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广东词人与旗人词人词学交游考论

近世时期,与广东词人有过词学交游的旗人词人至少有12位。教授后学、唱酬吟咏、为词集作序跋是他们交游的主要形式。与旗人词人的交游是近世广东词坛对外交游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世广东词坛词体创作的繁荣兴旺。考察和讨论这些交游活动,可以为比较细致地观察以及尽可能清晰地勾勒近世广东词史提供有益的帮助。     

清末民初郑文焯的词社活动

以声情为重要特征的词体,遭遇清代重压的政治局面获得了中兴之势.晚清民初,动荡的时局,飘零的心绪使大批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大潮下寄寓于词,结社而和,成为了清词复兴的重要标志.郑文焯作为清季四大词人之一,不仅主持参与了各地的词学结社活动,更通过提携社友、校勘词籍和发表词论的方式推动着南北方的词学建设,成为了晚清词坛一抹斑斓瑰丽的余晖.     

郑文焯词学述论

晚清四大家之一的郑文焯词学成就极高,其词学建树涉及批评理论、词律理论及词籍校勘理论.词学批评方面他继承常州派词学,而又有所拓展,主张清空寄托;词律上力纠词坛之偏,强调声律艺术与思想内容的结合;词籍校勘方面提出校词、实证与领悟相贯通等方法.郑文焯不仅在晚清民初词坛享有盛誉,在中国词学史上亦具有重要地位.     

论清末民初词选对现代词史论著形成的影响

随着现代词学的萌芽,以选本为基础,清末民初出现了词史型选本和选本型词史等过渡形态的词学著述。前者在词选的框架上体现出对词人群体和词坛风气变化的关注;后者虽以论著体形式出现,但其叙述方式和详释体例都保留着鲜明的选本痕迹。这两种过渡形态为现代意义上词史论著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晚清民国词人高毓浵及其《燕赵词征》稿本考论

晚清民国时期的津门词人高毓浵,奔走南北,参与上海、南京、北京、天津各大词社的唱和活动,与于当时主流词坛。其词以咏物、题画、酬唱、闲情为主,体物幽妙传神,格调清丽深婉。论词受常州词派词学思想影响甚深,尊词体,以清丽婉约为宗;重声律,以能入歌为准绳。博观慎取,不受时俗拘囿。出于敬乡之情和阐幽表微之义编纂《燕赵词征》,其规模虽小,却是燕赵词和词学研究的重要文献,对深入研究晚清民国词坛活动和词学思想具有重要价值。     

以梦窗词转移一代风会——晚清四大家推尊吴文英的词学主张及意义

晚清四大家推举南宋词人吴文英的努力是晚清词坛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吴文英因其特殊的风格在词学史上独树一帜,南宋末年颇受推崇,元明却默默无闻,清代前中期梦窗词逐渐显现,至晚清吴文英则被推为至尊的地位.晚清四大家长期校勘整理梦窗词集,对梦窗词的思想意义、艺术价值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并有意用梦窗词的特殊风格影响、改变现实词坛的风气.     

地缘与词缘:论郑文焯的词学渊源

晚清词人郑文焯最初对词学深为鄙夷,此后却以词学大家身份扬名后世,这一转变当与他寓居壶园时与后期吴中词派词人潘钟瑞毗邻而居,受其指授有莫大关系。结合潘钟瑞《香禅日记》之记载及郑氏致潘氏信札,梳理二人交往情况,可发现在其频繁的词事往来中,郑文焯《瘦碧词》的创作潘氏实参与其中,且潘氏的词学宗尚对初登词坛的郑氏影响巨大,郑氏崇尚姜夔的词学喜好与"清空寄托"的词论均体现出以潘氏为首的吴中词派词学观的影响。     

王鹏运与晚清词学群体

王鹏运是晚清四大家的重要代表,他积极参与并领导了清末的几个重要词社,启发和促进了清末词坛的群体意识。在觅句堂唱和群体的活动中,王鹏运与不少著名词家相交结,开始崭露头角;在咫村词社的活动中,王鹏运影响了郑文焯与朱祖谋,初步显示出后来晚清四大家共同的词学追求;在庚子秋词与春蛰吟等唱和活动中,王鹏运身体力行,带动其他成员,将常州派的词学主张发扬光大,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王鹏运所参与并领导的词学群体活动,是晚清词坛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据此梳理晚清四家间的词学传承以及清季常派的发展轨迹。     

晚清学者李慈铭的词学思想

晚清学者李慈铭的词论散见于著述中,长久不被人知。他以神韵诗学为理论基础,构建崇尚婉约含蓄的"格韵词说";词体认识上,区分诗词的不同文体特征,并对小令长调有不同的审美标准,均体现了他词论的独特视角。词人品评时更能体现词论的价值,一方面针对浙西词派之弊,系统品评了词坛名宿,表达了对南宋词的厌恶和对《花间》婉约词统的推崇;另一方面在咸丰年间继续推动纳兰词的批评,构成了清代纳兰词批评史中重要一环。这些丰富的内涵对我们了解咸丰词坛具有重要的意义。     

咫村词社考论

咫村词社是晚清词人重要的集散地,对晚清词学的走向有着直接的影响.王鹏运、朱祖谋等词人在咫村词社的交流中整合前贤理论,形式与内容并重,标举吴文英,自成一家,成功开创了晚清新词风.     

