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鸣国家之盛”

近年来,“牢骚”之言不时充塞于耳。君不见,那街头巷尾,各种公共场所,三人一伙,五人一堆,大发牢骚。其中不少是干部职工,有些离退休老干部也参加了这个“牢骚族”。而大凡鼓励自己或怂恿别人大发牢骚者,大都振振有词:“不平则鸣”嘛！ 据考,“不平则鸣”源于韩愈《送孟东野序》文中“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缘情”与“反讽”:重评《干校六记》

中国古典文论向有“缘情”之说,如“诗之为学,性情而已”(《汉书·翼奉传》)、“文,心学也”(刘熙载《游艺约言》),意思是诗文创作应该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人的心灵与情感世界。又认为“情”最好“以悲哀为主”,并当有所节制;如“发愤之所为作”(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韩愈《荆潭唱和诗序》)以及“哀而不伤”(孔子《论语·八佾》)、“怨而不怒”(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等,历代有论。推之于诗文评,即是     

韩、柳散文创作理论刍议

本文从创作论角度审视韩愈、柳宗元的散文理论 ,指出韩、柳都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 ,柳比韩更重视作家的艺术修养 ,但二人对作家生活阅历修养重视不够 ;在创作动力上 ,柳宗元“思奋其志略”说比韩愈“不平则鸣”说更进步 ;在创作风格上 ,韩、柳虽有自觉的风格追求 ,但没有形成明确的理论认识 ;在文辞观上 ,韩力主创新 ,柳重文更重质     

韩愈“不平则鸣”说的心理透视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里提出流布甚广的“不平则鸣”说。联系作为文论家的韩愈的全部理论主张,其“不平则鸣”说起码包含有这样两个层次的含义。 其一,“不平”即不平静,亦即创作者内在心理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由客观外物的感发激荡而致,从而带来创作主体在创作之际的心灵的发动,并进而通过对特定对象的艺术加工,形之于言辞而传达出来。     

论唐宋词的“享乐意识”

前人在对“诗”与“词”作整体比较时,有过许多话头,诸如“诗庄词媚”,“(宋)诗言理而(宋)词言情”,“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等等。但另有一段话则似乎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那就是朱彝尊在《紫云词序》里所发的议论。他说: 昌黎子曰:“快愉之言难工,愁苦之音易好。”斯亦善言诗矣。至于词或不然,大     

宋人对韩愈“气盛言宜”理论的接受

＂气盛言宜＂是韩愈提出的重要文学理论,它与＂不平则鸣＂一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对于韩愈的＂不平则鸣＂理论来说,＂气盛言宜＂更侧重于散文方面。韩愈在粱肃文气观的基础上提出＂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的观点,在＂气＂与＂言＂的关系及如何养气等方面多有开拓,从而影响甚大。在＂气盛言宜＂理论的历史发展中,宋人的理解与接受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环,从胡瑗到李涂,不管是文学家还是理学家,在接受韩愈这一理论时都各有特色。宋人的接受亦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韩愈文学理论与佛法行持之研究

关于韩愈文学见解,除一般文学史、批评史、理论史,及文论选著皆有叙述选介外,早有多位学者发表专文和专书,大致都已得到共同的结论:韩愈文学理论,要可区分为创作目的论与创作方法论两大类.自创作目的而言,可见“文以明道”、“不平则鸣”之说;自创作方法而言,则于为文的涵养与态度,都有阐明.本文便在此基础上,将之与佛法行持作一比较.     

抒情的偏袒──论“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

“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是韩愈提出的一个诗学命题．本文认为这种现象与快乐和痛苦性征及与文化生成的意义密切相关。快乐源自个体和世界之间的亲昵共在，是一个相对完满的状态，具有不可言说性，它不关涉文化价值，也不构成人类生存的事实层面．相反，痛苦源自个体和世界的分裂，分裂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宿命．对国分裂而导源出的痛苦的超越企图是文化得以生成的合法性依据，也是文化的中心课题．艺术是孤独个体向世界吁求亲昵共在的主要途径，但本源的极地永远无法真正抵达，文学的使命也就永远不能终结．人类正是通过对痛苦的持久的想象性超越而展开不断自我解放历程，     

