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国家礼乐机构变迁考

古代中央王朝素重礼事，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观念。由唐至宋，国家礼乐机构职能关系几经迭变，其原因关涉社会实际需求的变迁，以及中央官制的调整，尤与尚书六部体制的调动关系密切。礼部、太常寺共掌礼事的格局是建立在尚书六部政务运行体制下的，当尚书省地位下降，职权被剥夺时，会有新机构代替礼部、太常寺行使礼乐职权；只要尚书政务运行体制存在，礼部、太常寺共掌礼事的格局就不会被打破，即使在不同时期仍会有一些临时性的礼乐机构，但这些机构无法对礼部、太常寺权力造成分割。     

隋唐宰相制度的几个问题

宰相制度的演变隋唐实行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制。尚书省主管行政,所属六部二十四司与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等九寺共同处理国家的具体行政事务。它虽然不是决策机构,但其长官(开始是尚书令,后来是尚书左右仆射)拥有很大的决策权。中书省主要负责起草诏旨,门下省主要负责审议诏旨。中     

试据《尚书》体例论其编纂成书问题

本文据《尚书》的体例，讨论其编纂成书的相关问题。首先，通过对《尚书》中原本作为政令文件的诰誓等所具功能性质的分析，并借助于约剂、命书等文件形式的比较，可知《尚书》的文本体例形式，原是出于现实政治关系的需要而产生。其次，由于《尚书》的编纂最后经由周代史官之手，因此周代史官很可能借鉴周代的政令文件体制，从形式上加以统一的规范修润。此外，《尚书》的编纂成书，体现了一种史学自觉意识；而周公以来以前代为戒和垂鉴后世的历史意识，恰为《尚书》的编纂提供了适宜的思想动因。最后，借助对史官执简记事职能的推考，《尚书》的最初结撰可能在西周的厉、宣之世。     

西晋时期的地方军府与州府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军府为核心的军事行政体制逐步楔入国家行政体制,军事行政体制侵蚀民政,出现以“军”代“民”的情况。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西晋实为关键时期。西晋武帝时期,军府制度先后经过两次重大改革：一是都督制与封王制度相配合;二是罢州郡兵。平吴之后,晋武帝改革的重点在于军政分途,逐步恢复汉代地方制度,即刺史负责监察,民事由郡国守相管理,军事主要由都督负责。西晋后期,政局动荡,地方军权和行政权相互渗透,重新出现军政高度合一的态势,导致都督之权极度扩张,出现了多州都督与郡都督,都督区域的盈缩变化表明了都督本身军政职能与权力的变化。西晋末期,刺史加将军号拥有军权,都督也领刺史而有相当之行政权,拥有军事实力的都督,可以选置刺史、郡太守这一级别的行政官员。都督制度的变化对东晋南朝军制的影响十分深远。     

两晋宗室封爵与地方行政体系变迁略论

两晋宗室封爵,尤其王爵封授过差,由此引起郡县析置并合、郡名改易、郡县行政隶属关系复杂化及管理幅度盈缩等变化。总体而言,西晋太康十年以前,宗王分封对地方行政体系影响较大,尤以郡王分封为最,其后消极影响弱化。两晋宗室政策不同,皇权政治与门阀政治体制相异,这些都关乎宗室封爵对地方行政体系变迁的影响程度。     

中国古代小说类型理论的演进之迹

中国古代小说类型理论的演进之迹刘书成一我国古代文体分类学和文体论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已将诗歌和散文分别汇总结集为《诗经》、《尚书》，自汉以降的文类研究不外沿两条路子发展：一是沿着《诗经》、《尚书》的路子，按文体编排诗文集。二是沿着曹丕《典论·...     

上古神话与六朝志怪

1 一般认为,神话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人类童年时期思维和智慧的结晶.在中国古代,最初见诸书面记载的,是先秦两汉时期的诸多典籍.《易经》、《尚书》曾提到过一些神话片断。《诗经》中的《玄鸟》涉及到简狄吞燕卵而生契,而《生民》最早且完整地叙述了周民族始祖神后稷的涎生及其开创农耕的业绩。保存神话资料最丰富的是《山海经》、《淮南子》、《列子》等书。这些典籍距离上古神话的产生已相当遥远,但从其简短而质朴的记述中,我们仍能窥见到上古神话的最初形貌。志怪小说大量产生于魏晋六朝时期。鲁迅说:“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曹丕的     

两晋宗室封爵承封谳议

两晋宗室承封王深刻影响了两晋政治发展。两晋宗室封爵主要以嫡子、嫡孙承封,辅之以庶子、庶孙承封,嗣王承封时间以逾年承封为准。两晋宗室承封王的封国等第和封户数额随世数而有变动,但未形成定制。由西晋而东晋,宗室封爵承封由庶子、庶孙承封者人数有所增加,承封亲属范围扩大,但两晋宗室封爵承封仍然严格限制在五服之内。两晋宗室封爵并不严格贯彻长子承袭原则,长子出继现象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渊源。     

一件尘封千年的贵夫人情书——敦煌写卷S.0526内容试探

Ｓ．０５２６写卷，唐耕耦拟名《归义军时期武威郡夫人阴氏致某和尚书》，施萍婷拟名为《武威郡夫人与某和尚书》。显而易见，其内容如所拟名，为武威郡夫人阴氏给某和尚的一封书信。但“阴夫人”究竟为谁？收信者又为谁？为何而写信？信的性质究竟为何？百年来却少有人详究。笔者反复阅读，细审其内容，觉得此信非普通友人、师徒之间来往问候之一般书信，而是多有隐情。不妨臆断于后，见笑于大方之家了。为论说方便，现全文抄录如下：弟子夫人，别有少事，上告／尊慈，幸望法德，甫垂听念。前者／东去之时，弟子情多恋切，意极思深，尽力接…     

