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人权立法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冲突看二者之差异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的人权立法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冲突进而探寻二者之间深层次的差异,从而找到我国人权立法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差距。     

人权冲突视野中的人权标准范畴

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人权问题上有着激烈的分歧和冲突。人权标准的不同是造成人权分歧和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资产阶级人权学说以“天赋人权”论为依据,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把是否符合人的感性欲望或人的理性作为人权的评判标准。马克思主义人权学说以唯物史观为基础,认为人权标准是对现实的人权状况或人与人之间现实的权利关系进行评价的尺度、准则和规范,是在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中确立,并与社会的进步及人权内容的发展变化相适应的动态的、历史的范畴,具有客观性、阶级性、普遍性、相对性等本质特征。     

中西人权冲突的伦理分析

中西国际伦理的不同是导致中西人权冲突的重要因素,伦理渊源的不同导致的人权理论与实践差异是中西人权冲突的重要原因,双方在国际道德标准上的差异是中西人权冲突的重要根源,而双方在国家利益与国际道德取舍上的差异则是中西方人权冲突的根本原因。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人权观述评

哈贝马斯将交往理性引入人权讨论之中。他主张以人权的文化间性来解决后形而上学社会中的人权的外在的形式冲突。人权具有道德和法律两方面的内容 ,在当今 ,强调人权的法律内容对加强人权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哈贝马斯的人权观是一种理性的、后形而上学的人权观 ,这种人权观对解决当前的人权冲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文明的冲突抑或共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与罗尔斯"重叠共识"论之间

冷战后的国际社会是一个多极化和多文明的社会 ,文明的冲突和基本人权的扩展并行不悖。这一新趋势既存在于各个民族国家内部 ,也同样存在于国际社会。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罗尔斯的“重叠共识”论为我们理解和把握现时代的这一重大趋势提供了可谓是互补性的基本分析框架。也许 ,两者之间的某种“综合”可能为“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的建立提供一种可行的理论线索。     

论人权的普遍性与人权主体观

人权以其普遍性区别于特权。人权的普遍性首先是人权主体的普遍性,不仅要求形式上的普遍性,更要求人权理论揭示存在殊异的人权主体各自的独特性,承认并尊重其对人权的特殊和特定要求。自由主义的人权主体被塑造为理性的、抽象的精英形象,与之相对应的是自由权本位的人权体系,这样的人权体系使大量真实的人受到形而上学的人的压迫。20世纪人权主体向真实的具体的经验的人的转型,带来了人权内容的扩张和人权体系的重构。历史上的人权主体经历了形式上的从有限主体到普遍主体的演变,人权的正当性要求着人权主体继续进行实质上的从有限主体到普遍主体的演变,也即从抽象的人向具体的人的演变。能与普遍的、多样的和具体的人相契合的人权才能真实保障每一个人的尊严,才称得上是普遍人权。     

人权的体系与分类

人权的体系与分类是人权中的内容要素。人权史上三百年间曾产生过四个影响世界的人权体系。观念上的人权与法典上的人权并不等于现实中的人权 ,一国人权的实际状况体现于由其宪法宣告的人权向现实转化的机制之中。人权的基本分类是理论上的划分与宣言上的划分两类。通过分类研究 ,可以发现中国人权体系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完善中国的人权体系 ,需在宪法列举人权种类之前先行确立国家对人权的基本态度、对人权予以平等保护的一般原则 ,同时 ,按生存权本位对现有人权体系予以重构     

论人权规范

人权是宪法研究中的永恒话题。人权价值作为立宪主义的价值核心,往往表现在宪法文本和宪法规范之中。人权规范的本质即是人权价值的规范化表达、人权价值的法定性存在。人权规范的发展主要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从理论学说到人权宣言阶段;第二,从人权宣言到人权立法阶段;第三,从国内立法到国际立法阶段。人权规范在宪法文本中往往具体表现为人权条款。我国宪法文本中的人权条款一般是指2004年修宪时新增加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     

我国人权观念的嬗变与人权进步的理论和现实表现

人权概念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接受人权观念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人权理论。我国在人权事业的发展上取得了重要的历史成就,人权进步的理论和现实表现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全过程。     

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之人权教育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对人权教育予以了明确规范。该计划对人权教育的规范可以从五个方面进行解读,即规范人权教育的历史背景;国家是落实人权教育的义务主体;人权教育的目的是传播人权意识和进行人才培养;人权教育类型主要包括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两种类型;规范人权教育的意义与愿景。     

