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辨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把词(诗歌)的意境分为两大类即“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紧接这一则之后王氏又说: “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概括起来,王氏所谓有我之境是指“以我观物”“由动之静时得之”的一种“物皆着我之色彩”的“宏壮”境界;无我     

庄周梦蝶与“以物观物”──《齐物论》主旨解读

“在周梦蝶”是《庄子·齐物论》篇末的一则寓言：“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蓬蓬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以物观物”是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关于“境界说”的著名观点。王国维把艺术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两种，他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市我之境，以我现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庄周梦蝶”是由梦觉状态的不分来象征认识主体与客体即‘我’与物…     

从“归物”看王维山水诗歌

“归物”不是自然的人化而是自然的自然化，人类要以观照而不是改造的态度去面对自然，这就是自然的“自然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归物”。人类要与自然协调共在，达到一种审美化的人生，就必须保持一种使自然“自然化”的距离。王维笔下的山水是超越功利，摆脱主体情感的纯任自然的山水，是达到“无我之境”的最高审美境界。以“无欲之我”观物，方能达“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是以万物之理观物，王维笔下的自然是以物观物的自然。是自然化而非人化的自然，是“天机清妙者”的无我之境，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臻于优美之至境。     

浅议王国维的文学“物我观”

王国维的“物我观”,始终坚持“物”“我”对举,“物”只有在与“我”发生联系才具有存在的依据与意义,而“我”在“物”的经验感召下唤醒“我”关于“物”的普遍意识从而抵达“物我”合一,并将此思想运用于文学,提出景引发情情寓于景的“情景说”,在“有我之境”以“我”之自由意志观“物”和“无我之境”以“我”之物化心理观“物”中突出了在“我”的把握下达到的物我相契。     

“无我之境”与自然美

“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提出,是王国维对中国古典美学的一大贡献。“有我之境”一般争论不多。“无我之境”的“以物观物”因为与叔本华美学观点纠缠在一起,使人们的解释产生了分歧。虽说如此,而“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无我之境”,概括了中国大量的写景咏物诗单纯以自然景物表达思想感情这一特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诗歌的某些规律,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无我之境”一定胜过“有我之境”吗？

探讨古典诗学中"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的特点,认为这两种境界都是诗学所需要的,在艺术上难分轩轾.如"诗史"作品多"言欲"的"有我之境","简古"诗风时有"无欲"的"无我之境".     

从轶事到小说--论"麻疯女”故事的起源与发展

清代文言小说中,"麻疯女”故事以不同的形态被多次记载或敷衍,从乾隆间的<秋灯丛话>到光绪初的<夜雨秋灯录>.这个故事的要素有三奇特的风俗"过癞”,贞洁的女主人公,还有蛇酒对癞病神奇的疗效.本来作为志怪传奇小说的对象,最核心的应该是"过癞”,但随着故事的发展,"过癞”渐渐退为叙事语境,而贞洁的女主人公则成为故事的真正主角,在这种转变中,轶事性的故事也就上升为文学性的小说.     

康巴、"东蛮"与宋朝的历史关系

在藏汉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中,对康巴藏族和川西南藏族("东蛮")的研究是个薄弱环节.本文论述康巴、"东蛮"与宋朝的历史关系,有助于加强这个薄弱环节.作者根据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及亲临实地的访问记录,对"东蛮"的族承进行了定性研究.     

生命之流:艺术情感的运动生成

本文认为,艺术情感不是自然生成的东西,而是在具体的艺术创造过程中才孕育产生、逐渐成熟的"生成物”.它是一种在艺术创造活动中不断运动,不停地流动生产的情感.艺术情感的运动生成大体要经历"最初的唤起”、"积累和养育”、"改造和升华”三个阶段,才能生产一股"心会神融”、"物我俱化”的力量.     

百年回眸：中西文化融汇行进中的“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论

自王国维提出“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以来，由于研究者的出发点不同，至今争论不断。从中西文化融汇的角度去梳理这段色彩斑驳的学术历史，对于深化当前的研究有其重要意义。     

毛泽东诗词中的传统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毛泽东同志不但用科学的文艺理论和文化思想指导文艺创作,而且率先垂范地运用这些理论和思想进行诗词创作,正是由于他把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其诗词不但蕴涵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具有民族化,而且呈现出鲜明的时代艺术特色,具有大众化。可以说,他的诗词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真正达到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他的文艺理论和文化思想与他的诗词创作实践对当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和重大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诗论管窥

毛泽东对中国诗歌运动尤其是对当代中华诗词的重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其诗词创作的思想与艺术水平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此向世人展示了中华诗词难以替代的艺术魅力和至今不衰的强大生命力;二是开创和确立了一代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典雅与通俗相结合,以豪放为主而又不废婉约的新的当代中华诗词之风;三是他在长期的学习、研究古今中外诗歌与长期从事诗词创作的过程中,在以领袖和诗人的身份指导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过程中,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华诗歌创作的一系列基本规律,指出了中国诗歌运动尤其是当代中华诗词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在生命的限制中对自由的张望--穆旦诗歌《春》导读及相关问题

