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的新儒家政治哲学

张君劢的新儒家政治哲学解见伟张君劢是现代新儒家阵营中很有特色的人物，自称＂一生兴趣，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不因哲学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学＂；海外学人也肯认他＂以儒家精神落实于宪法上而有功＂。的确，张君劢的学术成就与其说是表现在纯哲学上，不如说是表...     

论傅斯年的史学贡献

<正> 傅斯年(1896—1950)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学者和政客。他一生奔波于“亦官亦学”之间,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先锋开始,到台湾大学校长为止,他一直坚持学术研究,却又时常议论政治,卷入政潮,始终按照自己的信仰、志向不停地求索奋斗。然而,他毕竟主要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评论以及教育思想等各方面均有重要建树,其中尤以史学成就最大。本文专门论述傅斯年的史学贡献,至于其史学理论和方法则留待另文再述。由于傅斯年学术生涯的最大特点是既长治事又善治学,所以他的史学贡献既包括他在学术行政方面的工作成绩,又包括他本人的史学研究成果。     

傅斯年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

傅斯年对推动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不仅创建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专门机构,积极策划并大力推进考古发掘的开展;而且随着考古实践的发展,他不断提升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认识,提出以＂整个的观念＂作为考古发掘的指导思想与对文物进行研究的准则,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他又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人材的培养作出重大贡献,在其奖掖下成长起来的梁思永、夏鼐、石璋如等,均成为考古名家。傅斯年领导史语所所取得的考古成就,不仅改写了中国学者在学术上处处落后于国外的局面,而且为1949年后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考古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论傅斯年的自由主义思想

傅斯年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学术巨人,在国家内忧外患之时勇敢的涉足政治。他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民族主义意识;二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三是自由主义的立场。傅斯年的政治思想正如其性格一样,充满着各种矛盾,但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值得后人深思。     

傅斯年与中国现代文化

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 ,他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文化贡献 ,具体表现为他在白话文理论、汉语拼音化方案、国民劣根性批判等方面 ;他在史学科学化、学科规范化方面的贡献是不仅提出了建构科学史学的概念和理论 ,而且还具体参与组织和领导了学术群体的集体攻关 ;他在教育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贡献 ,具体表现在五大教育理想的提出以及强调做人教育和素质教育的观念上。傅斯年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贡献不在于提出系统的理论 ,而是典型地表现在其前卫的观点、创新的意念以及敢为人先的勇气等诸多方面。这位兼通中西学、自由主义思想浓厚的学者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留下了深深足迹     

傅斯年与郭沫若

郭沫若与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两位卓越的文化名人。两者在现实政治中存在很多差异,但他们又在考古学、历史学上有诸多的共同点,如同样重视史料,同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及西方科学方法的影响,几乎同时想到对殷墟进行发掘等等。此外,他们还彼此称赞对方的学术成就。党派立场、政治信仰、意识形态、历史观等方面的不同、甚至对立,并不妨碍在学术上互相交流、评点得失、取长补短,郭沫若和傅斯年这两位学术大师正是我们的表率。     

新学术的建构——以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为中心的探讨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民国时期历史、语言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备受国际学术界关注。通过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以及书信、回忆录和史语所出版物等相关材料,可对该所前期(19281949年)的工作方针、组织机构、制度建设、学术工作和学术成果作一系统考察。史语所的创建和发展反映了现代学术企业成长的要求,其在短时间内获得成功,既与傅斯年的领导有方密不可分,又充分证明了现代学术体制的优势。     

傅斯年与吴晗

傅斯年(1896 -1950)与吴晗(1909 -1969)两人的交谊史,启始于学术相知,终结于政治相异。透过描摹两人的情谊历程,可以为傅斯年这位一代学人的人际关系提供个案的观察,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交游往来加添一个历史的注脚;傅、吴之间从情生义结到谊断恩绝的历程,亦或可以个案样态显示导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社群之形成与分化的因素。     

傅斯年与中国现代史学的科学化

由于中国现代思想界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和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治史方法的熏陶，傅斯年一生致力于以自然科学为楷模建立历史学，试图“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为了追求“纯粹客观”的历史学，他极力排斥主观，消灭自我，把历史学严格地限定在史料学范围之内。他还以史语所为大本营，聚集和培养了一大批贯彻和传播其治史旨趣的专家学者，由此形成了一个以追求“科学”、“客观”的史学为目的，以整理、收集和考订史料为其内容，以“求真”和“务实”为其风格，具有强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学术集团。傅斯年对中国现代史学科学化做出的种种努力，促进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历史学自然科学化，他的失误也恰恰在于唯自然科学是尊，用纯粹自然的眼光看待并要求历史学。     

顾颉刚学术思想评析:以《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为中心

顾颉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撰写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词》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份文献,代表了国学门同人的学术理念。这份文献阐述了有关学术平等、学术的求是与致用、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爱国、国学与科学等一系列重大的学术理论问题,集中反映了顾颉刚丰富的学术思想与理念。对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新派学人的学术评述,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今,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并未达成共识。     

