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件古蜀族文物铭文考释——兼论古蜀族与彝族的语言文字及族源的亲缘关系

本文考释了三件古蜀族文物的铭文,其中,三角形青铜戈上的三个字符释为"君王使用的铜戈";陶纺轮上的两个字符释为"转动纺轮".本文认为:古蜀族的文字与彝族文字都是音节文字;古蜀族与彝族的语言文字及族源都有亲缘关系.陶纺轮是商代器物,其上铭文应是商代文字;与古蜀族文字有亲缘关系的彝文的起源,应在商代或商代以前.     

柏灌迁移路线及其影响研究

柏灌时期乃古蜀文明之关键时期.4500年前的亚北方期灾变气候促使中国西部部族向东大迁移.古蜀族亦分别沿岷江而下及翻越龙门山,先后进入成都平原.前者形成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遗址系列.后者由柏灌带领,翻山到达龙门山镇一带,并在沿途发现大量矿产,特别是在龙门山镇附近发现了铜矿,即今大宝铜矿.该地距离三星堆遗址仅数十千米,其铜矿成分与三星堆遗址青铜器成分相同,且沿湔江一鸭子河而下,这些铜矿石可以很容易地被运送到三星堆遗址.正是由于龙门山镇铜矿的发现,使三星堆和继后的金沙遗址得到了物质基础而顺利进入青铜时代,因而远较宝墩文化系列进步.建议今后进一步发掘柏灌遗址、龙门山镇冶炼遗址、通济鱼凫田于湔山遗址,以丰富古蜀文明研究的资料.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像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像与面具在形态上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在用途上又各具特色。它既可看作是浅浮雕作品,又类似于图像纹饰,似乎融合了两者之长,应是古代蜀人在审美意识方面别具特色的产物。古蜀国有举行傩仪祭祀活动的传统,玉人头像很可能就是古蜀族傩仪祭祀活动中的使用之物。它可能是一种独特的类似于头的象征,是我们探析商周时期古蜀社会生活情形的一件重要实物资料,对研究古蜀族的崇巫习俗、祭祀活动、审美观念和艺术特色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鱼凫文化遗存与石家河文化遗存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平原发掘出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古城址。温江鱼凫古城是其中一座。经对鱼凫古城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石家河古城资料比较分析后,发现鱼凫古城的建筑特点与石家河古城的建筑特点相似,不仅如此,在鱼凫古城遗址中出土了不少陶器,形态、制作风格、镂孔纹饰等都与石家河古城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相似。不过从时代上来讲,江汉平原石家河古城的时代稍早。此外,在长江三峡地区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多有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特征的典型陶器。据这些考古发现的材料,我们认为:当时成都平原原始居民们在筑城时曾受到三峡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筑城的影响,或许是石家河文化时期,生活在江汉平原的部分居民迁徙到成都平原,向他们传授筑城方法。     

从三星堆青铜神树到金沙太阳神鸟

金沙遗址文化作为三星堆遗址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集中体现在出土器物上。作为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出土的典型器物———“青铜神树”和金箔“太阳神鸟”,则分别是这两种遗址文化的突出代表。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有继承,也有发展。     

百灵庙敖伦苏木的教堂

一、汪古惕王城的发现 1929年,以赫定为团长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中国考古学者黄文弼,到现今内蒙古自治区的百灵庙附近调查古迹。他在一个名叫敖伦苏木的地方,发现了一座蒙古帝国时期的古城遗址,这座古城遗址位于包头市北方阴山山脉北麓的蒙古草原上,在艾不盖河的右岸。早在很久之前,蒙古史学家和聂思脱里教史学家就在探索汪古惕族的王城所在地,以后的研究证明:汪古惕族的王城正是在这里。     

本校学者论点摘编

傅顺、王成善、江章华、刘建、李奎在《成都金沙遗址区古环境初步研究》中指出:用孢粉分析方法复原的成都金沙遗址区古植被特征表明成都地区平原植被以草本植物占优势,局部低洼的湿地生长着热带、亚热带植被,在较高丘陵和山地上生长着乔木,总体气候属于热带和亚热带的温暖湿润气候,这与全球性的气候状况一致。而广汉亚粘土层的元素地球化学行为分析则进一步表征了金沙遗址区的古气候有干旱化的趋势,古河道砂粒度分析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结论。此外,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象牙,经初步鉴定属亚洲象种,结合广汉三星堆也有大量象牙出土的事实来分析,四…     

199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江陵鸡公山旧石器时代遗址在湖北省江陵县荆州镇郢北村鸡公山。这是中国迄今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在平原上活动的遗迹,为我们粗略地勾勒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在平原地区生活的场景。兴隆洼原始聚落遗址在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兴隆洼村。是我国目前已知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史前聚落遗址。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遗址在湖南省澧县车溪乡南岳村。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古城遗址中时代最早的古城遗址之一,而且位置最南。其近似圆形的布局尚属仅见,是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珍贵实物资料。昆山赵陵山良渚文化遗址在江苏省昆山市赵陵山。反映了良渚文化时期社会分化明显,战争频繁,已基本迈入早期文化社会的门槛。     

古蜀文明探源

本文对古和夷部族迁移路线、开明人及开明国史、三星堆等三个不同的民族、地域和国家进行了思考.古和夷部族的南迁,应该是五帝时期或之前已抵达古南海的西南面地域,在此过程中,和人部族完成了游牧民族向农业民族的转变.尧舜之前,和人部族已迁至峨山一带定居,并成为一文明强盛的大民族.直到夏代前期,和人部族被迫再次南迁,从此失去了与中原民族和中央政府的联系.开明人对古蜀地域文明的影响,因春秋中叶开明人西迁入古蜀地域而起.大约周桓王或周庄王时,开明人雀古蜀地域建国,始有开明国.不久.开明王国就取代杜宇王国成为古蜀地域最强大的国家.开明王国延续了12代王朝,约三百八十年,至公元前316年,秦灭开明国,中原史家称之为"灭蜀".目前.三星堆出土文物被学术及非学术界认为古蜀人蜀国的遗物.事实上,诸多证据表明,三星堆并非古蜀人遗址,而应是苗族先民即当时的三苗部族在南迁过程中最后一个三苗国的遗址,它是两千多年三苗国历史的终结.     

