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具合法性到价值合法性——我国权力合法性的价值范式转型

权力合法性一直是敏感而又热议的话题。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热衷于政治学探究,忽视了伦理学关怀;在谋求合法性的方式上,则倾向于工具合法性,忽视价值合法性。事实上,权力合法性问题也是个伦理学范畴,在权力合法性的谋求范式上,不仅有工具合法性,还有价值合法性。但现实的情况是,人们往往侧重工具合法性,忽视价值合法性,其结果便是造成一种"政绩困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践行的主要是"绩效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以工具合法性为主导,在带来经济社会巨变的同时,也遭遇了"政绩困局"。要摆脱这种困境,必须实现权力合法性的价值范式转型,即从工具合法性转向价值合法性,实现工具合法性与价值合法性齐驱并进的壮丽景观。     

经济增长与威权主义国家精英政治的合法性

威权主义国家统治者即精英政治集团需要为自身的存在寻找合法性依据。威权主义的合法性如果不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或人民主权的基础之上,就只能依靠经济的增长为主的政绩合法性来维持。为了维持政权的存在,威权主义国家的精英政治集团需要而且可以实现国家的稳定、发展和改革。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成熟,经济增长为主的政绩合法性会出现不足,这就需要政治精英将国家的合法性稳步地建立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之上。     

政绩合法性与政府绩效评估创新

政绩合法性是指政党和政府通过改善政绩,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满足民众发展基本需求,获得大多数民众对其政权的认同与支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依法执政的执政规则、民众认同的执政绩效构成政绩合法性的基础;政绩合法性是政府绩效评估的前提和基础,政府绩效评估是巩固和增强政绩合法性的重要途径;推进政府绩效评估创新是破解政绩困局、化解合法性危机、巩固和增强政绩合法性基础的有效途径.     

政府合法性基础的现代转型与政绩追求

任何政治统治的存在都必须具有合法性,其基础一般包括意识形态、制度规则和有效性3个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政治合法性基础面临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在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下降、法理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转而依赖于“政绩合法性”,通过对政绩的追求来获得合法性基础。但是,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政绩观导致了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政绩工程泛滥、政绩困局的出现等一系列弊端,证明了其难以持久。因此,必须加快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型体制过渡,提高公众认可度;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引入新公共管理理念,鼓励市场竞争,强调顾客及结果导向;对官员进行制度约束。     

浅论中国经济增长与政治合法性的矛盾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却又面临合法性危机。究其原因,在于经济增长模式不同,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要求公正的、持续的、协调的经济增长。随着社会的变迁,政治合法性基础也应不断变化,在新形势下,政治合法性建设应在原有的政绩合法性基础上,构建法理型的合法性。     

民生政治的合法性论析

政治合法性是指民众基于正当理由对政治体系或政治权威的认同和忠诚。政治合法性基础是不断变化的。如果说传统社会的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建国初期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政权政治的基础上,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就成为了中国政权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但是,重经济增长轻其它发展,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导致政治合法性不断减弱。在新形势下,应加强民生政治建设,在民生政治的基础上构建我国政治合法性,构建和谐社会。     

转型期我国政治合法性面临的困境及其重塑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系统存在、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国家会面临不同程度的合法性困境,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合法性困境主要表现在:腐败侵蚀着合法性基础.经济高速发展后可能出现的"政绩合法性困境",民主制度供给的有限与民众政治参与不断扩大之间的矛盾对合法性的挑战.坚持科学发展,以绩效性维护合法性,整合意识形态,建立共同的价值体系,强化社会共享的信仰,加强宪政与法治,强化法理型权威,是重塑我国政治合法性的有效路径.     

预算改革、社会分配及政治合法性

建国以来我国政治合法性经历了若干变迁,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合法性主要建立在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绩上.近年来社会分配问题日益严重,且主要集中于公共部门,因此应当通过解决社会分配问题来增强政治合法性.预算改革是解决公共领域分配问题的主要方法.     

合法性危机与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

二战后出现的东亚国家权威主义政体的合法性来源,包括"负面合法性"、"政绩合法性"、意识形态与国际因素等.但是这些合法性是比较脆弱的,在权威主义统治的后期,由于"负面合法性"和"政绩合法性"的弱化、政治文化和国际环境的变迁等原因,合法性危机逐渐显现并且日益严重,从而为政治转型提供了契机.因此,合法性危机在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一考察有助于扩展对于政治合法性研究的视野,也有助于增进对权威主义政体政治转型原因和特点的认识.     

