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禅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吗?

禅是佛教的一个宗派,这是学界的一个共识,但也有挑战这一共识的异见,认为中国禅不是印度哲学和大乘佛教在中国的旁支别派,而是中国思想和宗教的嫡系正宗。重新审视国内外关于禅的性质和状况的主要观点,并对禅宗的起源、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制度实践、终极目标及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印度禅和佛教的关系等核心问题进行比较和论证,旨在从概念性视角找出中国禅与大乘佛教和印度瑜伽的哲学思想及修行实践的相异之处,从而对中国禅是否为佛教的一个宗派作出实事求是的回答。通过对禅宗作为一个思想和宗教流派的基本内涵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禅是本土思想依托外来佛教而产生的全新宗教与思想,在根本上不是源自佛教和印度瑜伽的中国流派。     

评季羡林先生主编的“中国禅学丛书”

评季羡林先生主编的“中国禅学丛书”莫常红禅,即梵语“禅那”的简译,意即思维修。禅宗则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独树一帜的重大派别,可以说是中国化的佛教。它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融汇中国原有的文化,影响越来越大,蔚为大观。它给中国哲学、历史、文学、语言、绘画、园林和...     

“月”之诗韵禅境——论月意象的禅宗美学精神

“月”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经典意象.禅宗兴起之后,禅学与诗学相互渗透而走向一体化,诗歌由于禅宗而多了一些哲理的情趣和禅悟的启迪,禅宗由于诗歌也多了一些情感的韵味和审美的情怀.月意象在诗禅文化的融合过程中,营造出了一种新的禅境与诗境.禅宗可以借月喻指禅宗的佛性、佛身和圆通之境,月意象在禅诗中可以借助佛理玄机的诗意表达增强诗的审美意蕴,禅宗思想的美学精神深化了咏月诗的情感内涵.月意象在诗境与禅境的相互交融中达到了物我同一的审美观照,为中国古典文化增添了新的神韵.     

“农禅并重”的农业伦理意境与佛教中国化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三大优良传统,即"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和"国际交往"。其中的"农禅并重"乃是佛教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相结合的产物,是古代农业伦理的宗教化表达,同时也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因为在印度佛教中,寺院大都位于城市及其周边,僧人实行"乞食"制度,自己不用从事获取食物的生产劳动,食物由信徒供养;然而,佛教传入中国后,由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种种原因,中国佛教逐渐走向"山林化",僧人逐渐退居山林远离城市,从而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供养,于是就只好自己开荒种地,从事农业劳作,并受禅宗观念的影响,直接将这种农业劳作视为修行,从而发展出了"农作即修行"的"农禅并重"体制。同时僧人们还有意识地用农业场景和农业话语来表达禅宗和佛教的理念,从而产生了许多"以农说佛"的禅宗作品。     

论禅宗内在精神的诗意化形式及文化内蕴

禅宗“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的教义，诗意地解决了自我超越与自我完善的宗教课题。它以一种极富魅力的文化智慧，契入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消除了佛圣与世俗生活的界限，用直观、生动的形式宣喻其独特的宗教教义，因而　其偈颂、禅诗、语录等，都极富诗的形象特征。禅宗内在精神的诗意化，是儒道文化精神　的宗教体现，是以中国文化心理为底蕴的。     

湖北在禅宗文化发展中的地位考略

禅文化在中国经历了禅学与禅宗两个发展阶段:道安在湖北襄阳注疏禅籍,深刻影响了早期禅学的发展方向,慧远把念佛与禅修结合开启了印度禅学中国化的序幕;道信与弘忍在黄梅开创的“东山法门”,是禅宗创立的标志.自弘忍之后,禅宗分为南、北二宗,其宗门渊源及领袖皆出自“东山法门”.如今以四祖寺、五祖寺为核心的黄冈地区佛教丛林,以弘扬“人间佛教”、实践“生活禅”理念为己任,继承发挥地域文化传统优势,形成鄂东禅宗文化圈.湖北不愧为中国禅文化的策源地、禅宗的发祥地、禅学领袖及禅宗祖师的摇篮.     

从“空性”到“体用” ——中国佛学心性本体论的建构与反思

[提要]基于“缘起论”思维根基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其在思想层面遭遇了中国化的“体用”诠释。东晋释道安、僧肇等就借用玄学思想与概念通过“体用”“本末”等中国本土概念创造性地诠释了佛教般若思想,之后伴随着中国佛学由般若学向涅槃学的取向,《起信》《华严》及中国禅宗皆借用体用概念与思维模式逐渐建构起了中国佛教“心性本体论”理论框架。中国本土的“体用”概念及其思维框架不仅深度介入到中国化佛学的哲学建构中,使印度佛教经过诠释与会通终于摇身一变成为启发中国人心智的理论模型,同时它也是达成儒佛道三教思想汇通的重要思维桥梁。“体用”思维模型一方面建构了中国化语境的佛教哲学,另一方面也使得本土的“体用”概念发生了“佛学化”的改造。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体用论模型在回溯到中印佛学思想源流的相关理论议题时也遭遇到一些挑战,如何面对此一挑战也关涉到中国佛学的现代性诠释问题。     

