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区域文化认同的“影视叙事综合体”——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视角

“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历史机遇已然到来，而长期以来各成气象的文化形象影响了三地之间的融通和发展。打通文化根脉，营造共通的文化空间，建构区域文化认同，消解隔膜与屏障，是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当务之急。在大众传播时代，影视艺术是蕴藉文化，构建形象，传播共识的主要媒介类型。“影视叙事综合体”以影视艺术为传播载体，通过叙事行为、叙事故事、叙事话语、叙事反应等影视叙事功能建构区域文化认同的影像文化空间，提升区域文化形象，促进区域文化的融通和协同发展。     

大运河国家文化形象的时代价值与符号传播

国家文化形象是国家形象的一个关键维度,而大运河对国家文化形象的传播具有积极意义,它历史悠久、沟通南北,蕴含联通价值、大一统意识以及开放包容的民族精神等文化内涵。这些丰厚的历史文化富矿促使大运河作为特殊的巨型文化符号,在当下时代精神的征召下积极建构国家文化形象,有助于我国在“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陷阱中寻回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进而担负起新文化使命的价值引领。符号是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大运河这个巨型文化符号进入国家文化形象传播的实践场域,可具体分类为“联通性文化符号凝聚文化认同”“凝缩性文化符号建构记忆之场”“转换性文化符号推动现代转型”三重面向,并在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多重张力中将深刻的文化主体性意识浸润到国家文化形象传播中。     

影像媒介叙事中的民族集体记忆建构--以四部“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为例

作为媒介的电影其影像的气质、风格和深度成为民族文化性格与文化态度的标识,成为人类借助镜像发现自我与他者的独特方式,也成为民族心灵成长进程中的特殊记录者。通过考察“南京大屠杀”这一特殊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影像,审视主观表达与民族记忆建构之间的关系,不失为研究影像媒介与集体意识建构的重要角度。受西方主流价值观影响的影像产品,正经历跨国界、跨区域的全球化认同的价值重构,民族电影愈发需要加强影像叙事的理论研究,从现代性中寻找自身的文化主体、寻找符合民族价值取向的历史书写视野,让民族文化形象能够通过影像面孔置于全球化复杂语境中,建构并完善民族文化的表达权与话语权,以实现文化自觉。而通过对文化权力规约的调整以塑造与引导集体记忆和民族认同观,进而逐渐形成民族的结构性集体记忆,应该是中国电影建构民族集体记忆的核心问题。     

明星符号与国家形象的建构

国家形象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为各国政府所重视.如何在文化、意义、行为系统都存在巨大差异的跨文化语境里建构国家形象,成为当下一个重要的议题.明星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符号,不仅是一个富有魅力的个体,而且还是一个承载文化内涵和意识形态的表意符号,它不仅可以通过塑造国民形象、建构中国特色文化符号、传播历史传统文化来实现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而且对国家形象的建构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盐文化旅游景点翻译中的文化传播——以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为例

翻译作为语际间的交流活动，不单是语言上的转换行为，而且是文化上的移植行为。在文化发展与变迁的过程中，翻译是引发文化优化与传播的重要推进力量，而旅游景点翻译对文化的传播和推广是最直接和直观的，对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向世界展示我国改革开放的崭新形象以及体现华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对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景点翻译中体现的文化传播进行分析和研究，可以对自贡市的旅游业发展、对文化的传播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     

对外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建设

国家形象与文化传播有关联,但这种关联并非是一种简单对应关系,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接受者往往基于自己的需要来选择甚至虚构信息来建构一个国家的形象,具有很大的想象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对方的接受习惯,要将文化传播看成是双向互动的过程,要考虑到文化接受的"理解"和"认同"的两个层面。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要利用好驻外文化中心这个平台,要采用留学生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解说中国传统经典和价值观念,要采用对方容易接受的形式来对外宣传我们的文化政策。     

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化传播路径

西藏是我国原生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富集地,借助影像数字化技术的传播优势,对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合理保护和积极发展势在必行。关键要处理好＂原生＂与＂再生＂的辩证关系,既要整体性保护好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环境和文化空间,又要充分发挥影像化的形象、直观、多维性、审美创新性和影像化物质载体保存的长久性,积极实现影像化与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播的双赢,传其神韵,把＂根＂留住。     