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巩固和拓展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功。经济建设取得的良好政绩,为执政党积累了巨大的合法性资源。但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执政合法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应该警惕当前过分依赖经济增长带来的合法性所可能遭遇的风险。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真正贯彻落实可以有效巩固和拓展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巩固和拓展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何以可能——“三个代表”的政治合法性解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的直接应答,政治合法性蕴涵是"三个代表"的应有之义.从政治合法性的层面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利于完整地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消除"三个代表"研究的盲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政治合法性的绩效性基础、意识形态基础、群众基础、法理型基础等方面论证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     

政治象征:作为意义和价值阐释的功能分析

作为意义和价值表述的政治象征具有提供社会记忆、寻求政治认同整合意识形态和实施政治社会化四种文化功能,中心目标在于对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论证和辩护。政治象征须在不断的重复运用中达成其文化功能。它们既是政治过程的一种持久动力因素,也是观察不同社会政治特性的重要文化因子。     

行政问责制法律化的理性分析

为探讨行政问责制法律化的关键问题,提出其具体范畴应是着眼于对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政治责任、纪律责任和道义责任追究的法律化,对法律责任的追究只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加以进一步完善即可;通过立法明晰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的职责权限应是行政问责制法律化的重点;行政问责制法律化较为合适的途径应是完善行政组织法、完善有关监督行政的法律制度以及完善公务员法等。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需要从哲理上弄清二者的关系。我们应当从市场经济、思想路线、文化传统、政治优势、道德功能、依法行政等六个方面认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悖论--兼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启示及教训

行为主义政治学在20世纪中期的兴衰,反映了政治学研究方法内在的矛盾性、特殊性和复杂性,这集中体现为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之间的矛盾、研究目的与研究手段之间的矛盾、科学方法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两难关系.为此,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论,必须正确处理好这几对矛盾关系.这种新的方法论,应该是多元的、开放的.就其理论主张而言,它既强调政治学研究的政治性,又强调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既能客观反映现实政治生活,又能倡导政治生活的理想.     

政治文化跳跃与政府角色转换

封闭之后的改革开放,为我们带来了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导致中国政治文化系统中传统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文化因子同时并存并相互作用。在政治文化领域存在的是跳跃性的政治思想研究、复杂矛盾的政治心理。变迁的行政文化和转换的传媒角色。这种过渡型的政治文化状况造成政府角色转换时左右为难,一方面要求政府提升对外在政治文化的回应与引导能力,另一方面要求我们以补课、回溯与紧扣现实这三种态度塑造出新的政治文化,顺利实现政府角色转换。     

社会学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信任危机研究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信任危机是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社会学中"信任结构"的概念,可将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产生信任危机的原因分为两个维度:一是源于"传统社会"的教师权威的流失和人际信任的式微,二是源于"现代社会"的教育环境的失范和教学内容的脱节。"人格信任"的高校校园和"系统信任"的现代社会两个维度的相互融合,是走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困境的必由之路。     

基层政府的廉政生态：概念·困境·出路

基层政府廉政生态属于政治生态学的范畴,意指各级基层政府的治理与服务达到一种良善的政治生态。基层政府廉政生态体系具有历史传承性,其根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基层政府廉政生态体系是开放的,其正常运行需要各方的制衡与监督。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基层政府既要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又要服务于基层社会经济的发展,基层政府政治生态容易受到“商品交换原则”的侵蚀,使得基层政府政治生态面临着来自“内生态”和“外生态”的双重困境。摆脱困境的可能出路在于：厘清政治与经济的边界,避免商品交换原则对基层政府廉政生态的侵蚀;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基层干部队伍,从“能量源”上优化基层政府的廉政生态;推动基层协商民主,保证人民广泛参与基层政治生活的权利。     

民主、法治——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制度之维

民主与法治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制度之维，分别从理论分析和历史经验两个纬度论证了民主与法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不可替代性。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它不仅保证了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公平正义的实现，而且还有利于形成和谐社会所向往的安定有序状态。而法治的意义在于它不仅要求所有的权力运作必须设定在一定的轨道之内，而且还要求它必须符合全社会公认的最高道德与价值原则——良法原则，从而有效地保障和谐社会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