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是烟霞妾为尘”——20世纪40年代弃妇形象分析

20世纪40年代沦陷区的作家张爱玲和苏青塑造了“绣在屏风上的鸟”、“关在笼子里的鸟”与“挣扎于困境中的蛾”三类弃妇形象。第一类弃妇深受女性生来为男性附庸的“原罪意识”所侵蚀,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主体意识;第二类弃妇在原始性平等意识的支配下稍稍做了些反抗,但是对失去依附地位的恐惧使她们又重返回男权社会的牢笼;第三类弃妇挣扎在职业女性和传统女性角色的困境中,但最终走出了困境,走向了自立。     

试论中国大陆新时期电影中的女性形象

20世纪80年代中期，商业化大潮第一次冲击了中国大陆，“当代中国电影文化面临着一种‘异己者’，女性文化不再辗转、缄默于男性文化的女性规范，女性的话语与女性的自我陈述和探究而扬日益地趋向成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表现了其在现实社会里面对种种困境和挫折，不断追求自我人格的独立完善、自觉与自省及意识形态转变的特点。     

大众传播中女性话语的双重困境及其突围

现代传媒在塑造女性形象与培育女性话语的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其具体的传播过程中女性话语却陷入了男性话语霸权和女性话语自我颠覆的双重困境之中。通过分析具体原因后提出女性应利用传媒为自己扩音,恢复女性的主体地位,以便在困境中突围。     

青年知识女性成就动机弱化原因分析

面对传统思想观念的挑战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困境,不少青年知识女性认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等传统价值观念,自我职业信心不断降低,思想观念开始退化。剖析了这种思想退化的社会环境因素及女性自身心理因素,并为解决这种状况提出了四点建议,旨在强化青年知识女性的成就动机,走出困境,追求事业成功与实现自身价值。     

谦逊的带刺玫瑰：论玛丽安·摩尔女性诗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美国现代派诗人玛丽安·摩尔的女性诗歌贯穿着一条隐蔽的寻找女性作家身份的伦理线，展现了特定时代女性的主体经验和美国父权诗学主流意识形态下的伦理机制。以文学伦理批评理论为支点，分析摩尔所遭遇的伦理困境及不同阶段对伦理身份诉求所作的种种努力。指出，热衷“男性性别扮演”的家庭伦理环境和“文学是男性领地”的社会伦理环境是诗人陷入身份焦虑的伦理根源；摩尔拒绝“天使”的身份，坚信女人要“带刺”来发起反抗与自我保护，也要如同“变色龙”合理改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摩尔晚期诗歌所彰显的谦逊与大爱是其在宏大文化语境下的自我和解，昭示出一个女诗人对个人理想、气质素养与独立自由精神追求的高度伦理指向和实践美学。     

夏娃,走出伊甸园──中国现代女性文学衍变历程

传说夏娃偷食智慧树上的禁果后,发现了自己生存的本真,义无反顾地走出了伊甸园。而中国的“夏娃”却从“五四”新文化中汲取理性启蒙的乳汁,打破了封建父权的禁锢,发现自己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当她们把“女人也是人”这一自我精神价值的分辨确认以文学的形式进行表述时,中国文坛就涌现了张爱玲、陈衡哲、冰心等一大批女性作家,宣告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诞生。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现代女性勇敢地冲出家门,开始了对“人”的浪漫憧憬。可是,她们很快就陷入了困境,由于女人挺直的身躯无法得到男性的认同,夏娃们走出伊甸园却无路…     

都市中“大龄未婚女性”寻求自我定位的伦理透视

“大龄未婚女性”问题的出现,体现着社会性别制度建构的特征,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文化的影响,也是造成“大龄未婚女性”们择偶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之一,而理想的爱情与现实的婚姻的状况也是“大龄未婚女性”们徘徊于婚姻的围城之外的重要因素.“大龄未婚女性”们要摆脱择偶困境,就要以主体的身份来定义自己,建构起真正的自我,在通过婚姻建立的家庭这个伦理实体中达到自我与他人的统一.     

女性主体身份的失落--萧红小说中女性的亚文化地位

萧红在她的小说中将女性的全部困境尽量拉向自身并予以身体化的呈现,通过女性身体的毁弃、“性”的主体地位的丧失、人格尊严的失落等几个方面展示了女性自我与主体丧失的亚文化地位。这种写法揭示了女性命运的悲剧性,无疑也是对男性中心社会的批判。     

明清闺秀花卉赋的“自我”书写与品质达成

明清闺秀在赋中的“自我”书写促使花卉赋新的品质达成,在花卉赋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中完成朦胧感与明晰化的辩证统一,构筑女性文学的审美体系。“女性写女性”的明清闺秀花卉赋是家族文人群中女性创作范式的具体表现,展现出明显区别于“男子而作闺音”的男作家“凝视”传统的“清慧”美学品貌和雅致心境。明清闺秀花卉赋者在赋题选取上的花卉种类之孤寒特质、在具体的花卉描写中的纤细语言材质以及在花卉观察中的“自我”代入,体现出明清女性文学新的思想境界。     

何处是归程--解读庐隐和徐坤小说中的知识女性

庐隐和徐坤两位女作家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女性解放所面临的人格裂变和精神苦痛.作为"五四"后第一代知识女性,庐隐作品中的"现代娜拉"在觉醒后无路可走的郁闷彷徨中找不到精神家园.半个多世纪后,徐坤笔下的现代女性实现了"五四"女儿走上社会,寻求自我价值的梦想,却又在社会和家庭的两难选择中陷入了生存和精神的双重困境.     