媒介中的国家认同建构——以春节联欢晚会为例

本文认为,国家认同建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任务,媒介是进行国家认同建构的主要机构。春晚作为一个创造出来的传统,通过电子媒介传播实现空间化,是国家通过媒介将民族传统习俗与国家政治话语相结合的产物,典型地反映了媒介中国家认同建构的内在逻辑。     

三种中国形象:大众文化与民族国家认同建构

大众文化的娱性文化逻辑建构了"狂欢中国"的形象,欲望叙事策略建构了"欲望中国"的形象,而其对民族主义情绪的生产与传播则建构了奇观化的"文化中国"形象,或隐或显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及其建构。由于将"大众"误识为"人民大众",将"欲望"等同于"民心",以及将"市场化"中性化,我们对大众文化缺乏深刻的哲学反省和有针对性的文化批判,而制度匮乏和制度剩余的状况同时并存则使大众文化生产缺少有力的体制引导。朝向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大众文化实践应在先进文化建设的框架内进行理念和制度的规划,以建构融合各族人民的智慧、经验与认同符号的"和谐中国"形象为旨归。     

以科学的新闻观念建构国家认同——西藏新闻传播建构藏民族国家认同的创新策略研究

本文分析了当前西藏新闻传播在建构国家认同过程中的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对西藏新闻传播建构国家认同的创新策略提出思考。研究认为,在认同多元化的全球化时代,西藏新闻传播需要回归新闻本身、树立现代认同榜样、报道普通大众生活、创新传统文化报道,需要以科学的新闻观念建构国家认同。     

自我认同与底层社会建构:迈向经验解释的中国农民工

底层社会的建构过程是多种社会结构性力量与主体性行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是一个主体身份确认、建构和类别化的过程.农民工自我认同与底层社会建构的过程体现在:制度安排和身份认同的困惑与代表传统文化的传统乡村的脱榫及自我认同的文化缺失、社会关系网络的隔离与自我认同的重新定位,个人认知结构、语言结构和方向感的丧失以及感受到的认知紧张和情感压力;农民工自我认同与底层的主体建构过程则体现在:在"传统性"和"现代性"的抗争过程中的一种空间实践与再生产过程,即通过空间的营造来实现一种防御性认同、一种弱者或在边缘建立的认同、一种"主体性空间"边界的建构策略与自我认同建构策略的过程.     

关于文化“普世价值”的探微与思考

关于文化普世价值的争议,已成为当今文化发展与价值认识的一个重要领域.科学、理性地分析与评判文化普世价值,澄清关于普世价值的疑惑,既有助于正确处理东西方文化多样性、差异性和共性的关系,也有助于我们在文化建设进程中吸收优质文化资源,建构和谐文化主流价值体系并使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有效传播、接受和认同.     

“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文化传播力的建构——以日本媒体的中国报道为例

21世纪以来的日本媒体的中国报道,呈现出一个以"中国威胁论"为终极目标的趋同意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不管什么样的中国报道,日本媒体皆通过想象乃至编排中国,营造出一种挑战世界秩序、冲击全球经济、干扰地域格局的"中国威胁论"的氛围。我们需要一方面秉承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努力提高自身实力;一方面亦要深刻把脉日本媒体的潜在意图,有力地展开话语批评与形象宣传,加强中国文化传播力的建构。文化传播力的建构应当从创立文化传播中的议程设置能力、培养文化传播中的叙事技能、提升文化传播中的整合传播力等三个方面着手,积极推动媒体宣传,正视来自日本、美国,乃至世界媒体的报道乃至挑衅,正面积极地宣传自己,加强文化传播力的建构,树立起中国在整个世界的大国国家形象与话语权力。     

