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造龙江当代文学的宏伟景观——评冯毓云、罗振亚主编的《龙江当代文学大系》

1935年,赵家璧主持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分册出版。该文学大系汇集了从1917年到1927年间新文学的代表作,由鲁迅、郁达夫、周作人、朱自清、胡适、洪深等新文学的扛鼎名家分别主编各卷,每卷还撰写了介绍新文学10余年历程的万字导言。应该说,第一套《中国新文学大     

日本艺术美的主要形态

日本特殊的文化性格和精神结构,产生相应的独特的艺术美的形态。首先,位居文化空间中心位置的文学,通过古代神话、历史传说、歌谣等口头文学,以及8世纪有文字记载后由皇室作为国史主持编纂的历史文学《古事记》、《日本书纪》和最早的诗集《万叶集》等作品,开始萌发日本文学的“哀”的美理念。     

论贾平凹的诗集《空白》及其文学意义

《空白》是贾平凹迄今为止唯一的诗集,尽管诗集中收录的作品基本上是作者初涉文坛的稚嫩之作,但作者却对这部诗集珍爱有加.诗集《空白》在语言特色、题材内容、审美情趣、思想意蕴等方面都为贾平凹后来的小说和散文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诗集《空白》到近年来贾平凹长篇小说精品的不断井喷,显示了作家在文学创作领域中的执着追求与不懈探索.可以说,诗集《空白》是贾平凹后来文学创作的艺术母体,对于研究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具有不容忽视的文学意义.     

沈从文与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文坛——以《阿丽思中国游记》为视角

本文通过分析《阿丽思中国游记》的创作过程和文本内容,力图呈现沈从文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文学场域中的复杂心态。沈从文在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启发下创作出《阿丽思中国游记》,后者对前者有部分的模仿,但否定了赵元任等人的文学观念。通过这次创作,沈从文还对自己托身于"现代评论派"的阵营却又标新立异的尴尬身份进行了反思。《阿丽思中国游记》体现了初进文坛的沈从文在新文学话语权力的影响下充满焦虑,企图突围的复杂心态。     

启蒙话语交锋与“民族形式”文艺论争的实际内涵——以胡风的质疑为视角

20世纪40年代前后文艺的“民族形式”论争，涉及了如何利用旧形式、评价“五四”新文学等一系列的理论问题。胡风对“民族形式”论争的分析，既批评了通俗读物编刊社“新质发生于旧质的胎内”的观点，也与其他左翼作家的意见不同，实际上是坚持鲁迅所开创的“五四”启蒙文学传统。胡风的质疑和被批判，显示了“民族形式”运动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纠缠的实际内涵，同时也标志着知识分子被改造命运的开始。     

《红楼梦》与“五四”新文学观建构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思想艺术传统的全面总结,也蕴含着民族文化自我更新的先导因素,因此能在"五四"时期被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到文学正宗的地位,多方位地参与了"五四"新文学核心精神与关键理念的建构,显示出对各种言说的巨大的构成功能。围绕《红楼梦》的指涉所带来的文学命题和语言形式,是现代中国文学意义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资源。     

20世纪初东北文言文学话语转型与新变——以《点金术》、《出人意外》、《家庭革命》为例

作为社会生活现代化的一部分,20世纪前期的东北文学话语爆发式地发生了变化和创造,来自传统、西方、地域的多种体系的文学话语交鸣共处,使东北文学在一段较短的历史时期内经历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话语实验,在地域、时代、历史、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做出了新的文学选择,回应了历史与时代对东北文学的吁求。《点金术》、《出人意外》、《家庭革命》三文本中体现出的话语选择历程,虽然有欠融会贯通,但也颇有历史意蕴,它们保存了大量的传统元素,保存了新旧文学话语博弈的历史样态,是值得珍视和记取的文学实践。     

“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诗集《风的愿望》赏评

“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诗集《风的愿望》赏评江南，嘉陵《风的愿望》作为“黑龙江系列诗丛”的一种，已于１９９３年８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内中收人王守义君主要创作于８０、９０年代的诗歌作品６５首。按照内容，作者将其划分为“情思篇”、“游子篇”和...     