“我在他的性别停止的地方,开始继续思考”——弗吉尼亚·伍尔夫、西尔维亚·普拉斯、陈染笔下的父女关系

以弗吉尼亚·伍尔夫、西尔维亚·普拉斯和陈染三个生活在不同时期、来自于不同国家的女作家的个人经历及其作品为例,探讨女作家笔下的父女关系。女作家们强烈的弑父情结之下是对所缺失的父爱的哀哀呼唤,女儿们对父亲既恨又爱的矛盾心理反映了主体意识增强的新女性对父亲所代表的菲勒斯文化既反抗又渴求保护的纠结心态。成长中的女性只有以一种超越的姿态和宽广的视野才能使自己迈出痛苦的泥沼。因此,伍尔夫的＂双性头脑＂和陈染的＂超性别意识＂不啻为女性的自我发展指出了一条理想之路。     

“梦”的意象与女性主体建构

女性主义反抗男权专制后,要思考女性主体如何建构。陈染向以“私人写作”拥有独特的姿态,她对“梦”意象的偏爱,贴切地表现真实与虚幻交合的生存形式,深入女性成长秘密,追问女性貌似精神自由的“成长”的艰难与困惑。陈染的探索充满对女性主体的疑问,昭示女性主体建构的艰难。     

为艺术而燃烧的灵魂——从“梵高情结”看陈染的“超性别意识”

文学同绘画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文学家从绘画艺术中寻找灵感、寄托志向也并非创举。女作家陈染的散文、随笔及小说中有大量关于画家梵高的论述,甚至形成陈染的＂梵高情结＂,这些论述传达出作家试图超越性别写作的定见、追求艺术理想的愿景,这正是为以往研究者所忽视的。以此为突破点,通过对陈染散文、随笔及小说中关于梵高的论述进行文本细读,重新认识陈染的艺术追求和审视她的文学创作,展现陈染精神的另一面。     

萧红笔下日常生活书写的现代意义---兼与张爱玲比较

萧红和张爱玲这两个看似并无直接关联的作家,其成长经历、人生轨迹却多有相似之处;就写作意义而言,彼此也有殊途同归之处。她们以其对十里洋场的“现代”日常生活和乡土中国的“前现代”日常生活的描绘,分别表达了对现代中国的“两极想象”。由张爱玲反观萧红,后者对中国乡村生活形式的描绘,为中国现代作家的现代性思考提供了具有启示意义的参照。     

在男人性别停止的地方继续思考--从陈染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看当代女性写作

以陈染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为例来看当代女性写作的某些特色,如关注的内容、对女性主义理论阐释和理解的深度以及对当下女性生存状况的思考等等.陈染作为一个清醒的女性写作者,以她个人的肉体和心灵体验歇斯底里般地在撞击着她所认为的关于女性的种种幻想,扰乱着主流文学的话语规范和象征秩序,展现了女性的真实自我,使她的作品成为女性在当下时代中自觉的文学范本.     

“玫瑰门”里看“身体”——从《玫瑰门》看铁凝身体写作的意义

小说《玫瑰门》开启了铁凝身体写作的“玫瑰门”。这个身体写作的“玫瑰门”一经打开,就在中国新时期女性写作中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实现了对1980年代致力于女性纯精神世界探索的“二张”的成功超越,而且成为1990年代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以“躯体写作”为主要特征的个人化女性写作的前驱。同时,其与陈染、林白在身体书写上的差异又显示出铁凝对女性更具前瞻性的眼光,预示了未来女性写作更具生活化的新变。铁凝的身体写作将中国新时期女性写作连缀为一个有机整体,同时也将对女性文化的思索引向深入。     

乡土伦理的缩影：儒家文化视野下《白鹿原》中的人物形象解读

《白鹿原》作为陈忠实的代表作,不仅展现了20世纪以来中国乡土社会经历的种种变迁,而且通过中国一系列鲜活人物形象的完美塑造表达了对儒家文化现代命运的思索.在以白鹿原为缩影的中国传统乡土伦理社会中,不仅有对儒家文化忠贞不渝的守望者,也有誓死不归的反叛者,同时也有浪子回头的皈依者,这就是儒家文化的现代命运.     

困境中的突围——阿宁小说《能耐》人物形象分析

阿宁的长篇小说《能耐》中塑造了陈占文、陈珀、祁淑琴等系列人物形象。贪官陈占文出狱后面临了种种复杂的人事关系，折射出世态炎凉。陈占文的女儿陈珀却在生活的打击中逐渐锻炼成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贫困生祁淑琴也经受了生活的种种磨难，最终选择回归故乡，奉献青春，也实现了人生的价值。阿宁的笔触深入人物内心，通过几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展现了人性的丰富内涵。     

在突围与困厄之间——90年代新生代女性小说价值评估

新生代女性小说创作及其批评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的重要文学现象,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批女性作家和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生于70年代的一批女性作家,在西方女性主义和女性文学的影响下,高举性别旗帜,用独特的女性话语描写女性心理与生活体验,在文本中凸显女性意识,对传统男性中心文学进行解构和颠覆。从“私语小说”到“身体书写”,90年代新生代女性小说具有不可质疑的文化反抗的积极意义,但也包含着致命的偏狭。     

陈染女性文本实验中有关问题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中,陈染以先锋的姿态开创了私语创作,"个人经验"和"躯体写作"成为她执拗地述说方式。十余年来,她一直在中国文学主流之外的边缘小道上吃力地行走:固执地坚守自己的性别身份。以一个女性的绝对身份宣称:我们首先是人,我们又是女人。该文力图通过对陈染文本中"恋父与弑父"、"异性恋与同性恋"、"自恋与自强"之间的矛盾关系,进一步揭示陈染女性文本实验中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