论惠能对中国和世界思想文化发展的杰出贡献

本文通过对惠能在禅宗前辈广泛兼容与吸纳中印文化的基础上,率先完成了把印度佛教全面彻底中国化进程的历史回顾,论证了惠能创新了印度的佛教文化,使之上了一个新台阶,并介绍了惠能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贡献。认为惠能创立了平民化的佛教,使社会平等的理念在中国深入人心;惠能创立“和光接物”的理念,为宋明理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石;惠能把印度佛教“出世间道”的思想与中国儒家的入世观念融合起来,为中国传统文化在道德与美学领域构筑起独特的精神家园。本文还进一步把惠能对佛教文化的创新放到世界范围加以考察,认为惠能在世界宗教史上,首创政教分离的宗教改革,为宗教服务社会开辟了新天地;惠能在世界哲学史上,是辩证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最早的奠基人;惠能在世界文化史上,成功走出了一条自主把外来的异质文化完全彻底本土化,创造出比外来文化原产地更先进的文化,实现文化可持续进步的光辉道路。     

论唐代文人禅诗莲意象的美学特色

莲作为中国文学中常见的意象,随着佛教东传,莲的宗教意蕴产生了。禅宗诞生之后,莲亦沾染上禅宗的色彩。饱受禅佛思想沾溉的唐代文人,在禅宗独特的思维方式影响下,借助诗性智慧,使莲参与审美创造,最终形成了莲象征净洁无染的本心、建构诗意栖居的乐土、疏淡自然诗境的因子等美学特色。其中疏淡自然的诗境是净洁无染的本心和诗意栖居乐土的升华,三者之间是一种层递的关系。唐代文人在对莲的审美观照中将禅思与诗情融为一体,发展和丰富了莲意象的内蕴,为唐诗的创作开辟了一片更为广阔的新天地。     

禅在中国文化中的走向

日本学者柳田圣山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仔细想来,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事,禅在佛教各派中,恐怕最难通俗化,但它却最能产生通俗的魅力。”禅宗确是中国佛教的特胜法门,香火最盛,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天下名山僧占多,而禅又在佛门净地中占据了大多数席位。如此特殊的佛教宗派,却在中国佛教史上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柳田氏的回答很简单:“禅只是一种被选中的宗教而已。”①这个回答有道理,不过却不能就此打住,因为我们又会产生新的疑问,比如:禅被谁“选中”?它为什么会被“选中”?等等。实际上,禅随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形态发生了三次蜕变:一变而凝结为禅宗教义;再变而扩散为文化素质和艺术精神;三变则发展为精神拯救和心理分析方法。要弄清“选中”之秘,必须对禅的足迹进行跟踪扫描。     

汉墓羽人与南朝“中国化”飞天——墓葬系统象征符号的新发展

羽人与飞天分属于两个宗教系统,伴随着佛教下移进入墓葬,跣足、裸身、头戴宝冠的西域飞天被去裸露化、秀骨清相的“中国化”飞天替代,儒家礼仪制约下的飞天中国化最终在南朝墓葬中完成,并对此后的佛教艺术产生深远影响。由图像系统发生路径看,印度飞天与汉墓羽人共同成为南朝时期中国化飞天图像系统发生树的“根”,而羽人图像显然对于中国化飞天影响更加深远。从图像形制看,南朝时期中国化飞天形象已经与印度佛教飞天艺术母体大相径庭,儒家审美偏好与礼仪规则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由图像系统的发生关系看,南朝时期“中国化”飞天在形制上以汉墓羽人常见范式为粉本;在符号功能上,南朝“中国化”飞天除了继承汉墓羽人界定墓室时空超凡特性,指向“不死之境”以外,佛教信仰的介入与净土信仰的流行,又使他们兼具往生净土的宗教功能。此时“羽人”作为墓葬仪式话语系统的重要一环,显然无法适应东晋南朝时期佛教进入墓葬系统的新变化。由汉代的“羽人”过渡到魏晋南北朝时的“中国化飞天”,实则是墓葬信仰发展的内在要求之必然。     

人间佛教之源与脉——从祖师禅到生活禅

人间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品性、一种宗教理趣,反映着佛陀之创教本怀,更是汉传佛教之本质特征.祖师禅之标帜慧能揭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打通了人性与佛性、世间与出世间、世俗与神圣、生活与解脱之界隔,开出中土佛教人生化、人间化、生活化的活水源头,树立了后世人间佛教的千年道统.但因了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之约制以及其自身一些修行理念之畸重畸轻,导致后世禅宗重智轻悲的种种流弊;20世纪初叶,太虚应运振起,遥接祖师禅真脉,凸显大乘佛教慈悲精神,揭橥“人成即佛成”的人生佛教,将佛法世间化落实为圆成人格及人间净土建设,构筑了人间佛教的现代形态.然而作为禅宗末流重智轻悲流弊之反拨,后来的人间佛教推展又出现重悲轻智极端世俗化的歧变.当今,净慧力倡生活禅,以禅门探究人间佛教的修行法门,标榜以禅的生活化达成禅化的生活,从而将太虚强调的人格建设更深一步地具体化为以禅的智慧化导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时时刻刻、在在处处;为针治“重智轻悲”和“重悲轻智”两种流弊,净慧以“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作为生活禅的根本宗旨,力图实现佛教解脱道与菩萨道的完美结合.人间佛教在其嬗变过程中,人间性、现实性和生活化的品质一脉相承,同时在其不同的历史境遇中,又能够与时相谐,契理契机,重释佛法,不断自我调适、自我修正,引出相宜的修行法门,进而不断开出发展之新进境.     