金沙遗址出土象牙的由来

金沙遗址出土了大量的象牙,数量之庞大,在考古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惊人发现.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这些象牙很可能是本地所产,其用途是古代蜀人在祭祀活动中使用的祭献之物.     

战国后期秦国统治蜀之政策研究

战国后期 ,秦国抓住有利时机吞并了蜀、巴 ,图谋与楚对抗 ,以求统一天下。为了实现蜀地的直接统治 ,秦在统一蜀地之初 ,在蜀地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封蜀侯 ,置蜀守、蜀相 ;移民、筑城 ;开发蜀土地、山林资源。秦国在蜀地的统治政策可以说是后代羁縻政策乃至土司制度的渊源。     

三国蜀来敏《本蜀论》考述——兼说古蜀传说的记述变化

来敏《本蜀论》,成书于三国蜀汉,是巴蜀地区最早的地方志书之一,由于年代久远,此书早已亡佚。但此书对于研究古蜀历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本文即对《本蜀论》的作者情况和亡佚时代等进行探究,并通过比较《蜀王本纪》等书,说明古蜀传说在记述上的变化及其特点。       

“意象思维”与三星堆文化造型艺术

从考古学的角度看，三星堆出土的主要器物显示出古蜀人已迈入了文明的门槛。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古蜀人的思雏以原始“意象思维”为主，这决定了三星堆文化造型艺术的模仿性、具体性、象征性。     

清华简《说命上》笺识

《尚书》有《说命》上、中、下三篇,清华简亦有《说命》上、中、下三篇。近年来学术界对清华简一直争论不断,《说命上》一篇,网络上多存争鸣。综合运用出土文献资料和古文字资料,演绎古字形义演变之迹,各执一说,管窥蠡测,以就正于方家。     

五代十国时期归、峡二州归属考辨

五代十国时期,归、峡二州前后归属颇有不同,后梁至后唐庄宗伐蜀前,归、峡隶于前蜀;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归、峡二州方始改属南平(高氏荆南),其间又屡有反复,归州归属尤其如此;逮至天成、长兴之际,归州重入南平,南平以荆、归、峡三州为基本疆域范围的格局至是最终得以确立。其后的后晋、后汉、后周三朝,沿而未改,并一直延续到乾德元年(963)南平亡于北宋。     

古蜀史料辨伪

古蜀史是指公元前316年秦国灭蜀以前西蜀地域的历史。在古蜀史料中关于"蜀之为国,肇自人皇"、"蜀王,黄帝后世也"、"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的记载皆出于战国后期及秦汉时期。从有关这些史料的典籍的时代及所述史事的考辨,可以证实近世所建立的古蜀世系观念是由传说而"层累"地造成的,它仍属传说的性质,并非信史。近年学术界在研究巴蜀文化时存在一种以"信古"的倾向出发而将传说与史实混淆,未能对有关史料进行辨伪,以致难以认识古蜀社会性质的真实。     

三世纪的诸葛亮热--陈寿《三国志》成书前几位政论家对诸葛亮的评论

梳理整合魏、晋间散见的史料,对史料可信性加以考订,对历史人物疑年加以探解,对裴松之持疑的史料(如郭冲<条五事>)加以辨证,对袁准甄录的蜀亡史料之历史价值加以重新确认,对蜀国速亡在其盟国吴国引起的震动加以审视.三世纪崇拜诸葛亮之史料得以完整保存,与建统一大功的晋武帝司马炎是分不开的.     

阴平古道和河南道及其陇地一段的文献文学考察

阴平古道本自西汉地名,至迟在宋代作为道路名,所涉时限却远及秦代。《三国志》邓艾破蜀的记载使阴平偏道名扬天下,但历史上作为连接南北丝路之一要道者为阴平正道。阴平正道虽路线有异,但走向大体一致,即沿白水江一线自陇达蜀,显示了一定的历史复杂性,因而相对应的文学文献遗存呈多样性特点。从文献文学角度考察河南道,它是连通南北丝路的另一要径,虽在唐以后至明清呈渐衰之势,但仍然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论诸葛亮躬耕“陪京之南,居汉之阳”说

公元197～207年,是诸葛亮自表"躬耕于南阳"的十年。此时的南阳(郡),无论是《汉书》、《后汉书》、《晋书》,还是《襄阳记》,都无一例外的认为在"汉(水)以北"(习凿齿语)。所以,诸葛亮所说的"躬耕于南阳",只能是躬耕于汉水以北之南阳,也就是习凿齿所说的"诸葛亮在南阳"。当时的南阳(郡),是全国第一大郡,在"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张衡语),不可能在"汉之阴",即"现在湖北襄阳一带"。"草庐对"较之"隆中对",更加符合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实际和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