政治文化视角:20年代中国文学的接受阐释

选择政治文化的视角 ,重估 2 0世纪初新文学建设 ,有三种文学接受方式值得注意。一是新文学运动传递的信息 ,是发动者组织者的政治观念的文学显现 ;二是新文学的创作者和一般阅读者文学价值的寻找 ,在于政治与现实问题密切联系中的文学期待 ;三是新文学的生产者经营者经济利益与文学关系的调节 ,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接受形式 ,整合的政治经济驱动了文学的生产过程。由此 ,文学与政治不再是简单的五四启蒙者与接受者之间的被动关系 ,而是多重政治文化因素的互动和影响。新文学的发生发展将在大的文化语境中获得新阐释 ,呈现丰富现象和形态     

新旧之间:北大“三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北大"三刊"是"五四"时期在中西文化思想跌宕中生发的社团刊物,它们在中国文化的转型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中对《国民》、《国故》的研究和评价存在明显的失语。无疑,"三刊"在办刊宗旨、文化选择、文学旨趣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作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们对新旧文化所采取的不同立场和选择,在文学创作中表现的不同个性和审美风格,正是建立在民族文化所形成的民族意识和力图重构民族文化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基础上的。在刊物之间的张力中,展现出中国现代文学开创初期的复杂风貌和多元构成因素,因而对研究新旧文学共生共存的复杂历史是具有参照性和代表性的文化空间。     

胡风与《蚂蚁小集》的复刊及终刊

胡风派同人刊物文学丛刊《蚂蚁小集》第七辑解放后获准登记出版，证明当时国家的出版政策尚能允许带有同人色彩的私营文学期刊继续存在。胡风对该刊复刊的态度曾有数度变化，皆出于其对当时的政治气候及文艺政策的即时理解。该刊的终刊并不是外部压迫的结果，而是另有原因。     

关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传统的再认识

中国传统文学主要指从公元前11世纪,即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最早的诗篇出现起,直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中国古代(含近代)文学。中国传统文学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传统,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风”、“骚”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传统;二、“诗言志”、“诗缘情”与重表现、重抒情的传统;三、文学形象创造的“形神兼备”传统;四、文学形式的多样性传统;五、文学风格的丰富性传统。认真研究和梳理传统文学的艺术传统,并加以扬弃,无疑有益于当今的文学发展和文化建设。     

重返自然——中国“气象文学”的“知识场”建构

以气论哲学为基础的中国气象文学在不同阶段一直都延续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气象现象在先秦至汉代成为领会“天意”的重要途径；魏晋至唐的气象文学中则主要呈现为物候学的特征；宋以后的气象文学中，作为独立审美对象的“山水”面目被注入作者越来越多的主观情感；近代以来气象文学逐渐沦为气象科普之类的通俗读物。道、气、象是气象文学的基本范畴，雄浑、劲健、豪放、实境、含蓄、超诣等为其主要美学原则。倡导当代气象文学创作与研究，是跨越横于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间不可逾越之鸿沟的有效途径。     

《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史观和文体观——以集部大小序为中心

《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代最系统的一部文化史、学术史,其中《集部》则是一部叙录体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而其大小序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提纲。《集部总序》讲《四库全书》集部分为五类的原因,认为集部的别出,是汉代文词自觉的结果,文词的自觉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楚辞类序》对《楚辞》别出一类的原因从传统和形式上作了分析,但未能像《隋志》那样从思想内容上阐述其独特的风格和别列的原因。《总集序》讲总集的源头和分类,它提出的《诗经》是集部之祖的观点,是对经学传统观的挑战。《诗文评序》把诗文评著作分成五类,并对各类的特点进行了简要分析;对“诗文评”在目录学中的地位嬗变作了说明,大体理清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脉络。     