人权：何去何从——从《人权的终结》谈起

《人权的终结》[1] 是一本集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于一体 ,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人权进行了富有见地的分析和论述的人权新著。笔者有感于它的晦涩难读 ,并为它颇具新意的观点所吸引 ,因而决意在通读数遍之后 ,对之进行梳理 ,在此基础上作一些思考。这就是 ,什么是人权的终结 ,人权是否真正走向了终结 ,人权又将何去何从 ?一、什么是人权的终结“当实用主义的辩护者指出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和乌托邦的终结时 ,这并不意味着人权已取得了胜利 ;相反 ,这导致了人权走向终极。当人权失去了乌托邦的目标时 ,人权…     

人权监察专员制度研究——从法理学视角分析

人权监察专员制度.是一种非司法的权利保障机制.它是对其他的权利保护机制的一个补充性的制度.一些国家宪法中都体现出将人的自由与尊严作为最高价值的宪政精神.人权监察专员制度也许就是其宪政精神在制度上最好的体现.人权监察专员制度已经从一个抽象的宪法条文,建立起来一个活生生的制度.各国实践证明,人权监察专员制度具有其独特的优越性,在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论人权、人权的层级结构人权发展水平

人权是人的自然权利和社会权利的统一,是指"人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享有和应当享有的权利".在人权内部存在着生存权和追求幸福权这两个基本性和提高性的层级结构.人权内部的层级结构,预示着人权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从低层级向高层级逐步发展的.人权发展的不同层级,解决问题的侧重点不同,反映出人权发展的不同水平.正如人们通常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把国家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样,我们也可以根据人权发展的不同水平,把国家分为维护生存权的国家和追求幸福权的国家.     

人权入宪与人权教育

人权入宪使中国人权教育获得了国民教育的地位,同时使我国人权教育受到严峻挑战。我国应将人权教育及早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之中,尽快确定人权教育的大政方针,大力加强对全体国民特别是青少年的人权教育,及早建立有效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挑战的人权教育体系,将中国宪法蕴涵的人权价值和人权精神转化为全民的人权理念,从而使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政精神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行为准则。     

人权证成中的问题与出路

人权证成中存在的问题在与错误地将人权赖以存在与实现的一些条件当作了人权的正当性所在。证成人权只能求诸于人的人性,即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唯有从人的人性之中才能发现人权的真谛。证成人权要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并要树立起坚定的人权精神。     

人权及中国人权模式

人人享有人权和人权内容的增加是一个不断扩充的过程,但是,以集体作为权利主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出现导致了与个人作为主体的自由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目前的中国人权模式注重以生存为本位的权利,其特点可以概括为:强调国际关系中的人权斗争,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实施人权保护,注重人权的实用性,人权话语的议论给弱者带来了道德同情与关怀。今后的中国人权模式应该在坚持生存权利本位的同时,渐渐向自由本位的参政权和自由权延伸扩展,在实施方式上从行政保护向司法保护过渡。     

人权研究的两次高潮及其意义

一个国家的人权研究构成了其人权运动和实践的重要内容。1991年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形成了人权研究的第一次高潮;2004年3月14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载入宪法,带来人权研究的第二次高潮。两次人权研究高潮存在诸多差异。在人权研究的背景上,从人权斗争逐步转向人权建设;在研究内容上,从政治性逐步转向学术性;在研究成果的形式上,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在研究方法上,从一元化过渡到了多元化;在研究主体上,从官方化开始转向民间化。当代中国形成了四种人权理论和观念相互竞争的格局。     

二战后西方人权学说的新发展

自1 7、1 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正式提出人权概念以来,人权学说经过了数百年的发展、演绎、变化,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的思想基础、人权的分类、国际法内的人权保护和人权的外交政策都有重大的发展。     

罪犯人权释义

罪犯人权的界定是罪犯人权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对罪犯人权理论上的描述。罪犯人权的本原是指罪犯人权根源于罪犯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揭示了罪犯人权的正当性所在。罪犯人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研究罪犯人权应当从罪犯的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上作多形态研究。罪犯人权的特征是罪犯人权区别于其他主体人权的特质,由罪犯作为人权主体的特殊性所决定。罪犯人权的实质在于罪犯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对抗。     

社会保障的人权基础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变化， 它的理念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即由解决特定社会问题的手段转变为保障人权的措施。当代社会保障制度是以保障人权为出发点的， 人权是社会保障的基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