旗袍:中国20世纪初期女权文化的一个表征

20世纪初期风行于上海的旗袍不仅仅是一件衣着，它还是中国女权文化的一个表征。它通过在女性个人经验层面上对于身体的控制、自身的认同以及身份的确认，使新时期的“女性形象”得以建构；它在社会层面上，通过商品经济、文化层面、政治层面对于“女性形象”的认同与肯定，赋予旗袍以民族性和中国特色的文化意义。从个人经验层面和社会层面对于女性形象的建构可以看到男性目光和男性倡导的作用，可以说新的女性形象是在男性倡导下建构起来的。这使中国女权文化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身份与认同：非遗纪实影像的“记忆之场”构建

纪实影像既是摹写记忆的载体,也是重塑记忆的场域。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对象的纪实影像作品开拓了国产纪实影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呼唤民族集体记忆的精品化路径。从近年来的创作实践来看,其建构“记忆之场”的方式在于：一方面,以时间维度联通历史记忆与时代语境;另一方面,以空间维度重塑大众在地性的身份认同。非遗纪实影像的“记忆之场”除叙事的表述以外,还含纳象征性意味,是一种符号化的记忆再现过程。在一定程度上,非遗纪实影像本身构成了国族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在影像建构的“记忆之场”中,人们未知或误解的非遗不再是“迷思”一般的存在,而是成为其坚定身份归属、增强文化认同的精神力量。     

场景的“再场景化”:新媒介时代文创街区的媒介形象建构与传播

打造集地域特色、创意设计、产业品牌等元素为一体的文化空间,是当前我国城市和乡村开发设计文创街区的聚焦目标和实践方向。文创街区全产业链条中关于街区媒介形象建构与传播的问题则往往成为薄弱环节。本文尝试运用美国城市研究新芝加哥学派的"场景"理论,讨论文创街区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和地方美学实践空间的形态内涵,并将文创街区的"场景"定位作为建构其媒介形象的认知前提。同时运用传播学的"场景"概念,将文创街区纳入虚拟的"入口场景",通过场景的"再场景化"探讨文创街区媒介形象建构与传播的可行性路径。     

网络媒介对公民身份的文化建构

公民身份总是与具有文化稳定性与传承性的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媒介得以建构。在大众传媒语境中，公民身份中的弱势群体如第三世界国家的公民、少数族裔、女性等，经常被歪曲建构，其民族语言遭遇弱化或侵犯，也造成了这些群体的身份认同危机。互联网作为第四传媒，在全球化浪潮中，理应保护民族文化和少数族群的权利，让网民拥有相互交流、平等发表意见的公共领域，从文化的维度建构公民身份，促进民族认同与族群认同，促进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化、世界语言与民族语言、男性公民与女性公民的平等交流，共存共荣。     

文化符号在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的有效运用

国家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话语建构,即本国自我话语描述和他国话语描述相互博弈的结果。作为话语建构的重要载体,文化符号对外传播的效果直接影响国家形象建构的成效。当前,中国文化符号的对外传播应体现“和平发展、求同存异、负责任大国”这一国家形象战略传播目标,采取整合策略,一以贯之地向外传播。     

传教士与台湾形象在美国之早期传播与建构

美国人最初获知有关台湾的信息，多来自欧洲之出版物，随之则为大量来华美国侨民之著述。西方来华传教士作为一个极为重要而又颇为特殊的群体，在华居住时间相对稳定，文化素养整体较高，谙熟中国语言文化。他们通过创办报刊、出版著作、举办演讲、邮寄书信等方式，大量向美国传递有关台湾的信息，对台湾形象在美国的早期传播与建构，厥功甚伟。以来华传教士为主体的西方人对台湾形象在美国的早期传播，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其目的则是希冀美国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重视台湾。     

当代华语功夫电影的国家形象建构及有效认同

"国家形象"既是国家现实的呈现,也是媒介建构的结果。以上世纪70年代的《精武门》、90年代的《黄飞鸿》、新世纪初的《叶问》等华语功夫电影为中心,考察影像中的国家形象与时代的互文关系,我们发现当代华语功夫电影的国家形象建构经历了政治认同焦虑、物质现代性追寻、文化自信重建的深层嬗变。而新近华语功夫电影的国家形象建构在理想性意识形态的敏锐输出同时,呈现出现实质感的匮乏。走出刻板叙事,实现理想性与现实感的平衡是华语主流商业电影获得有效认同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