傅斯年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很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他创办了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亲自主持工作。在傅斯年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学术宗旨指导下,史语所分为历史、语言、考古和人类学四个组,很快选定了研究课题,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对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 --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

本文以台北史语所和近史所所藏"傅斯年档案"和"朱家骅档案"之有关信件为基础,探讨陈寅恪名字的读法和他与老友、史语所上司傅斯年之间的关系.这些信件显示,陈寅恪在国外求学时,一直用标准发音拼写他的名字.另外,他与傅斯年之间的关系,自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也曾有一度十分紧张.这一紧张关系的造成,与傅斯年的"学霸"作风有关,也与陈寅恪追求学术独立的立场有关.从中,我们亦可看到陈寅恪1949年决定去留大陆的一个因素.     

汉宋分野视域下傅斯年与严耕望史料观的离合

傅斯年与严耕望均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将史料的原始程度视为史料价值的评判标准，谨慎运用消极史料。但在史料扩充上两人却存在着巨大分歧：傅斯年要求随时随地寻找新史料，并将其视作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严耕望则突出史家个人“史识”的地位，主张从基本史料中推陈出新。史料观的离合，反映的是史语所第一、二代学者间的变与不变。不变的原因在于作为“新汉学”典范的史语所，学术风格和旨趣有其连贯性；嬗变的原因与严耕望学术身份的双重性有关，其史料观出入于汉宋之间，兼采众长。     

傅斯年的语言观及其当代意义

傅斯年作为一名激进先锋的现代知识分子,其语言思想包含两个方面:语言是工具,好用就行;语言同时也是民族文化资源,需保存记录并加以研究.傅斯年的语言观是合乎时代思潮的,它的当代意义就是启发我们要联系实际不断更新语言观.文章还澄清了历史语境下有关傅斯年的一些误解,指出他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贡献,还原傅斯年的本真面目.     

论傅斯年的史学方法与网络史料考证

现代史学家傅斯年所提出的重视史料以及处理史料的比较与互证方法,具有代表性。傅斯年的史学理论尤其是他的史学方法论,在网络史学时代仍然具有适用性。把傅斯年的史学方法应用于网络史料的比较互证与解读上,并进行新的解读,可以为网络史学的发展提供新的尝试。     

学界荐书

王汎森著:《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5月出版。本书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王汎森先生的近著。傅斯年是中国近代学术史、教育史乃至政治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但是大陆对他的思想、学术进行深入探讨的专著至今尚嫌薄弱。王先生的这本书恰好能弥补这一遗憾。此书将傅斯年(1895-1950)置放于1896到1950年间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之下,描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复杂动荡的时代,在多种两难选择(左派与右派、激进与保守等)的尴尬困境中"一团矛盾"的存在样态。     

从《西学东渐记》看容闳的爱国思想

从《西学东渐记》看容闳的爱国思想于语和容闳（１８２８──１９１２），是＂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的第一人。他最早组织幼童赴美留学，鼓吹＂教育救国＂，被誉为近代＂留学生之父＂，他积极参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等运动，以此来改革中国政治；他主张引进...     

现代科学观视域下的清学研究及其方法论得失——以新考据派史家胡适、傅斯年为中心

胡适、傅斯年从进化史观角度,以近现代科学方法论和史学观为依据对清代学术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胡适认为,清学是对宋学科学方法论的发扬,两者是一脉相承的;清代朴学最具科学精神,但与西方科学相比则存在很大不足。傅斯年主张,清代学问是历代学问中最可信和最有条理的;近代中国史学盛于清代。他们着力发掘清学中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论意义,以之作为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传统资源,体现了工具理性的价值观,为中国现代学术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他们否认中国传统学术道德理性的价值及其对中国现代学术建构的意义,是一种唯科学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探讨其学术方法论的得失对中国当代学术发展有着重要启示。     

《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评介

《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评介王林傅斯年是五四时期在新旧文化、中西文化碰撞中造就的一位著名学者，但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他在大陆默默无闻，在台港也一直没有系统全面评述其人的评传问世，岳玉玺、李泉、马亮宽所著《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     

中国人文学术的近代转型——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个案

本文以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为案例,指出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引进西方学术文化经历的特点,即对"救亡"(经世、救国、救民)关注的"现实功利"态度,压倒了对"知识、学术、真理"本身的关注.胡适的国学根底很好,但他对西方学术文化的理解很粗浅,却大力攻击传统中国文化而宣扬全盘西化;傅斯年大力推动"兰克史学",但他对兰克史学只是略知之无,他推动的其实只是清代考据学的新版;钱穆坚守中国传统学术方正博大的途径,会通文史哲学,对西学采取批判性、选择性的接受与会通,对西方文化与学术反而有异曲同工之效.钱穆很多关于学术的论说,常常比著名的重要西方学者的学说早出了二三十年.这是很值得国人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