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义”手法在中国小说中的体现——张爱玲的《半生缘》与左拉的《人兽》比较

随着自然主义的思潮涌进中国，中国作家的作品中也逐渐透露出诸多自然主义写作原则。一部《半生缘》描述了一段擦肩而过的爱情，道尽了世间的无奈，也暗暗透露出作者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探究其描写手法，我们发现张爱玲女士在写作中运用了很多自然主义的描写原则，无意或有意，我们不得而知。诚然，在中国文坛上始终没能出现一支明确标榜“自然主义文学”的流派，但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文学观念则渗透在中国文学的各种不同流派之中，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论林子爱情诗《给他》的艺术特色

当劳动产生了文学,当文学开始成为人们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爱情——这个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出现、发展而演变的永不衰竭的主题,便郑重而严肃、牢固而倔强、热烈而深沉地占据了文学领域。不是吗?“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中,就有毫不掩饰地对真挚爱情讴歌的奔放之声,而后的几千年,反映这象征着美好、幸福、和平、理想的爱情主题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作品和它所表现的思想,在人类历史长河的进程中,不断地开拓着新的意境,变换着新的角度,闪烁出夺目的光彩。不必更多地探究爱情的主题为什么会这样经久不衰,除了在文学的王国更适应于爱情的生存与发     

理想转嫁与现实超越——包法利夫人形象分析

“爱玛”和“包法利夫人”是一个女人的两个称谓,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意义:个性、激情与贤妻良母。这两个角色都由她一人扮演。在她内心及外在表现上都发生了强烈的冲突。但也正是这种冲突表现出了她丰富而复杂的性格特征,即“二重组合型”性格。她有着女性的一切特质,她追寻着理想的爱情和生活,正属于女性主义中“女性理想”范畴。为此,她只能采用第三种理想实现方式:理想转嫁。不满现实生活的平淡和无爱情的婚姻,她试图超越现实去寻找理想的生活和爱情,对于一个有激情和活力的女性而言,有其内在合理性。     

春梦随云散 飞花逐水流——宝钗、黛玉、晴雯、袭人性格管窥

“千红一窟”、“万艳同杯”之寄身的大观园埋葬了诸艳，成为名符其实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埋香冢”，女儿们共同的命运是毁灭。不同身世、不同个性、不同处境的宝钗、黛玉、晴雯、袭人正是所有女儿悲剧命运的缩影。宝玉与四者的爱情婚姻纠葛的悲剧并非仅仅是单纯的性格悲剧、爱情悲剧；同时是沉重的社会悲剧、时代悲剧；更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和信奉者的双重悲剧。广而推之，蕴含着对人类生命悲剧的哲理思考和深刻洞见。     

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谜”──论西方文学人的形象的嬗变

本文认为自从阿波罗的神谕“认识你自己”产生以来，西方文学一直以其固有的审美方式审视着人的生命价值和本体意义。西方文学中人的形象从界定为神、英雄，到普通人、多余人，再到“非人化”的异己物，不同时期的西方文学站在不同的支点上，企图把握人自身永恒的确定性。但自我认识之路永无尽头，这道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谜”成了无法猜破的命运之谕，贯穿于西方文学传统之中。     

文学中的肺病患者形象

有如乐曲中的三重奏演奏、演唱中的三件乐器或三个声部,在文学中,爱情、疾病、死亡三者也常常被作家应用来奏出一曲曲感人心弦的爱情悲歌。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中,描写爱情的故事总要比别的内容多得多;而在爱情故事中,爱又终久不得所爱的悲剧,又总是要比大团圆的喜剧故事更吸引读者;这爱情悲剧的关键,就在于主人公由于某种原因在适当的时刻死去,这“某种原因”,其中之一便是因病亡故。在这样的作品里,爱情是欢乐的、美丽的,疾病是幽     

作为人和诗人的普希金

尽管对普希金的个性、生活与创作的研究已有150余年的历史,但对我们来说,普希金至今仍是一个谜。对他的“生活—创作—感知”这相互密切关联的三位一体进行综合研究,便可探知普希金作为人和诗人的“奥秘”。在充满生活激情的诗歌作品中,普希金以神语形式来反映现实:他以自己活生生的印象和感受来创造富有诗意的神话——关于爱情的神话、文学神话和历史神话。因此,当其他民族在袭用他的诗歌手法时就会立即发现意料不到的、这位艺术家创作个性的棱角。     

《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墙文化原型比较

爱的悲欢是一个永恒的文学话题，荣格曾把涉及此题材的文学作品划入可理解的“心理型”艺术之列，以有别于他所谓费解的、寄寓着人类集体无意识原型的“幻觉型”艺术。其实，“即使在爱情题材的作品中，也可以寻觅到荣格所说的原型———人类无数同类经验在心理上的沉淀。”古今中外大量的以爱情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那道有形和通过有形影射出来，同现实的墙一样对人物的行为产生巨大障碍的无形的文化之“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有形的物质的墙，大多以土石或竹木筑成，它凝固的形式与建筑的动机，全都集凝于对交流接触的阻隔，以及对某…     

夏目漱石《门》里的“爱与罚”

夏目漱石的名篇《门》(1910)，在文学神髓上是称名日本近代文坛的“爱情三部曲”的第三部。寓意深长的《门》里的主人公野中宗助和阿米以生命铸就的恋爱，被外在伦理意识判为“罪过”，二人因此声名狼藉，遭到现实规范的残酷惩罚。二人被迫息交绝游，远离社会，忍受负“罪”心理的折磨。原本生性明朗蓬勃的宗助，由此对人生失去了理想与自信。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苏联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理论关键词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在苏联文学界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同时也是苏联世界文学研究的一个关键词。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吉洪诺夫作了《现代世界进步文学的报告》，他以“世界进步文学”为核心观念描画了一幅世界文学地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由于“进步”的政治性成为世界文学的评价标准。1957年4月，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举行的“关于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从文学内部发掘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世界性”因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世界性”在于“民族普遍性”与“理想超越性”的统一，它立足于各民族共同的传统，同时又超越各民族局限，强调一种对世界性理想存在的表达。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研究为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中国世界文学理论的构建，应该尝试建构一种新的不同的对“文学”的理解，对“世界”的理解。     

