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口流动视阈下的乡村治理困境及对策

农村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乡村治理历来是我国国家政治生活的根本。20世纪90年代,蔚为壮观的农村人口流动并未给乡村治理带来积极效用,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使得乡村发展陷入一种治理性困境。本文对当前农村人口流动背景下乡村治理困境的现状及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诸如制度创新、组织建设、教育投入等方面的解决对策。     

人口流动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困境——基于关中Y区的调研

农村人口流动给乡村社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村庄治理出现了许多始料未及的新问题。以关中平原的村庄为例,探讨人口流动背景下,村庄治理的困境;以村庄治理的主体、村庄治理的客体以及治理的过程为载体,分析了人口流动背景下村庄治理的具体困境,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思考。     

乡村振兴背景下滇南农村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特征、利益机制及影响研究——以建水县“羊街现象”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施行推进了农村土地的集约化经营,集约化经营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产业的稳步发展和经济效应的增长不断拉升产业聚集地的用工需求,从而吸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产业聚集地流动,形成了农村人口“乡-乡”流动的现象。滇南“羊街现象”是这种现象的典型案例,研究羊街流动人口的特征、利益机制及影响,可以揭示和阐释乡村产业振兴下多民族地区农村人口流动的底层逻辑：土地流转政策助推农村产业兴旺,产业兴旺吸附流动人口,利益机制稳定流动人口。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能源价值实现的困境及出路——以山东省为例

农村能源价值是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社情、国情范畴内农村能源发展所要实现的目标及价值追求。实现农村能源价值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障乡村振兴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对山东省部分农村地区能源利用状况的研究可以发现,当前农村能源价值的实现仍然面临着能源生态价值未能凸显、能源经济价值欠缺、能源安全价值体现不足、能源正义价值未能实现等多重困境,直接制约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国农村能源价值的实现需要综合考虑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法律法规的规范引领、城乡能源发展利益的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协调,并需要创造性地探索村镇集体能源供给等多种能源发展新模式。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研究——以安徽省农村人口迁移为例

我国传统城镇化带来农村社会结构失衡、“大城市病”等社会问题,影响了城乡协调发展。追求城乡一体、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推动了乡村生产要素集结发展,推进了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新型城镇化中,人口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是核心。农村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有利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受区位优势等因素的影响,安徽省城镇化发展由外延向内涵提升,人口回流趋势明显。在就近迁移、就地改造两个方面,安徽省形成了大城市扩容、中小城市产城一体化、中心集镇建设三种主要模式。     

突发事件下的乡村应急治理研究——以安徽省安庆市A、B两村为例

突发性公共事件具有隐蔽性与破坏性,妥善处理突发性公共事件对乡村发展与公共安全至关重要。以安徽安庆市两个自然村的森林火灾、新冠肺炎疫情和洪涝灾害等事件为案例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乡村在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中存在危机应对滞后、村干部应急能力不足、乡村群众协调失衡等问题,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应急处理是乡村治理的一块短板。从乡村治理主体、乡村社会及乡村价值观角度对调研村庄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提出通过增强多元主体治理能力、强化社会治理保障、培育良好乡风等方式完善乡村应急治理,以提升我国乡村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治理能力。     

城郊乡村治理问题研究——以重庆市东风村为例

中国的农村有许多种分类,而城郊农村属于其中的一种,具有特殊性。重庆市东风村地处城市边缘,属于典型的城郊农村。通过实地调研发现,该村庄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集中在治理主体和经济建设方面。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完善思路对中国城郊乡村问题研究将具有启发意义。为响应新农村建设的号召,可以从选拔优秀人才,加快经济文化建设和提高村民素质方面对城郊乡村治理进行完善。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女性的角色转变困境以重庆市武隆区H乡为例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随着农村经济的转型发展、人口流动的加快、女性赋权增能机制的落实,农村女性在家庭、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层面经历了从传统的依附于家庭的附属者开始向乡村振兴的主力军角色转变。在此过程中,农村女性面临着多重期望角色、角色能力和角色需要、主体角色愿望和传统社会角色期望之间的冲突与困境。政府和社会应在文化宣传、教育培训、公益托育等方面加强政策支持,激发农村女性向新角色转变的内生动力,塑造新时代的新女性。     

徽州文化视野下的乡村治理——以绩溪宅坦村为例

乡村治理的状况如何关乎转型期农民问题的解决。文章以安徽绩溪县宅坦村为例,考察了该村的乡村治理现状及其特点,认为它由于有传统文化的支撑才得以呈现出比较理想的状态,因而我国的乡村治理不能忽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继承。     

“人口倒挂”村社会治理的困境与突破——以东部沿海地区H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在城乡、区域之间“推拉力量”的作用下，东部沿海地区开始涌现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庞大外来人口群体，从而造成相当部分地区外来人口数量超过本地户籍人口数量，形成“人口倒挂”现象，特别是出现了一大批“人口倒挂”村，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文章以H市为例，指出此类村庄普遍存在的管理体制机制、公共安全维护、公共资源配置、生活环境优化、公共事务参与等方面的困境。提出对“人口倒挂村”完善信息化管理，实现协同式管理，推进融入式管理，实行“调控式”管理。      