论民间词对文人词体兴起的影响

随着对词体发生问题研究的深入,民间词在文人词兴起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学者的普遍认可。然观今日词学界对文人词体兴起原因的探讨,一方面,虽承认民间词对文人歌词创作的影响,另一方面,民间词是如何影响文人层,以及文人如何吸收民间新的歌辞样式进行歌词创作的,有关论述却显得苍白。本文通过对词调本事及运用情况的考察,说明民间词向文人层扩散,从而促进文人词体兴起的具体途径。     

词集校勘研究的创获与词学价值——以《晚清民国词籍校勘研究》为中心

清季民国词集校勘成果丰硕,《晚清民国词籍校勘研究》以具体文献文本为依据,细读详剖,对词集校勘做整体研究并做理论提升,同时对词集校勘值得商榷之处提出见解,这无疑对建构完整的词学体系富有积极的意义。     

王国维的词评与词作

依据史料分析,王国维的沉湖自杀是家庭变故和时局、军事、政治等多种因素综合变化的结果。将王国维的词评置于其思想衍变的过程进行讨论,可知其见识的深远,他推崇李煜、屈原的个人原因,即将文学的审美功能与社会的教化功能统一的见解。王国维虽然自认为其词作可与欧阳修等人媲美,实际上其词作在意境诸方面远不如前辈大家,而其流传于世的词评《人间词话》则成为不朽之作。     

论<绝妙好词>对词学思想的影响

周密编纂的<绝妙好词>一书,对前辈词论家沈义父的词学观有所酌取,又因与张炎论词主张相通,故为张炎之<词源>以及传张炎词法的陆行直<词旨>所取材.这部词选对清代词学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所昭示的"南宋体"词;对词选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开宗立派.自<绝妙好词>后,一种新的选词型态--选派词选确立,即通过选词确立宗派阵营.     

"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雅化--论苏轼词与"雅词"的关系

“以诗为词”是人们对苏轼词创作的基本认识 ,但“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发展及其与“雅词”的关系怎样尚需深入讨论。苏轼以写诗的态度进行词体文学的创作 ,从内容上将当时尚属俗文学的词体文学纳入传统雅文学的范畴 ,以词来写士大夫文人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思想、情感、交游、应酬、雅集等官场及日常生活的情事。同时 ,苏轼并没有忽视词体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 ,他并未完全将诗歌的题材用于词体文学的写作 ,而是在表现士大夫文人的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基础上 ,有选择的将诗歌的部分题材用于词中 ,既突破了词尚俗的传统 ,在内容上使之归雅 ,为南宋以后的雅词提供了借鉴 ,又使诗词各自的表现特征得以保持。因此 ,苏轼的“以诗为词” ,对词体文学的贡献 ,应该是使词的归雅 ,并且具备了雅俗共赏的艺术价值     

葛洪与辞赋——以其创作中的辞赋化倾向为中心

葛洪在我国文学史、宗教和哲学史、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均有着独特地位。对于葛洪与辞赋的关系,目前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较少论及。本文试从葛洪的辞赋观和他在其子书《抱朴子》创作上表现出的辞赋化倾向两个层面,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     

“歌者之词”与“文人之词”

从传播学角度而言,宋词的发展以宋室南渡为界,由口头传播的"歌者""应歌"向以书面传播为主、抒发个人情感和文人之间的酬唱应和转化,传播媒介除了歌者,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纸质媒体的书面传播,词学理论的成熟和系统化均成为南宋文人之词时代的主要特征。     

草窗词词调声情探微

周密是宋季著名词人之一。在其留存的一百余首词作中,词调丰富,声情繁茂,创作技艺高超。通过草窗词作的具体分析更能进一步掌握词调与声情之间的关系,并可窥见晚宋词坛的创作走向及风气。     

论张氏四英词及与常州词派的关系

张氏四英是常州派女性词人群的代表.她们生于书香门第,长于文教兴盛的常州地区,受到良好的传统儒家教育.她们的词作是情志的自由抒发,既有女性的自觉意识,也寄托了儒家传统的积极用世精神.其词笔秀逸,得碧山、白云之神.她们以创作实绩有力地实践了常州词派的理论,为我们全面认识常州词派提供了另一种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