军部操控与日本国家战略的失败

明治维新时期建立起的日本文武二元制的政治体制,使日本军部掌握了国家战略的制定权。后来军部又逐步全面掌握了国家政权并因而全面掌握了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决策权。这是导致日本国家战略最后全失败的决定性原因。     

两晋宗室司衮要论

两晋宗室任诸公者均爵为诸王,高官、高爵形成对应,且宗室担任诸公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西晋宗室任职八公者多为勋旧贤能、望实俱显者,东晋宗室任职诸公者多因地近属尊,以亲亲司衮。西晋宗室任职八公者大都兼领实职,尤其永熙后多以衮职或参与中央决策、或出任要州都督,且屡有以诸公专断朝政者。相较西晋,东晋宗室任职诸公者人数锐减,任职时间缩短。西晋时期,宗室诸王、宣帝旁系诸王担任八公者人数、任职时间均多于武帝嫡系诸王,东晋时期则是元帝系诸王担任八公者人数、任职时间皆占多数。凡此种种,对两晋政治格局变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两宋科举与文学教育

宋代的教育,可以说是围绕着科举考试的教育,而宋代的科举考试,又是对宋代教育的考察和检验。科举与教育,在宋代重文抑武的国策和社会风气中展开,而文学教育就在＂人文性＂极强的科举制度下普及到宋代社会的各个层面。     

南北朝释奠推行模式比较

释奠是魏晋以来由皇帝、皇太子倡导推行的国家级学礼,以尊师崇圣为宗旨,倡导了当时以及后世的崇儒学风。南朝的释奠丰富详备,且讲且奠,由帝王、太子在京师举行典礼;北朝的释奠前简后详,呈后来居上之势,逐渐发展为从中央到地方多层级推行的官学学礼。释奠成为普及面甚广的全国性学礼的历史过程体现了南、北礼仪文化的迥异品质和整体差异。     

《四库总目》茶陵派批评中需要矫正的几种观念

以台阁体为明代文学之正统即“台阁正统”说,是《总目》明代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思想。台阁正统说,对明初以来直到明中期的文学坚持的是从宋濂到“三杨”再到李东阳的文学中心论,依此脉络在《四库全书》明人别集及提要所构建的明代文学体系中,台阁体中心以外的作家就不可避免地被四库馆臣作了淡化和边缘化的处理。《四库全书总目》虽然称茶陵为“派”,但并不把茶陵派看作一个独具创作风格的文学流派,而是把它归入台阁体在后三杨时代的一种代表。茶陵派归属台阁体之说,其可取之处是注意到了该派多数作家所共具的艺术风格及其渊源,但其缺憾和问题实非少有。《四库全书总目》所持的“立异起衰”说,与钱谦益的看法不尽相同,但都将茶陵派与复古派对立起来则是无异的。     

记两晋南北朝之华山郡（下）

清《陕西通志》卷2《建置一（图表）》言“太平真君初,置华山郡”。1992年出版之陕西《华县志》言北魏太平真君元年（公元440年）设华山郡。①此乃二书编者于相关历史不明所致。据《魏书》卷4《世祖纪上》,北魏于始光三年（公元426年）十二月袭据长安,比太平真君元年早13年。上文已言东晋有华山郡,实则后秦亦有华山郡②,料想赫连夏亦当有华山郡。     

东晋桓温军府对桓玄建楚的影响

东晋桓温军府是魏晋军府发展的延续。东晋时期军府之间呈现层级化的结构特征,存在宝塔式的纵向层级依附关系。桓温个人身份对桓氏家族的影响很大,他获得的权力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也为桓氏后继者出任军将提供了契机。桓温善于治理和抚民,在荆州有较持久的政治影响力,这些成为桓玄成势的政情、民情基础。桓玄建楚是桓温、桓玄父子两代人努力的结果：桓温执兵权而行北伐之事,再借北伐立威,收功于外,获誉于内;桓玄则在晋末统治集团多方权力角逐中脱颖而出,借父辈余荫兵权急剧膨胀,直至改朝换代。但他们即使在最盛时也未能取得全国兵权。北府将刘裕讨伐桓玄,最终以北府兵击败了以桓氏为代表的荆州兵,并实现晋宋易鼎。某一家族在某一地区的世袭兵权,很大程度上为东晋强藩割据大开方便之门,桓温军府便是兵权私家化的表现之一,这不仅与当时皇权受到削弱有关,也与魏晋以来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有很大关系。     

明清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以社会流动为视角

以社会流动为视角，本文首先在既有数据研究的基础上，从传统小群社会2 和庞大的应考群体两个路径入手，检验明清时期中国科举制覆盖实际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以此为基础，剖析在具体生活世界中人们对科举制的忠诚、信任、热情以及社会压力的消解，并由此说明传统社会以士为中心、以农工商为外围的结构特征。文章还从两个方面分析社会流动的两个后果：社会结构以士绅为中心、社会价值以功名为中心，这两个中心耦合成传统社会整合的重心。最后本文认为将由国家政治向社会生活领域的视角转换，不仅能深化与完整对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