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都铎立法悖论”析专制王权与议会的关系

都铎时期是英国历史上最活跃的立法时期之一。国王在此期的立法活动中通过控制下院议长人选、影响议员选举、必要时逮捕议员等方式施展君威,从而在立法过程中明显占据主导地位。但另一方面,随着宗教改革的发生和深化,议会立法权也迅速扩大。国王主导立法与议会立法权的同期扩大构成了“都铎立法悖论”。从根本上说,“都铎立法悖论”现象是特定时代历史需要和英国独特议会制度共同作用的产物。从对“都铎立法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都铎时期,合作是专制王权和议会关系的主流,但冲突和斗争一直存在,并且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和独立意识的增加而日见其剧。     

论都铎王朝初期的叛逆罪立法

在中世纪英国,叛逆罪是指臣民严重侵害王权和危害王国安全的犯罪行为,国王为了维护统治,常进行叛逆罪立法.都铎王朝初期的国王为了维护统治,推出多项叛逆罪立法,以应对经济、政治和外交方面出现的新问题.这些叛逆罪立法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体现出英国从中世纪国家向近代国家过渡的时代特点.借助这些叛逆法,都铎王朝初期的国王达到了强化王权、维护统治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英国都铎王朝“王权至尊”的确立

都铎王朝是近代早期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王权至尊的形成则是英国近代早期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政治表现。王权至尊是亨利八世通过宗教改革来逐步实现的。国王突破中世纪的二元权力体系,成了英国教俗两界的至高权威。亨利八世一方面大力复兴罗马法,宣扬罗马法中加强君主权力的精神和原则。同时利用王在议会的立法权,向通过议会制定的法律寻求至尊王权的法律保障。在这个过程中,英国的王权与议会共同发展起来,王在议会取得了英国最高立法权。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变迁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是国家法律体系建构中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从我国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演变看,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地方权力大小各异,但相对于中央立法权,地方立法权是逐步扩大的;在中央立法权缩减的同时,地方立法权总体上呈扩张趋势,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对国家结构形式与分权关系认识的加强、治理方式的民主化和差异性国情下的市场经济。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我们应在法制统一的原则下,适当扩大地方立法权;实现立法权的均衡下放;力求权力配置上法制化和科学化,运用立法监督制度规范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划分的思考 ——以民法为视角

从立法体制而言,我国的立法主体分为国家和地方立法机关,国家立法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其拥有国家最高立法权,是其他国家立法渊源和地方立法的依据和基础.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学术界关注国家立法权的越来越多,但从民法角度研究国家立法权划分存在的问题尚属少见.     

从“都铎悖论”到“议会主权”——英国的权力二元论及其启示

英国的宪政体制发展,经历了从“都铎悖论”到“议会主权”的两种宪政样式,在这过程中形成的双重权力观念中包含了内涵丰富的法治理论.从英国宪政的发展来考察,可以发现,把权力分成三种,互相制约并不是铁律,关键在于,在这个国家体系当中,是否存在着一种有效的法治体系.     

空白授权立法的危害性

空白授权是一种形式上的法律授权,这种授权方式对行政授权立法没有任何限制,导致议会立法权旁落,行政权力过度膨胀。许多国家感受了“空白授权”带来的弊端。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行政法学,普遍强调实质理性和正义,重视良法为治,主张议会立法权也应受到限制,议会制定的法律也须具有良法的品质。     

中古晚期英国税制的演变

中古晚期以来,英国税制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国王靠自己收入生活"阶段、国王与议会争夺税收控制权的阶段、近代国家税制形成阶段.每个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一演变反映了英国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对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     

论设区的市立法权限范围

设区的市行使地方立法权以来,新享有立法权的设区的市行使立法权呈现出制定地方性法规数量有限、地方性法规数量呈现大幅增长趋势、地方性法规制定地域较为集中、立法内容基本符合立法权限范围的特征;而本享有立法权的较大的市行使立法权呈现出有关城乡建设与管理立法最为丰富、出现"旧瓶装新酒"现象、越权立法大量存在的特征。设区的市行使立法权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越权立法问题突出、设区的市的立法需求与立法权限失衡以及重大改革于法有据难以充分实现。因此,应当通过对《立法法》中列举地方立法权限范围后的"等"字做扩张解释,从而扩张设区的市立法权限范围。在扩张解释时应当考虑是否具有上位法依据、是否具有实际立法需求、是否严格履行立法程序和是否具备足够立法能力等因素,从而将对立法权限的扩张解释控制在合法、妥当的范围之内。     

节制是立法者的美德——兼论立法理念的错位与变革

我国立法速度过快、数量过多以及立法所涉范围过广的问题,应当引起我们对由此可能导致的法律确定性、权威性的减损和法律实施困难等负面效应的警觉,以及对"法律万能论"、立法动机错位和立法权中心化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努力手求立法理念的转变与提升,扩大立法中的民主参与,鼓励并支持提高社会自治能力,以提高立法质量,遏制过快发展的立法活动.     