明代徽商的文学创作

明清时期徽商的文学创作活动无疑是历史本原的组成部分,具有或高或低的审美价值。＂徽商＂或者＂徽州商帮＂的兴起乃在成化、弘治年间,徽商文学创作也开始于这个时间以后。鲍弼当是较早见于记载的有诗歌创作的徽商,其诗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漂泊异处他乡的商人思念亲人和家乡的情感。郑作在宋梁一带经商的时间大约在弘治、正德年间,既是较早外出经营的徽商,也是较早与文学发生关联的徽商。嘉靖、万历时期,徽商的创作势头不减,在徽商聚集的扬州和杭州等地,徽商成为文坛上的活跃人物。徽商走出去以后,他们的文化姿态立即表现得令人侧目,由此也决定了明代徽商之于文学关系的特点：一是喜爱文学并积极创作的徽商人数众多;二是徽商刚刚崛起之时,就与文人士大夫有了密切的交往,在文学创作以及文学观方面都深受他们的影响;三是在地域上分布较广;四是与徽商发展轨迹同步,但是到了晚明时期,随着文人士大夫对商人了解、理解程度的加深,特别是徽商获得巨额财富以后,儒、商之间才建立起平等的关系,才有了两者的＂契合＂。     

北洋政府时期的查禁文学与文学发展空间

北洋政府时期查禁文学（包括艺术）的事件,从档案资料和有关报刊资料记载中发现的重大案例有14起。被查禁的文学艺术作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所谓＂不良小说＂,包括＂宗旨乖谬＂和＂词义淫邪＂者;另一类是所谓＂思想偏激＂的作品。北洋政府时期查禁文学的意图和目的主要是所谓＂通俗教育＂,即针对一般民众的社会道德风俗教育,其中也有抑制新思想新观念的企图,但那一时期政治没有把文学完全当作工具的意图,政治对文学没有进行奴役的打算,政治对文学的介入不是十分急迫,加之北洋政府对社会的管理相对松弛,对文学和文化没有完全控制,因而在客观上形成了20世纪初期文学自由发展的较大空间。     

五四文学传统与三十年代文学转型

＂五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是绕不开和说不尽的一个传统和话题。文章选择从20世纪30年代文学界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反思入手,通过对五四文学与30年代文学的阐释和评价,探究其背后所隐含的不同言说目的、方式和观照视角,由此来透视言说者和评价者基于不同历史阶段所持的不同的文学思路。五四文学秉持的是一种人文学科的思路,而30年代文学信守的则是一种社会科学的思路,而对于两个时代的不同阐释和评价以及其间的种种复杂纠葛,在此都可找到准确、合理的解释。另外,通过30年代与＂五四＂所持文学思路的差异,还可以反观五四文学传统以及把握30年代文学的转型,总结五四文学传统和30年代文学传统的经验和教训。     

论李杜对清代蒙古族诗人梦麟诗歌风格和意象形成的影响

作为清初文名与科名俱显的诗人,学界对梦麟早有关注,研究内容涉及其身世、诗歌中的民族特点和诗歌风格,但俱是简单叙说,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颇不相称。对梦麟诗歌风格和意象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体味其宦海生涯中的人文关怀、诗歌写作中的笔力思致及所表达的李杜式的生发感动之力量,而这些都为其后的蒙古族诗人汉诗创作提供了良好的范式。     

中国古代文学中“桃花源”思想的产生与主题表现

中国文学中的“桃花源”思想源于陶渊明《桃花源记》对理想生活和社会模式的描绘，受其影响，刘晨、阮肇艳遇仙媛的天台山被称为爱情的“桃花源”。在历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文人结合不同的时代条件和自身经历，分别择取“桃花源”的超脱生活和美好爱情主题表达不同的向往和追求。“桃花源”作为一种传统文学题材和意象成为隐居避世和求仙艳遇的文化符号，在后世的诗、词、文、曲中再现着绵绵不绝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