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文学知识谱系及其跨界建构

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和台湾作为马华文学研究的三个重要学术场域,由于立足点不同,造成区隔鲜明又相互冲突的话语体系.以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为主要诉求的知识谱系塑造,反映出马华文学在多元政治与文化环境中的复杂性.解决文学史与观念史的偏离,有必要在“去种族”和“去冷战”前提下形成视域融合,建构一种基于文学现实的文学史叙述,从而使跨界研究获得学理对话与同情理解之可能.     

在历史与非历史之间——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断想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已经开始入史，但中国现代文学治史者仍有许多困惑，诸如研究对象的称谓——概念问题、研究单元的界定——分期问题、研究对象的性质——现代性问题等，至今无法廓清。梳理学界有关文学史与文学现代性的论争，对现代文学研究进行反思，已是我们面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当务之急。在对研究现象综述与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将中国现代文学置于一个以“五四”文学为内核的文化场的设想，以期在文学本位上解决上述部分问题。     

整体性文学史编写的两个纠结点——关于"打通"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几点思考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然而反观这种整体性文学史写作现状,我们发现它们虽有宏阔的理论构架,但因缺乏“打通”整合的内在逻辑机制而给人一种拼盘之感。这里存在着两个阻碍彼此贯通的纠结点:“五四文学”和“体制化文学”。前者高悬,有意无意地被神话化了;后者沉沦,备受压抑,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现当代文学整合进程的悬置或暂停。本文试从“整体性”的视阈对此进行清理和定位,以便使文学史书写在“现当代文学是一体”的思维理念下更加统一有序,也更加合历史合逻辑。     

学术与政治的缠绕——以《学衡》与《新青年》的对峙为例

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角度切入五四文学社团流派之争是重新评价五四文学传统的关键所在。据此，《新青年》诸君与“学衡派”的论争已不能简单地用现代与落后、激进与保守来概括，而应视为以学术为名在社会范围内展开的一次政治权力争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这种学术与政治的缠绕反映了现代中国政治压迫之下显现的脆弱的学术根基。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裂变——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反思

“五四”文学革命的初衷是呼唤人的解放,但十年后阶级意识觉醒,出现“革命文学”运动,由于受苏俄、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影响,过多地输入政治意识,致使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发生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裂变,它实质上是对“五四”新文化反传统的一次超越历史的否定之否定,流弊所及至今未已。     

反思文学史叙述与文学话语的错位现象——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为例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中国新文学中有重要影响的文学观念之一,但是这一观念在历来的文学史著中并未得到充分客观的呈现.考察60余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可以发现这些文学史著作所采取的阶级话语、人民话语或者多元话语等论述话语与周作人“人的文学”观本身蕴含的“人的话语”、“国民话语”和“启蒙话语”等文本话语总是存在错位.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错位”之中,可以洞见到有争议人物及其观念在文学史撰写中的书写状态,这也体现了文学/文化研究在众多偏颇叙述中整合最佳理解的可能性.     

略论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

一三十年代前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发生过关于文艺阶级性的论争。《新月派》梁实秋首先发难。他在《文学与革命》中宣称:“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文学一概都是以人性为本”,“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梁实秋完全抹杀了人的阶级属性和文艺的阶级性,主要在于反对无产阶级文学,进而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为了捍卫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原则,当时以鲁迅、瞿秋白为首的左     

“五四”文化传统与女性写作

“五四”人文和启蒙的光辉烛照着中国女性的心灵。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女性写作历程便是女性作为“人”的内涵的不断丰富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艺术提升。同时，由于“五四”新文化结构内部“性别”的匮乏，又使女性话语的边缘挑战变得艰难而复杂，但它永远不会终结。     

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史的书写问题

媒介生态作为传播学的一个流派,可以改造成为百年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理论原则。将媒介生态区分为宏观媒介生态和微观媒介生态,能够将其与百年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关联起来,从而为书写百年中国文学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从媒介生态的视角进行百年中国文学史书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可以界定百年中国文学的叙述起点,更新百年中国文学史的书写范式,变革百年中国文学史的叙述方式,厘清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动力。     

滑稽论争背后的话语权——论周作人叙述中的两种滑稽

《语丝》被指为“新式《晶报》”周作人对此多次否认，并区别自身的滑稽与《晶报》式滑稽。进一步观察--J-4~N作人对传统滑稽文学多持否定态度，而以西方文学中的滑稽资源为典范。本文通过探讨周作人叙述中的两种滑稽的来源及立场，揭示这一滑稽论争背后所隐藏的话语权之争，并指出周作人这一二元对立的滑稽立场，造成了后世文学史叙述对于传统滑稽文学的无视。     

对“五四”激进主义发展命运的另类解读

“五四”是一个张扬激进主义的时代。它以思想启蒙为指归,但为什么它没有沿着欧洲式的启蒙道路走,相反却采取苏俄式的激进方式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在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作家的文学观以及现代文学史叙述作全面梳理的基础上,从沉浸在历史的具境中的角度真实地考察“五四”激进主义的发展轨迹和在历史上的是非得失。     