英国近代早期的戏剧与政治

16 世纪末,英国人文主义戏剧发展空前繁荣,同时围绕着戏剧以及剧院错综复杂、矛盾重重的宗教关系、政教关系亦暴露无遗。一方面,借助清教徒运动而崛起为一支重要宗教力量的清教徒,为彰显自己的强烈道德责任感,视戏剧为伤风败俗之举,竭力反对和抵制戏剧,伦敦城的众多剧院成为清教徒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另一方面,都铎王室却积极鼓励戏剧的发展,推动戏剧正式合法化,设置节庆典礼官以强化对戏剧的控制,并大力扶持历史剧来演绎实质上即都铎国家主题的"都铎神话",为巩固政权服务。戏剧和戏院被推到了政治的风口浪尖之上,出现了所谓的剧院政治现象。其高潮性标志事件即1642年已掌握政权的清教徒颁布的关闭伦敦所有剧场的法令。但清教徒对戏剧的大肆反对客观上促进了文艺复兴时期国王与剧团、剧作家以及演员之间一种奇特联盟的形成,为英国戏剧"黄金时代"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信息时代行政立法的信息利用

信息对于行政立法的意义重大而深远,对信息的利用充分与否决定了行政立法的质量.行政立法的民主、科学、理性、实效性强等要求都可以通过对信息的充分利用得以实现.握有行政立法权的行政机关应当积极主动地"开门立法",发展多元主体参与立法,在立法的每一阶段充分、有效地利用相关信息,以夯实信息时代行政立法的信息基础.     

英国议会法令立法后评估的得失及启示

英国议会法令立法后评估制度采取了议会与政府分工原则下的两阶段模式,但是其系统性和刚性都不强。该制度推行后,政府部门立法后评估日趋规范,而议会立法后评估却裹足不前。两阶段式立法后评估的制度设计几乎没有实际运转,难以促使政府改进其立法工作。两阶段模式可能造成下议院谨慎对待第二阶段立法后评估。政府主导立法后评估、制度化程度偏低、缺乏成熟的立法后评估指标这些因素可能阻碍了立法后评估的良性发展。这些教训值得我们警惕。英国在评估对象的选择、引入第三方参与等方面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学习。     

论英国都铎王朝时期民族君主国构建的要素

都铎王朝时期,英国民族君主国的构建是一个不自觉地迈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民族意识的觉醒,国王主权的确立,经济民族主义的萌发等要素都推进了这一进程,并为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王在法下”的浪漫想象:中世纪英国“法治传统”再认识

受"辉格派"史学的影响,诸多西方学者一直强调中世纪英国盛行限制王权的"法治传统"。然而征诸史实则不难发现,在当时的英国,虽然流行着由日耳曼法、封建法与神法融合而成的"王在法下"的观念,但这种观念并不能真正地限制独裁的国王。被视为体现这种"法治传统"的议会,虽然有时限制君主的权威,但仍旧是国王的议会,从根本上说是支持王权的。大贵族集团利用议会来争权夺利,不应该被视为宪政意义的"革命"和"实验"。对西方学者的这一"辉格版"诠释,我们应该重新考量,在研究中将"思想中的政治"、"制度中的政治"和实际发生的政治区别开来,得出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     

中国立法机关变迁的法文化特质

中国立法机关的历史变迁经历了无常设立法机关、常设机构和群臣参与、立法权专属于特定机关三个时期.在法律本身是经义或礼仪的附庸那些年代,立法权并不专属,而是控权集团贯彻时势政策的附从机构;中国古代的司法权不独立于行政权,决定了立法产生的法律规范本身并不分立于其他行为规范.清末以降西方民权思想的引入,开始让中国人认识到人民主权理念支配下的立法权才是国家最重要的主权归属;举凡民政、财税、军政等整个社会生活都应由立法来规范,并且这些法律是能够得到充分地贯彻实施的;立法权开始专属于议会机关或类似代表机关.     

试论行政立法的监督和控制

随着政府职能的强化和社会关系的日趋复杂 ,现代社会国家立法内容也呈现出复杂性、专业性和技术性 ,议会无论从时间上 ,还是从技术上 ,都不能事无巨细地制定法律。议会制定法律 ,只能是规定或设定一般抽象的原则或标准 ,而把具体的实质性内容委任给政府来规定 ,这便是行政立法或委任立法。行政立法发展到今天 ,在解决现代社会所出现的复杂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因而成为各国政治、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与此同时 ,人们对行政立法的批评和指责也从未停止过。究其原因主要是 ,行政立法违反了传统的分权原则 ,将立法权和行政权合二…     

都铎时期英国的政治话语

都铎时期英国政治话语围绕着美德、王权至尊和反抗的权利三个关键词展开.这三个关键词都是英国社会提出来的,美德伦理学是古典政治理想复兴的结果,王权至尊是英国宗教改革的核心内容,起源于宗教义务的反抗权利理论,却把政治思想带入现代的争论之中.     

都铎王朝变革对英国民族国家确立的影响

都铎王朝在英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此期间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直接促成了英国民族国家的确立。民族主义是都铎王朝首位君主亨利七世用以维护王位合法性的重要手段,此后由亨利八世出于个人私利而发起的宗教改革则进一步激发了英格兰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民族统一、社会稳定的政治环境,这与都铎君主强化王权、加强中央集权的诉求不谋而合,由此而展开的地方离心势力治理、政府机构改革、军事力量强化、法律体系完善以及海外扩张对内巩固了国王权力和中央政府权威,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外则提升了英国作为新兴民族国家的国际地位。     

英国都铎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英国都铎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王乃耀英国著名史学家陶尼认为：“都锋王朝时代是商业时代，而且随着世纪的推移，变得更加商业化了。”①都铎王朝时期（１４８５—１６０３）商品经济之所以有大的发展，一是１６世纪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