《桃花扇》中的桃花扇样式考辨

桃花扇是侯方域和李香君的定情物,对其样式,学界一直有＂团扇＂、＂折扇＂之争。从明代开始,折扇逐渐代替团扇被广泛使用。《桃花扇》剧中有12出涉及扇子,其中5出为桃花扇。桃花扇当为折扇。     

《桃花扇》侯李爱情与史实相合考论

《桃花扇》中侯方域与李香君初会于崇祯癸未,两人一见钟情,进而发展成为生死不渝的爱情,这些内容与史实完全相合。对于侯方域与李香相识的时间、＂不复更与相见＂的含义、＂此去相见未可期＂的含义也均有深入研究,从而证实《桃花扇》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与史实并未乖离。     

古典乌托邦·乌托邦·反乌托邦——读陶渊明札记

在空间上,桃花源是一个封闭自守、绝不与外交通的世界;在时间上,桃花源中的时间如果不说是停滞的,也该是＂循环＂的,周而复始的。桃花源正是由于守护了自己的时间与空间,才成了与外面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将莫尔、培根们的＂乌托邦＂对照陶渊明的＂桃花源＂,莫尔、培根的社会理想尽管各有侧重,但都是建立在柏拉图的《理想国》的理性主义传统之中的;陶渊明的桃花源则是建立在老庄哲学的社会理想之中的,如果还要将其称为乌托邦,那么西方莫尔、培根的社会理想是一种＂光明的＂、＂进取的＂的乌托邦,东方陶渊明的桃花源则是一种＂幽晦的＂、＂退隐的＂古典的乌托邦。20世纪以来日渐强化的＂反乌托邦＂运动以挖苦、嘲弄、批判的方式表达了对于启蒙主义乌托邦的＂反拨＂,却有意无意地表达了对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的深切关怀。陶渊明的古典乌托邦思想在当今地球人类面临的生态时代,仍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及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简析爱·摩·福斯特作品中的和谐思想意识

英国作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的小说表现各类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甚至不同性别之间人与人的关系,作者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以及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和谐问题的途径时表现出了人文主义爱与和谐相融的思想意识,这种和谐思想意识对世界各民族希望建立一个和平共处、相互尊重、和谐兼容的世界家园的美好理想具有一定的启示.     

陈忠实：陡然而起的高山

陈忠实前期作品一直写当下的生活,善于从道德角度切入,在变态心理和爱情描写上也多有探索,塑造了一系列新的人物形象。经过15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历练,他的创作能力得到提升和锻炼。20纪世80年代中后期,作家经历了伤痕文学、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思潮,阅读了大量外国传入的文学经典。他反思自己以往的文学创造,实现了自我剥离,他远离了写当下生活的题材,转向历史,转向人物内心,遵循文化心理结构观点,写出了中篇小说《蓝袍先生》,实现了自己写作的转型。他抓住了作品《蓝袍先生》中的语言感觉和创作状态,经过充分的准备,以沉静的状态创作出了长篇小说《白鹿原》,奠定了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     

历尽沧桑华自芳-读陈忠实先生《七律·和宁夏张其玮先生》

《白鹿原》出版后,宁夏张其玮赋诗一首,高度评价其书.陈忠实和七律一首,诗中陈述了自己面对荣誉的一颗平常心及《白鹿原》的创作心态和创作原则,“拭目扪心史为鉴”,使该书终有突破.陈忠实怀着感时忧国的情怀和对国家、民族的挚爱,矢志不渝,不断努力,这是作者的创作追求和人生理念,也是《白鹿原》最终成功的原因之一.     

三种题咏类清诗总集佚著序跋辑考

清诗总集,有不少原书已经失传,而仅有若干序跋之类文字保存在其他文献中。将这些序跋收集起来,并加以考证,能够提供有关清诗总集的线索,进而了解它们的大致情况。清初屈大均辑《悼俪集》、徐凤池辑《寻墓诗》、钱云辑《桃花园题咏》等三种题咏类诗歌总集佚著的有关序跋,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示例。     

从约翰·多恩的爱情诗主题剖析其矛盾的爱情观

约翰·多恩是玄学派诗歌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其诗歌主要包括爱情诗和宗教诗。最能体现其独特风格的是他的爱情诗。他的爱情诗主题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肯定爱情的,抒写爱的忠诚;另一类是否定爱情的,嘲弄女性对爱情的不忠;同时还有奉劝情人放下贞操及时行乐的艳诗。诗人矛盾的爱情观与诗人从一个天主教徒转向一个国教徒,从一个浪荡公子转向一个颇有知名度的传教士的身份和他的坎坷人生经历无不有关。     

宋代田园诗民胞物与的情感意蕴——以南宋赵蕃田园诗为中心

世人皆为同胞、万物俱是同辈的理念正是儒家仁政爱民思想的体现。赵蕃的田园诗,再现了南宋中、后期农村优美的自然风光与农人快乐的劳动场景,也反映了农民劳动生活的艰辛,更有人们在自然灾害面前渴盼神灵降福而举行的祈雨仪式,充分反映了诗人民胞物与的情怀,代表了宋代士人仁政爱民的政治理想,具有鲜明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主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