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詹与古文运动

欧阳詹,福建泉州人,唐贞元八年进士及第。他是闽中最早一些驰聘中原的文士之一,也是中唐时期热心于“古文”的文学家。其遗集《欧阳行周文集》,迄今仍完璧传世。贞元初年当韩愈的创作成就还很有限的时候,欧阳詹就开始了古文写作。①后来韩愈所倡导的儒学复古和古文运动,更是给予大力支持。韩愈说到:“欧阳生其志在古文     

儒学与儒教问题初探——儒学如何实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浅论

儒学与儒教问题是一个时常困扰学界的学术公案.拙文认为,儒学与儒教总体上并行不悖,儒学即是儒教、儒教即为儒学:儒学是儒教的内核与主体,儒教是儒学的外显与教化;儒学问题不能仅仅停留于理论思辨,而应以服务当前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为旨归.最后,从四个方面讨论了儒学如何实现与社会主义相适应问题.     

复调儒学:从古典儒学到现代性儒学的复杂演进

儒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紧密勾连在一起,因此注定儒学不可能是单纯的心性儒学或政治儒学.不论就传统儒学还是现代儒学的结构来讲,儒学都一直是众声喧哗、兼综政治与教化的复调儒学.这就使儒学显现出完备性学说的特质.在复调儒学的复杂演进中,传统儒学与现代性儒学构成儒学两个总体结构.在传统儒学的纵向延伸中,从周易、孔子到王弼、宋明理学到晚清经学构成其主要结构面;在现代儒学的横向展开中,应对人心秩序与社会政治秩序挑战的民族精神、民主建构和普世主义等论题,成为儒学的核心论题.两者相互扣合,构成系统解析儒学的总体进路.     

儒学复兴新论——兼谈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

提倡“儒学复兴”是必要的、可行的,关键在如何理解。首先,儒学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主张下必然提出的课题;其次,儒学复兴就是儒学的充分现代化;复次,儒学复兴既不是政治层面的,也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而只能是学术文化层面的。儒学的复兴有三个标志:第一,要诞生一些有代表性的大师;第二,大众儒学或曰世俗儒学的复兴和普及;第三,全球国际社会的认同。“儒学复兴”的动力是知识分子、儒商及政府官员三大力量的良性互动。儒学与西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相吸收与融合是儒学复兴的根本途径。儒学与西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相吸收和融合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而三者各自的动态方向分别是:儒学的现代化、西学的中国化、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未来的中国文化应是各种文化的“和而不同”、“多元一体”。     

当代儒学发展的机遇及其限制

当代儒学的发展问题备受学者的关注。笔者认为,新世纪的发展机遇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即文化交流与思想互鉴和人类生存困境中的人文价值凸显。儒学在当代发展主要受到两方面的限制,一是儒学体系本身的悖论,一是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的异质取向。学者们应该坚信儒学的恒常价值和普遍意义,深入挖掘儒学的价值资源,吸收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实现儒学的创造性转换,赋予儒学新的生命力。     

儒学人文主义的特质

人们常说 ,儒学是人文主义的 ,或者说 ,儒学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这样说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 ,儒学的人文主义有何特征 ?究竟如何理解儒学的人文精神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一在讨论儒学人文主义之前 ,首先需要了解儒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 ?因为只有掌握了儒学基本问题之后 ,才能理解儒学人文主义的特征。儒学的基本问题不是别的 ,就是“究天人之际”。“究天人之际”既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 ,也是儒家哲学的基本问题 ,贯穿儒学发展的始终。儒学的人文主义就是在这一基本问题的框架之内形成和发展的。“人文”一词 ,出…     

"后现代儒学"与"构建后现代儒学体系"

虽然"后现代儒学"是一个新近提出的概念,但与其类似的概念并不少.不过,与这些概念不同的是,"后现代儒学"既不沿袭老提法也不仰望西方结构,而是在现有语言体系下以世界为舞台,将自己丰厚的文化底蕴呈现给国际社会,积极参与后现代社会和全球性问题的讨论."后现代儒学"的任务就是"建构后现代儒学体系"."后现代儒学体系"是儒学的原本体系,是儒学的现代发展演变而来."后现代儒学"也可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开互通之门.     

