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对江苏省农村的问卷调查,建立Probit模型来研究影响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年龄的增长降低了女性从事非农就业尤其是外出就业的可能性;文化程度越高的女性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大,且文化程度越高者更倾向于留在本地就业;拥有技能的女性通常选择外出就业;配偶从事非农就业的女性比配偶纯粹务农的女性更有可能从事非农就业;另外,相比较于经济发达的苏南农村,苏中与苏北农村非农产业部门的吸纳能力相对不足,当地女性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是外出.     

新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中低收入群体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研究

如何通过科学的财税政策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推进共同富裕是学术界和政策界面临的共同命题,其中,收入所得税对激发劳动力市场活力、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劳动参与的作用尤其引人注目。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6—2020年的三期面板数据,采取双重差分法分析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提高个税免征额促进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劳动参与,但未显著增加劳动时间。经过更换回归模型、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个税免征额提高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在不同性别和婚姻状况的群体中存在差异,对女性群体、已婚群体的劳动参与影响更大。机制上,新税改显著降低了个体由于照料家庭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因此,未来个税政策的改革方向应包括：持续关注重点人群的收入情况,有效发挥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充分考虑个税改革对于女性和已婚群体劳动供给更强的激励作用,积极推行鼓励已婚女性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细化专项附加扣除项目或标准,增强劳动者获得感,激励低收入群体就业,助力共同富裕。     

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和工资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估计了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工作时间投入和工资水平的影响,并通过采用工具变量法和赫克曼两步法(Heckman two-step)解决了回归分析中子女数量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工作时间和工资方程中存在的样本选择问题,第一次全面考察了中国城镇和农村已婚女性生育率对其劳动供给行为和工资水平的因果效应。实证分析表明,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城镇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并且显著降低在业女性的工作时间投入和工资水平。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对农村已婚女性是否参与非农就业没有显著影响,对参与了非农就业女性的工资也没有显著影响,但是显著降低了其工作时间投入。     

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劳动供给效应——基于回归间断设计的经验研究

文章依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1997～2009年的微观数据,应用回归间断设计方法分析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低收入群体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未对男性就业和工作时间产生显著的影响,也未对女性工作时间产生显著影响,但对女性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这导致女性劳动力供给明显降低。随着相对工资的上升,男性就业、男性工作时间和女性工作时间均呈现上升趋势。因此,政府应逐渐适度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在保证低收入群体劳动供给不受较大消极影响的同时,渐进地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     

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本文从我国现状出发,以劳动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对我国劳动力供给产生的影响,并在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劳动力供给质量,以及家庭劳动供给决策三个方面作了具体说明,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劳动供给变动及其经济影响: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文章研究老龄化背景下中国未来劳动供给的变动趋势及其经济影响.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将不同年龄劳动者在劳动效率方面的差异纳入劳动供给要素的考察范围,定量评估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劳动参与率与劳动力总量、有效劳动总量的变动趋势及其对劳动力要素价格、经济产出及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有效劳动供给在达到峰值后的降速将快于人口总量和劳动力总量的变动,且更具波动性;在以有效劳动衡量劳动供给变动的模拟情景下,21世纪上半叶中国GDP增长率的降速将快于只考虑人口总量或劳动力总量变动的情景;若只考虑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而忽视不同年龄劳动者在劳动效率方面的异质性,则有可能低估未来经济增长.     

婚姻状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加入内生性的考察

婚姻是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国内已有研究只是将婚姻状态作为控制变量,缺乏对婚姻状态与劳动参与之间作用机理的深入分析,女性市场劳动参与和其婚姻状态之间的内生性也一直被忽视。本文从劳动参与决策出发,从市场工资与保留工资的决定因素入手,使用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婚姻的框架下分别探讨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世代特征和宏观经济特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基于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已婚状态和未婚相比对女性的劳动参与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城镇女性的负向影响大于对农村女性的负向影响。对于不同出生队列,婚姻状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差异。Wald检验发现对于城镇样本,婚姻状态和劳动参与之间确实存在内生关系,对于农村样本,婚姻状态对于劳动参与并不是一个内生变量,因此后文的内生性分析是基于城镇样本进行的。在通过人口性别比和婚姻登记条例的修订控制住内生性后,通过两步法的IV Prob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已婚状态对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的负向影响显著变大,这与现在很多城市女性因为接受教育和追求事业而晚婚密切相关。提高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需要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和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缓解女性面临的家庭和事业的冲突。     

中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行为特征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规模、家庭财富、受教育程度等影响劳动供给行为的因素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对就业政策的制定和相关福利政策的实施都有较大影响。运用来自29个省市6675个城市家庭、8771个居民的调查数据对我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曲线整体上呈现向右上方倾斜的特征,随着工资上涨,劳动者工作时间随之增长,但是工资弹性仅有0.52,处于缺乏弹性的区间;分类型看,女性、户主、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工资弹性较大,对工资变动更加敏感;女性、户主、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收入弹性更大,对收入变动更加敏感;分年龄阶段看,18—30岁的新生代劳动力工作时间受工资和非工资收入影响均不显著,31—45岁的劳动力比45岁以上劳动力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更高,对工资和非工资收入更加敏感。本文的研究结果对细化实施就业政策和制定相关福利政策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已婚流动妇女的性生活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问题研究"课题组收集的数据,描述当代已婚流动妇女的性生活状况及其与从未外出打工已婚女性和已婚流动男性的性生活水平差异,通过建立多视角、多因素的综合解释模型,对已婚流动妇女性生活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和检验。多元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月收入、家庭经济支配权、与配偶居住情况、打工当地朋友数等是已婚流动妇女性生活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     

延边朝鲜族劳动力外流及其影响研究

利用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及其影响因素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异方差Probit模型,对延边朝鲜族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外流的特点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年龄、社会资源、教育程度等对劳动力外流有显著影响;女性劳动力流动概率高于男性且婚姻和孩子数影响不显著是朝鲜族劳动力外流的重要特点;生活水平低、朝鲜族自身特点和地理位置促成了延边朝鲜族人口的大量外流,影响了当地经济和民族自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