主要是为了吸引实现经济增长所需的生产要素。     

经济体制转型的三个政府维度解构

经济体制转型必须基于正确定位政府治理的边界,其实质在于明晰政府在经济治理中的职能范围、责任分担与权利分配及其作为治理主体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权责利划分结构产生效应的界限。经济体制转型离不开政府治理的开放性及民主化程度的双重提升,其要义在于透明化、规范化与科学化政府的决策过程,并制度化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话机制。在促进多元利益有序博弈、竞争与发展的同时,政府必须切实规制体制官僚与相关利益集团之间的串谋,以维护社会公正并延续其自身初始改革理性的权威。     

公务员薪酬、腐败与经济增长--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对公务员薪酬、腐败与经济增长三者关系进行理论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高薪养廉”在我国并不成立,公务员薪酬的提升不但不能遏制腐败,反而会使腐败更为严重;腐败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且这种影响在短期内更为严重;虽然公务员薪酬通过腐败作为中介变量会对经济增长形成抑制,但从净效应看我国公务员薪酬提升却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的结论为我国反腐败工作提供了经济层面的依据。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反腐败不能夸大公务员薪酬的作用,而应形成制度反腐、法律反腐和组织反腐的有机结合。     

飞地经济中的“猎鹿困境”及其消解——基于博弈分析的视角

飞地经济作为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能打破地方政府之间的行政壁垒、畅通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实现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互利共赢。然而,实践中时有发生地方政府罔顾“互利共赢”的最优策略,产生“消极应对”甚至“单打独斗”的现象。这表明,飞地经济的合作陷入了“猎鹿困境”。为了更好地认识且消解这一发展困境,以修正后的猎鹿博弈分析框架为基础,对地方政府主体之间可能发生的博弈行为及其博弈均衡条件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以衢州海创园为案例,进行博弈策略设计,以期帮助地方政府走出“猎鹿困境”,亦为促进飞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