“人文儒学”批判与后儒学当代突围——兼与李承贵、夏锦乾商榷

在当代,面临各种挑战的儒学境遇窘困。学术界关于儒学的探讨,有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但整体存在方法论上的认识偏误。其中,李承贵关于人文儒学为儒学的本体形态之说脱离了当代现实的学术诉求,在学理逻辑上也难以成立。夏锦乾关于巫文化家族血缘制为儒学统绪的观点,囿于文化解读和批判的视界来理解当下的儒学建设,也存在对儒学后现代生成认识不足的局限。儒学的当代生存,只有依托后现代视界的理论介入、展开后儒学的理论突进,才能寻到生存之路。而后儒学基旨的重构和逻辑空间的拓展,是后儒学当代突围的关键问题。通过后儒学与后现代文化的深层对话,可以形成多元化的当代儒学学科形态。     

杜维明与儒学的现代发展

杜维明是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多年来致力于儒学的现代发展。他的儒学言说是建立在对启蒙进行反思的基础之上的。为了给儒学的现代发展开辟道路,他试图纠正人们对儒学的一些传统看法,其中最核心的是儒学与专制政体的关系。他站在世界性问题的角度挖掘了当代思潮与儒学的相关性,从做人以及人格塑造方面肯定了儒学的价值。他对儒学现代发展路径的探讨内容丰富,主要有继承和超越启蒙心态、儒学内部的深度挖掘、走向世界、广泛参与等。他对儒学的弘扬并非是情绪化的,而是冷静的、理智的,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儒学负面价值的反思上。探讨杜维明的儒学言说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知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现代价值,也对我们把握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特点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儒学的现代化问题

“儒学能否现代化”和“儒学是否能有第三期发展”应是同一的问题。先秦儒学是儒学的第一期发展;宋明理学是在儒学受到印度佛教冲击以后的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它适应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后期的要求,从而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学说;那么在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下,儒学可不可能有第三期发展?如果儒学能够有第三期发展,那么它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这也就是儒学第三期发展要解决的问题。因此照我看“儒学第三期发展”     

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

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9月16日,是直属学校的、以儒学研究为业的、开放性的研究实体。儒学研究中心的设立,反映出山东大学决策层对时代潮流敏锐的感受力、对古典学术事业倾力支持的胆识和魄力。儒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人类古老的文明之一。山东是儒学的发祥地,是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和儒学最重要的传人孟子的故乡。山东学术界历来重视儒学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山东曾在1955年召开“孔子讨论会”,1962年又召开了第二次“孔子讨论会”,以求在新形势下对孔子和儒学有个正确的认识。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创举。山东大学素以文…     

金朝图书流通与东北儒学传播

金朝运往内地的辽与北宋典籍为东北儒学传播奠定了基础,入金辽、宋文人携带的书籍加速了儒学的兴起与发展,学校中流通的金朝出版的经史书籍为东北儒学传播提供了媒介。金朝的儒学传播体现了金统治者对儒学文化的认同和传播学中的二级传播理论,表明图书流通是东北儒学传播的重要因素,不但扩大了儒学传播范围,也加速了东北地区儒学传播的速度。     

和谐目标与冲突趋向:儒学政治价值体系的内在悖论

儒学政治价值体系是中国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构不可回避而又必须研究的问题。在儒学政治价值体系中,和谐不仅是基本的价值准则,也是重要的价值目标。然而,儒学指导下的政治生活却很少出现和谐的局面。儒学政治价值体系自身存在的矛盾是造成这一反差的重要原因。儒学政治价值体系对礼的崇尚、对道德的推崇、尊君子抑小人的价值取向极易导向矛盾和冲突。失序恐惧和权威崇拜是儒学的两个基本特征。这两个特征有助于从理论上认识和反思儒学的和谐思想及其价值体系在和谐问题上的悖论。     