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文学史观讨论”和“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使陈旧的现代文学史观处于被改铸、修正的状态，特别是“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从不同于“政治标准第一”的视角重新评估有关文学现象和作家，对于开拓现代文学史研究及文学史观新局面具有启发意义。中国现代文学具有某种宽容的素质，因此在对它的历史叙述中，也必然吁求着方法、角度、体例的宽容性和多元性。可这时期的现代文学史观的建设与开拓虽然相当活跃，却无法称为“多元”。此外，文学史观须具有可操作性，然而在这些讨论中，学者们指责了那种写文学史的人未必有自己史观的现象，而对那种光提出空洞的、想当然的文学史观却不顾其可否操作的现象指责乏力。这些观念上的缺憾导致了新时期现代文学史写作“热闹”而欠丰富的局面     

台湾近代后期诗歌的情感特征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台湾近代文学的发展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840年至1894年为近代前期；从《马关条约》签订到1919年为近代后期。在近代后期的25年时间内，台湾已沦为日本国的殖民地。可是，创巨痛深的台湾人民“誓不臣倭”，思想感情同整个中华民族依然“耦断丝连”，其情感基调是一个“愤”字，分别表现为悲愤之情、激愤之情、义愤之情、忧愤之情和忠愤之情。这是台湾近代后期诗歌的主体情感，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一、悲愤之情：斥责腐败清廷甲午战败，腐败的…     

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十七年文学"

说到“十七年文学”，至今还是有人停留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知识型构之中，仍然以政治/艺术的两极对立的评价模式，简单地否定其所具有的文学史研究价值，因其强烈的政治色彩而将它与“文革文学”一起摒弃在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之外，不承认它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内在连续性。我认为，孤立地从所谓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的单一角度来处理“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显然是意义不大的。因为所谓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本身就是需要质疑的。什么样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这样一种标准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历史地形成的？即…     

当代文学经典化建构的三个维度及反思

文学经典化过程是文学作品的动态价值汰选过程。从学术源路看,文学经典化的论争有本质论与建构论之争。无论对文学经典予以过分地政治化解读,抑或固守审美自律的本质论经典观,都存有一定罅隙。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是文本生产、文学传播、文学史书写以及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观念共同运作并集各种权力斗争相互交织的结果,建构当代文学经典应从文学自身艺术品质、文学史和文学接受三个维度去把握。伴随消费文化的兴起,当代文学经典化需着重把握文学经典化尺度标准的相对性与冲突性之问题、文学经典化中的话语权力与功利主义之关系、文学经典的继承与发展之问题等。     

也谈晚清和“五四”

十多年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语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常见常闻的关键句之一.但这是一种诱导性提问,意在强调晚清作为文学阶段的重要性,而质疑"五四"的开创性意义.五四时期出现了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有理由命名为"新"的文学,而如今问责"五四"者往往混淆了文学史和文学史叙述,将窄化了的文学史叙述作为批评"五四"的依据,透露出其对"五四"的反思也肇于逆向观照的运思逻辑.     

论“五四”时期文学运动中的编辑出版行为

本文中“‘五四’时期文学”一词，沿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圈内大抵已经约定俗成的界定，指1917年发生的“五四”文学革命至1927年兴起的革命文学这一阶段的文学。之所以这么分期，一方面在于概说方便；另一方面更在于无论文学症候还是编辑出版行为本身，这一阶段都有着自身鲜明的态势与其前后区别。至于其文学症候之异，学界论析已详，本文从略；而此一时期编辑出版行为特征，则无疑是本文阐述的焦点。一、“五四”时期文学运动中的编籍出版行为表征“五四”新文学运动一发动，就是与编辑出版行为如影随形的，所有新文学史都以《青年杂志》（…     

德性视野中的文学书写——章学诚《文史通义》中的德性与文学关系论释

章学诚透过“天人之际”的生命祈向，洞见人性的“阴阳之患”。其文学标准是“气昌而情挚”。通过集义养气来达到“气积而文昌”，通过修辞立诚来达到“情深而文挚”，通过临文敬恕，把德性贯彻到写作全过程，完整地建构起德性主体与文学书写的关系论述。     

"个人"文学的典型文本——论"五四"日记体小说的叙述方式

日记体小说是“五四”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小说样式,并在“五四”前后形成一股创作热潮。“五四”日记体小说作为“个人”文学的典型文本,具有独特的叙述方式:它的叙述主体是“夹缝中生存的边缘人”,提供了反理性、反常规的审视角度;它以人物的情绪脉络为结构,是“片断中倾吐的心灵絮语”;它的叙述时间是“此在中体验的进行时态”,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生活;它以“封闭中内省的我———我自诉”为聚焦方式,给予隐秘灵魂最深切的观照。     

关于九十年代以来十七年文学史“异端”书写的探究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叙述尤为呈现出一种突围意识,试图打破既有规则,在“知识学”立场、“启蒙主义”思想、“现代性”反思语境中加以重构,彰显了更为活跃的话语需求和区别于主流言说的“异端”①书写的趋势。九十年代以来对十七年文学史书写模式的种种探索的实质是在不同范畴中对文学“合法性”的挖掘,然而其中又暴露出评价标准泛化、模糊化、个人化甚至过度阐释等弊端,对于审美“伦理性”的重视不足,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