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与五四时期的思想大论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是通过斗争实现的。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开展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就是这种激烈的思想斗争的集中表现。由于共产主义者的团结战斗,三次论战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告终。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论战中的几个问题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所发生的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三次大论战的性质,和参与论战的马克思主义者方面的主将及其历史功绩,稍具历史常识的人都是清楚的。但是,“四人帮”却甘冒天下人之大不韪,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公然把参加论战的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诬蔑为“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把三次大论战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与资产阶级改良派或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争论,妄图从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斗争和教训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其中包括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通过这三次论战基本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界限,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从而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向前发展。     

论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论战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论战,发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这场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战涉及到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一些根本问题.这场论战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要掌握什么样的思想武器,要建立什么样的政党,要走什么样的道路的一次重要的历史选择.     

论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斗争中的一次规模较大的论战。这场斗争关系到中国革命要走什么样的道路,要以什么样的思想作指导等重大问题,因此,对其进行研究无疑很有必要。     

三次论战与四项基本原则

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曾发生过“关于问题与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以及与“无政府主义”的三次论战。这三次论战的中心是中国革命是否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的出路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中国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以及要不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建党初期周恩来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

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曾经经历过三次重大的斗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胡适的实用主义、张东荪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周恩来积极投身于这场斗争中，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     

共产主义道路的抉择——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发生了三次论战,其中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论战可说是革命派内部的一次论战。论战双方在共产主义道路的选择上针锋相对,论战焦点主要在革命中阶级斗争的组织方式和革命后社会的组织方式上,论战的实质则是手段与目的的问题,是权力集中的问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执着于集权专制,有对中国现实的深刻体认;无政府主义者坚持自由平等则源于对社会问题复杂性的认识,但是双方的观点都呈现出一定的偏激性和空想性。     

阿尔都塞的“理论反人道主义”简析

在阿尔都塞的思想体系中,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理论反人道主义”占有突出的地位,这是由于他的主要著作都是在同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共运中泛滥的人道主义思潮斗争中形成的。据阿尔都塞后来的解释,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反人道主义”这一词的前缀“反”字带有由当时情况引起的论战性质,是为了把问题提得更尖锐,更引人注意;确切地说,     

从“科玄论战”到“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百年思想的启蒙

百年前中国的仁人志士围绕着民族复兴提出了诸多社会改造方案,其中因直面社会弊端根源而具有现代中国构建意义的是作为1840年以来中国思想交汇点的“科玄论战”。由于“科玄论战”的双方将自我主张与“唯物的历史观”相隔离,这使得“科玄论战”成为了不彻底的思想启蒙。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与发展,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关系的维度明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的明晰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百年思想的启蒙,是“中国道路”的逻辑始点。     

何干之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研究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这是一场事关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论战,众多学者参与,派别林立,观点各异。在“论战”接近尾声时,何干之及时对“论战”进行了总结评述,其研究“论战”的角度和方法对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显示了以何干之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论战”的认识,学术价值厚重。     

评建党时期陈独秀与张东荪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

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发生过三次大论战。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是历时最长、范围最广的一次。列宁说过:“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当前的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这就不足为奇了。”马克思主义在     

试论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然而这个结合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进行的。发生在建党前后的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尤为激烈,它在我党历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中苏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的中断

中苏论战期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第二次结合",既是"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又是"第二次飞跃"的准备或酝酿。中苏论战的影响启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第二次结合"的步伐,但在论战过程中独立自主原则被异化,论战使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成为枉然,论战也使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走上歧途,中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的进程。     

论毛泽东对长征精神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所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道路,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斗争中,以一系列的实践机制和精神风貌,使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发生两次历史性的转折：即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先驱精神”、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红船精神”转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初步结合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再由“长征精神”转向全党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延安精神”。“长征精神”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     

再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

一九六四年,在我国哲学界曾经展开了一场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大论战,这场论战轰轰烈烈开始,匆匆忙忙告终。论战的结果,是给“一分为二”加戴了几顶桂冠,如:只有“一分为二”才是真正的辩证法;“一分为二”包含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全部内容;“一分为二”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精髓等等,而视“合二而一”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是形而上学的     

所谓“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的由来和论战的实质

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那个曾经凌驾于中国广大哲学工作者之上作恶多端的“理论权威”一手导演下,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泡制了一篇“万言谤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目为《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 该文以裁判者的口气,对所谓三次大论战的受害者等于进行了宣判:“建国以来。我国哲学战线上曾经发生过三次原则性的大斗争,即: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斗争,关于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的斗争,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斗争。     

“科玄论战”的哲学省思

“科玄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从哲学维度上梳理了这场论战的基本内容,厘清了论战的基本线索。哲学视域中,“科玄论战”规定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科玄两派分别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现代新儒家的兴起提供了思想背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化和现代新儒家的科学化之趋势,显示了理性与价值相整合的取向,而理性与价值能否整合及如何整合,将成为2l世纪中国学界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     

马克思主义·新儒家·现代化——试论科玄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对新儒家的批判

发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的“科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实证主义和新儒家三方有关“中国向何处去?” 的一次思想会战.所以,它的意义远非哲学思想能涵盖,这也是今天我们重新认识它的原因之一.这场论战,名义上是主张西化的“科学派”与主张东方化的“玄学派” 之争,实际上远不限于此.尽管双方在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的因果律等问题上争论不休,其真正的核心     

史华慈“毛主义”的“独创性”研究

史华慈在“毛主义”战略中,提出了“毛主义”具有“独创性”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西方学界展开了两次大论战。至于“毛主义”是否具有独创性,关键看依据什么样的判断标准。这就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向度分析“毛主义”与马列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时性与共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