欧阳修的儒学思想探析

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反对谶纬虚妄、天人感应的理性主义思想 ,二是反对佛道和不良世风的以“礼义”为本的儒学伦理道德思想 ,三是反对空谈性命的经世致用思想。这三个方面相互交叉、密切配合 ,共同构成了欧阳修的儒学思想整体 ,指导了他的治学和政治生活。欧阳修的儒学思想对于走出相对落后的汉代经学理论 ,恢复儒学的主导地位和建构新儒学的品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试论唐初的教育、科举与儒学传播

经典解释权与官员选拔制度对于传统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而此两项又每与儒学有关,因此在儒学的传播过程中教育与科举直接影响儒学实际社会效应的产生。唐初教育特别是官方教育系统对于儒学教育的贯彻以及科举考试亦为儒学所笼罩强化了儒学在此时期的传播,但儒学的制度化同时也是儒学的意识形态化。     

东方各国的儒学现代化

<正> 一、儒学的时代课题和现代命运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对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儒学文化圈①国家共同的文化意识。但儒学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断面临着时代课题,正如蔡仁厚所说:“儒家‘时中’之义,正要随时变应;故儒家之学,亦永远有时代之问题必须面对,是即所谓‘时代性’之考量,或‘现代化’、之因应。”②各时代的儒学大师们不断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调整着儒学的内容,所以在中国,就有所谓儒学三期发展问题,国际社会中也有当代新儒学与中国大陆及港台的第三期儒学相呼应,由此而引发了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学的现代化,正说明现代人与儒学之间的动态的关系。     

儒学的地域化与江南儒学

儒学的发展过程既经历了时间中的历史展开,也涉及空间中的地域分化。随着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心南移,儒学也出现了某种地域上的变化。与经济文化的南移相联系的是江南地区的地位逐渐突显,后者在儒学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之一,是所谓"江南儒学"的出现。江南儒学作为儒学的地域性形态,无疑包含儒学之为儒学的普遍品格,但同时又呈现了自身的发展趋向,并有其具体的个性特点。同时,正如广义的儒学需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取得新的形态一样,江南儒学也并非仅仅是以往的历史陈迹,而是面临在当代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这种发展既基于时代的具体背景,也以不同学术观念和取向之间的互动为前提,后者不仅关乎儒学自身不同取向之间的交融,而且展开为儒学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对话与沟通。     

汉代儒学官学化的动力及其影响

两汉儒学官学化的条件是秦朝的灭亡形成的对暴力作用有限性的历史性认识 ,以及儒学不断吸取其他学派的知识 ,应时演变的结果。儒学官学化的动力是君主专制和儒家的学派利益决定的 ,儒学官学化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王道政治境域下的融合——董仲舒对儒学的法家化改造

董仲舒是以法家改造儒学,还是以儒学改造法家,关系到对儒学基本性质的认定.文章以为,儒学实现同政权的有机结合,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是以确认皇权的独尊为前提的.既然如此,董仲舒当然是以法家的精神改造儒学,而不是什么将先秦原典儒学的基本精神,移植到法家政刑体制内,进行了"转化性的创造",使之成为这一体制的灵魂和基石.     

“中国道路”视野下的学术自信——以中国儒学研究为中心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形态自近代以来被边缘化。人们对儒学的认知和研究存在诸多的问题。要走出中国儒学研究的困境,一是在方法上,应当继承儒学研究传统,重视经学、训诂学的价值,合理吸收西方有益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二是在价值立场上,应当以中国阐释中国,摆脱中国哲学(儒学)西方化或者是在中国的西方哲学的模式,走中国道路的学术自信之路;三是在学术态度上,应当走进儒家经典来研究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