穆旦是一位晚出而重要的现代诗人。穆旦的晚出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时间节点：一是在中国现代新诗的代际序列中，出场较晚；二是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较晚；穆旦的写作具有独断的性质，诗歌展开的前景更符合新诗发展的艺术逻辑。但穆旦对后来者的创作缺乏深刻的介入性影响，“诗歌艺术精神”似乎具有某种孤立的性质，在后来者的写作中，很难找到比较清晰的对应和传承线索。《春》，或许可以从一个视角带动对穆旦诗歌相关问题的探讨。     

论苏轼签判凤翔时期的诗歌创作

任职凤翔府签判时期,是苏轼诗歌创作历程中的重要驿站。这一时期,他对各体诗歌皆有尝试,尤以五七言古诗和七律成就较高,叙事、记游、题咏、抒怀是其诗歌表现的主要内容。从艺术成就看,比喻乃至博喻手法的运用、构思上的翻旧出新、以文为诗等,都显得比较圆润成熟,恣肆纵横、舒卷自如的艺术风格也基本形成。凤翔诗作的创作实践表明此一时期苏轼诗歌创作已较为成熟,确立了苏诗的基调。这一局面的出现,与他的心态和眼界的开放阔大,以及创作经验的日臻丰富都密切相关。     

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诗歌创作的文学史意义(下)

在五四文学革命大潮中,新诗取得了赫赫业绩,但也一定程度地丢掉了以民族化、大众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崛起诗坛的臧克家,继承古诗与民族的优秀传统,学习五四新诗的长处,汲取新诗效法西方的经验教训,从创作到理论,全面建构新诗的中国特色;把鲜活的人民口语提炼成诗语;大致押韵,大体整齐,形成新诗的"外在韵律";追求形象化,着力推敲,千锤百炼,托物寄意,借事传情,以丰厚的生活积累、正确的思想、燃烧的感情和严谨的态度创造典型的意象与意境,尤其注重塑造"典型的人生的形象",建构起新诗的"内在韵律".这些成就,使臧诗成为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就是中国特色新诗新起点的奠基者和开路人.     

稼轩词锤炼字句与对仗的艺术

辛弃疾词起笔如奇峰飞来,扣人心弦;结尾多隐喻象征,寓意深远。好做奇怪语。炼字能"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词中对仗的内容、形式、手法丰富多样,使词篇骈散结合,兼具参差与对称之美,尤善于在对仗中以开阖、正反、抑扬造成"合力"效应,表现出新鲜深厚的情思意蕴。     

海子诗歌的思想与艺术殊相

海子的抒情诗从人本主义思想出发,歌唱外部困境和内部激情之间冲突引发的“生命的痛苦”。海子的“大诗”是绝望诗学与幻象的探索,是处于构想与实现之间的未完成的文本操作。海子诗歌的浪漫主义艺术探索,开启了20世纪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先河。     

识诗之法门 悟诗之妙处──论《潜溪诗眼》的诗学理论

宋代范温所作的《潜溪诗眼》主要包含了“诗意”与“诗法”两个诗学范畴．他所说的“诗意”,即诗歌的最根本眼目所在是诗歌的内容,主要包括“诗识”、“诗意”、“诗韵”相互联系而又有机结合的三个方面。他所说的“诗法”,即诗歌遣字造句的表述艺术和诗歌的结构技巧,主要包括“练字”、“炼句”、“炼意”相互联系而又有机结合的三个方面．他认为诗歌“有余意之韵”是诗歌的审美极致。     

意境诗的形成、演变和解体——兼论新诗不是意境诗

意境美是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演变的。意境的原初义是生于象外的"真意之境",其中包含着宇宙和人生的先验的真谛;它滥觞于魏晋时代的言、象、意之辨,并接受了佛禅之境的影响。意境的引申义是"情景交融之境",其极致是"妙合无垠"。意境的引申义逐渐压倒了原初义而广为流行,这种演变反映了古代诗歌创作面貌的变化。"真意之境"多见于唐诗,尤以孟浩然、王维等山水田园诗人的作品最为突出。"情景交融之境"多见于宋词,豪放派的苏轼和婉约派的李清照等皆有典范之作。元明散曲开始放松对意境的追求,转而注重俚俗化的明快和风趣。清末梁启超、王国维的意境说标志着古典意境说的终结。梁启超提倡的"新意境"主要是指西方传入的近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远离了意境的原初义和引申义。王国维在承先启后的意境说的系统建构中也显出难以避免的尴尬。新诗诞生初期以直抒胸臆方式表达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宣告意境诗的解体。新诗的基本发展趋势是现代意象诗的建构。现代意象诗以突出诗人的自我意识为核心,在总体上与古典意境诗大异其趣。但意境美仍应加以继承,作为现代诗美的构成因素之一。     

蒲松龄与齐鲁诗坛

蒲松龄与齐鲁诗坛的诗人交往很多,但很少受他们的影响,他认为写诗是"风雅"之事。蒲松龄的诗歌继承了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但现实主义精神过强,自我形象很突出,与当时风行的"神韵说"背道而驰,却契合了"神韵说"的反对者赵执信的诗论。王士禛并不奖掖蒲松龄,赵执信与蒲松龄也没有交往。蒲诗远离了齐鲁诗坛,以极强的现实关怀消解了《聊斋志异》的浪漫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