中国文化的杰作——禅

“禅”的概念产生于印度,梵语为Dhyana,音译“禅那”,义为“静虑”或“思维修”。禅,首为古印度《瑜伽经》所用,“瑜伽”极类似于我国传统的气功,禅被引进佛教,编入“八正道”中的“正定”,亦入“三学”中的“定学”,佛祖释迦牟尼把它作为调练心意、专注一境的修行方法。禅随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形态发生了三次蜕变;一变而凝结为禅宗的教义;再变而扩散为一种文化素质和艺术精神;三变则是在近代日本和欧美,发展成为精神拯救和心理分析的方法。     

唐代禅宗慧能学派

禅宗是隋唐佛教诸宗之一.在佛教史上有所谓僧稠旧禅与达磨新禅之别,达磨禅学传到唐代,又曾有所谓“北宗”与“南宗”之分及其他许多分派;而其中,慧能(638-713)所创“南宗”,作为中国独创的佛教哲学,独盛于中、晚唐直至两宋,风靡全国,并传播到朝鲜、     

禅与文学创作和审美中的空白意识

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曾将弹与艺术进行了比较，艺术家的世界是一个自由创造的天地，而这个自由创作的天地只有来自直接的直觉或直观，只有直接地出于事物的“如如”状态，没有受到感官和知觉障碍的如实之境。他们以无形和无声创作形态和声音，就此程度而言，禅者和艺术家并无二致。禅者即艺术家，艺术家就是禅者，因为他们都是悟道之八。禅宗是有别于中国其他佛教宗派，更与印度传入的佛教有着很大差异的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它强调其体验的超越性，追求一种超越有无、是非、得失的自由境界，这种禅宗体验的超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王个方…     

略论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与其他任何宗教一样,其宗旨是追求出世解脱,是与人文精神相对立的。然而佛教自传入中国内地之后,通过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及中国社会生活相结合,逐渐中国化。而中国化的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其鲜明的入世精神。通过辨析“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这两个概念,通过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与印度原始佛教,传统佛教与中国儒、道文化的异同比较,从佛性与人性、出世与入世、理想与现实等方面可发现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有着密切关系,中国佛教有既出世又人世的思想性格,这将为当代中国佛教的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启示。     

汉魏六朝礼与佛教的中国化

礼不是儒家的独创,而是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和根本特征。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过程中,与传统礼法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碰撞与融合。“违礼损化”成为反对方攻击佛教的首要理由。佛教学者通过援礼入佛,以礼护法,在佛教哲学、伦理思想、宗教说教、戒律仪规等方面对印度佛教加以变革,不惜改变原始教义来弥合佛教与传统礼教的差异,体现出对“礼”的依附与调和。在这个意义上,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也即礼制化的过程。     

从《坛经》看中国佛教的特点

佛教自两汉之际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就不断地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产生碰撞,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吸收中国儒家和道家文化思想,最终形成了中国化特色的佛教。中国化的佛教特点在禅宗中的表现最为突出,而禅宗的经典《坛经》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思想总结。《坛经》是出自禅宗六祖惠能之口,经由弟子记录整理而成,是佛教典籍中第一部以"经"命名的中国僧人的著作。《坛经》即心即佛、顿悟见性、入世化的思想价值对中国佛教影响深远,并体现出中国佛教重视心性、重视顿悟、重视现实的特点。     

"禅悟"对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范式的审美观照

禅宗文化追求“物之精也”的直觉与意念性言说,蕴含“不立文字,直指本心”的禅意静思和悟化“无知之知”、“无言之言”的精神皈依。为此,禅宗哲学崇尚诗禅兼具的“悟”的思维范式、诗境营造和欣赏体征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生命情韵。     

关于"中国禅"

禅是佛教的重要内容.佛教输入中国,在中国悠久而丰厚的文化土壤上实现"中国化".重"定"的,主要是"方法"的"印度禅",被改造为重"慧"的,主要是作为修证"目的"的"中国禅".南北朝时期,竺道生等人从理论层面发展出以"心性"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禅思想,达摩等人则主要从实践层面进一步加以发挥.到唐初,形成了宗派佛教禅宗.禅宗进一步发展了以"心性本净""明心见性""自性自度"为纲领的"中国禅"的宗义体系,取得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思想成果,实现了佛教的全面革新,对唐代以后的社会生活、思想、学术、文学艺术诸领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