迈向精细化的乡村治理——以一个陇西移民村的治理实践为例

自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总目标以来,"精细化治理"成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以一个移民村的治理实践为例,分别从政策执行的精细化、村干部权责的精细化以及村民日常生活的精细化三个维度阐释D村乡村治理中的精细化趋向及其背后的运作机制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在国家的精细化治理要求下,细致的政策制定构建了精细的乡村治理组织体系,从而进一步明晰了村干部的权责匹配,由此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精细化乡村治理路径;同时,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精准需求助推了乡村治理评价体系的细化,又自下而上地倒逼着乡村治理朝向精细化发展。但迈向精细化的乡村治理仍然存在若干现实问题,如何能在这一路径下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还有待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     

乡村治理的自主性困境及其化解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赋予乡村地区必要的治理力量、治理资源和治理权限,是实现乡村治理水平提升并推动乡村治理从维持型向发展型转变的内在要求。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完成以来,国家给到乡村地区输入的治理资源和嵌入的治理力量日渐增多,乡村治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由于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在乡村治理资源的使用、治理格局的主导和治理权限的获取等方面面临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困境,使得乡村治理的绩效并未随着治理资源和治理力量投入的不断增加而出现明显改善。赋予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对乡村治理资源拥有一定限度的自主配置权,构建以乡镇政府、村级组织和村民代表为主、外部嵌入式治理力量为辅的乡村治理体系,赋予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必要的自主行为空间,激活乡村治理内生秩序等是化解乡村治理自主性困境、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改善乡村治理绩效的基本路径。     

乡村治理困境阐释:基于信任框架

信任是社会正常运作的基石,是治理的基础性要件。乡村治理旨在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这需要构建一系列的信任来维系和浸润。随着市场经济力量不断渗透到村落场域,行政效能不高的乡镇机构、臣民式文化的乡村型态、半熟人社会的乡村生态,导致治理权力呈现内卷化、治理效益出现过密化、自治能力显现衰退化趋势,引发村民对社会秩序、村干部权威和合作者义务不同程度的不信任,给乡村治理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困境

乡村治理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农村现代化课题,随着农村后税费时代的到来,新的乡村治理问题也开始出现,转型期的中国农民迫切需要基层政府履行其公共服务、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职责,但从收粮催款中解放出来的乡镇政府却陷入了职能转换迟缓、公共产品供给艰难、粮食安全生产危机的困境,这些困境也进一步使乡镇政权面临新的政治合法性危机。     

乡村振兴背景下政府治理农村集体经济的现实困境与路径突破

政府作为现代乡村社会治理的牵头人,应承担起在农村集体经济中的职责与使命。通过实践考察发现,政府在治理农村集体经济中存在理念错位、方式失当、权限模糊、保障不足等多重困境,其困境产生的根源是乡村振兴政绩考核制度不完善、项目资源配置不合理、政府权责不清、自治主体能力不足以及政府监管保障制度不健全和人员技术供给缺乏。因此,多元设置,完善考核评价机制;统筹互动,优化资源配置运作机制;协调内生,构建政府与自治主体有效协同机制;多维合力,健全监管制度和技术监管保障机制是实现农村集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路径。     

流动性治理：乡村社会治理的“流动转向”

随着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的持续推进,乡村社会正发生着多维结构的转型、解构和重构,呈现出明显的流动性、液态性、微粒化特质。立足新时代乡村社会结构多元分化且流动的社会事实,如何理解乡村社会治理的机理和实践模式已成为提升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迫切之需。文章结合社会学研究的新流动范式,提出流动治理的概念,旨在将乡村社会放置于流动语境中进行讨论,建立起乡村社会治理的流动性主客体,继而对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进行价值上的新反思、理论上的新审视和范式上的再建构。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治理困境与模式选择

基于广大农村地区存在地理位置、经济状况、村庄内部凝聚力等方面的差异,主要针对团结型村庄、分散型村庄、分裂型村庄等,分析了当前新乡贤在不同社会结构的村庄中参与治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了不同社会结构的村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有效模式,以期因地制宜地利用新乡贤资源,充分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治理困境下的乡村文化建设研究:以农家书屋为例

农家书屋工程属于我国当前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J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运行现状的考察,以及对农村居民的文化需求与满足情况的调查,发现作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之一的农家书屋存在建设和使用缺位与错位的现象,并面临着选择性政策执行、数字化政绩游戏、乡村干部责任缺失与信任危机等压力型体制下的乡村治理困境的影响。我国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实现农家书屋建设管理主体和权力中心的多元化,从而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中的合作、参与、协商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乡村振兴背景下致富困境及化解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时代,我国农村建设工作在广度、深度、力度和精准度方面达到新的水平,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改善明显,但村民致富工作仍面临一些困境.基于安徽省T县致富情境的调查研究发现:在致富机制方面,脱贫致富长效不足,致富机制有待改进;在致富环境方面,服务设施支撑薄弱,发展模式尚需创新;在治理主体方面,农村居民"志""智"有限,致富内生动力不足;在增收致富方面,产业扶持效果欠佳,持续发展支撑缺乏;在帮扶资源方面,帮扶力量结构单一,社会资源有待开发.乡村振兴时代要实现农村经济稳定持续发展,还需强化顶层设计、更新致富机制,优化致富环境、推动区域发展,实施志智双扶、激发内生动力,发展产业扶持、拓宽增收门路,创新帮扶格局、融合社会力量等,以构筑农村经济发展长效机制,化解致富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