论李翱对韩愈古文理论的接受与发展

李翱创造性的继承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在创作论上,他接受了韩愈的文以明道、陈言务去、不平则鸣论点,并对这些论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深化了这些理论;在风格论上,他接受了韩愈提倡的平易畅达的风格,并以自己的古文实践使这一风格进一步推广,对唐中叶至宋代的文风的改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诗可以怨”诗学思想的形成及演变

以"怨"言诗是中国诗学思想中一条重要的理论意脉.它源于孔子的"<诗>可以怨",孔安国、何晏、司马迁、韩愈、欧阳修等在此基础上各有阐发.孔子的"诗可以怨"说的是诗的社会功用,"发愤着书"和"不平则鸣"是诗歌创作论,"穷而后工"则更加凸显现实存在--诗人情感--诗歌创作三者之间关系."诗可以怨"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伽达默尔论"同在":作为理解者的存在方式

"同在"(Dabeisein)是伽达默尔描述理解者存在方式的核心概念,其基本涵义是融入、参与、分有,它表明理解者的存在方式具有隶属性、真理性与辩证性.通过存在论上的"同在"概念,伽达默尔揭示了理解不仅是理解者的基本存在方式,而且隶属于理解对象即效果历史或语言世界的存在,并据此在诠释学领域驳斥了"现成在手"的存在论偏见,提出了有别于自然科学模式的真理理想和社会-政治理想.伽达默尔的"同在"概念既是对海德格尔"此在"概念的继承与修正,也是对柏拉图"分有"(Methexis)概念的复活与发扬.     

人际互动在歌词语篇中的体现形式——“你那里下雪了吗”人际意义探讨

人际意义是语篇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实现人际互动的重要层面。歌词语篇中蕴涵了丰富的人际意义。文章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框架,探讨了人际互动在歌词语篇“你那里下雪了吗”中的多种体现形式。通过分析表明,交际双方的角色、人称代词的分布、评价手段等的运用,是歌词语篇人际意义实现的重要手段,能有效地体现人际互动。     

俄汉语中表“有”意义存在句对应表达手段

针对存在句是俄汉语中一种比较有特点且应用广泛的句式。在语言学界是研究论点之一。阐述了表“有”意义存在句是存在句中最基本的句式,对其研究具有普遍的基础意义。分析了俄汉语中表＂有＂意义存在句的对应表达手段的共性与个性,同时揭示了其内在的认知原因。     

"有"字存在句与"there be"结构互译的原型效应

统计分析汉语存在句"有"字句和英语存在句"there+be+NP+(LP)"的译文,发现"有"字存在句英译时最典型对应形式是"there be"结构,而"there+be+NP+(LP)"结构汉译时最典型对应形式是"有"字存在句.汉英这两种表存在的结构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对应关系,表述功能上基本对等.在认知上,这两种语言在表达存在概念时都聚焦"存在物",在译文中以不同形式来凸显"存在物".     

杜诗"句中有眼"论析

“句中有眼”是杜甫诗歌鲜明的艺术特色之一,但一直未见深入的研究。杜诗“句中有眼”的形成,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或条件:一是南朝以下诗歌的语言格局,为“句眼”的炼制提供了形式上的准备;二是诗到盛唐,诗歌意象的大量积累、沿袭、老化,严重阻碍了诗歌艺术的发展,“句中有眼”是诗歌艺术破旧创新的必然选择;三是杜甫个人的主观努力。杜诗“句中有眼”具有多方面的审美价值。     

从生态学看《狼图腾》的后现代叙事结构——兼谈人类还有多少选择空间

生态学思想是后现代思想.<狼图腾>中有大量与生态有关的描写和言论,与后现代生态意识和叙事风格不谋而合.生态是该书的骨架和结构,也是它的细胞和情节元素.从生态学角度看,书中有四个符号(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人类生态、生命生态)系统,分别指向不同性质的现代问题,让原始素朴的"草原逻辑"与后现代的"平衡意识"遥相呼应,以悖论式的表述方式激发着读者的深层思考,也引发了诸多争议.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