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随迁父母的代际关系——基于代际团结模式的分析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流动人口已呈现举家迁移趋势,农村随迁父母规模也将继续增加。家庭代际关系对农村随迁父母的生活福利有重要影响,但目前流入地政府和学术界对此未给予充分关注。本文利用2013年12月在深圳市P区的农民工随迁父母调查数据,基于代际团结模式探讨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随迁父母的代际关系。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城镇化进程改变了传统的家庭代际关系,农村随迁父母与外出务工子女同住增强了农村流动家庭的代际团结,女儿在家庭代际关系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家庭养老的传统性别分工有所弱化。城镇化背景下依靠子女养老已经难以满足农村随迁父母的现实养老需求,而社会养老逐渐成为农村随迁父母的养老选择之一。本文是将代际团结模式分析应用于中国农村随迁父母代际关系研究的有益探索,同时可以为流入地政府制定改善农村随迁父母的生活福利、实现农民工及其家庭在流入地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政策提供现实依据。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发展与挑战

文章对改革开放30年来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状况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分析了流动人口对全国养老保险制度收入的贡献率,发达省份与欠发达省份基本养老保险财务可持续性的影响,对人口流出地与流入地基金流的影响,指出在目前社保政策下,流动人口所在的打工地社保制度将获益,流出地将受损,流动人口的养老权益受到极大侵害;人口流入地的获益是以流出地的地方性财政补贴支出为代价的;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等原因,流动人口只能回到流出地养老,流出地承担的这个养老债务最终必将由中央财政来承担.为防止养老保险制度"碎片化"倾向,以适应流动人口参保,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     

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子女养老分工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9年在安徽省巢湖市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了农村老年人家庭儿子与女儿外出务工状况对子女兄弟姐妹养老分工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出务工对子女养老分工有显著影响,并且儿子和女儿外出务工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儿子全部外出务工,子女之间倾向不平均分担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女儿全部外出务工,子女之间倾向于共同平均分担经济支持;儿子全部外出务工或女儿全部外出务工,子女之间都倾向于不给予老年父母生活照料。     

子女外出对农村留守父母健康的影响

老龄化背景下，成年子女的异地流动增加了中老年人的健康负担，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和倾向分值匹配法，实证考察了农村地区成年子女跨省外出对留守父母健康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有子女外出的家庭，中老年父母的主观健康如自评健康、认知状况和抑郁程度较差；客观健康也受到不利影响，患关节炎、胃病和肺病的可能性更大。基于收入考量的子女外出确实增加了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力度，但同时也增加了父母从事隔代照料的可能性。隔代照料负担的增加可能是子女外出对父母健康有不利影响的原因。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对其父母家庭养老的影响——基于2013年全国七城市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13年全国七个城市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数据,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对其父母家庭养老的影响,以父母养老地点作为被解释变量探讨其影响因素.模型结果表明,传统的养老观念并不因人口流动而弱化,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感的增强对父母未来养老地点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流动人口的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也有显著影响:年龄在18~40岁、拥有非农户口、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有产权房、在流入地有买房打算和定居意愿、与本地人交往较多的流动人口将父母接到身边养老的意愿更强,而传统的性别差异、农村土地承担的养老功能以及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则对被解释变量没有显著影响,并提出增强流动人口融入感和归属感等政策建议.     

中国城乡迁移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研究

中国城乡迁移带来的家庭结构的改变有可能影响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观念和养老方式。文章利用深圳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深圳市外来已婚农村打工者的性别因素对流动后其对仍生活在农村的父母及配偶父母的经济支持的影响。结果显示,男女打工者在流动后都增加了对父母的经济支持,但女性打工者在流动后更可能增加给配偶父母的经济支持。这一结果说明,依靠儿子养老的传统养老模式仍然占主导地位,但外出打工女性正在缩小这种社会性别差异。     

中国省际流动人口流入地宏观选择机制的稳定性——兼论重力模型的理论扩展与实证检验

对流动人口流入地宏观选择机制及其稳定性的讨论有助于深入理解我国省际人口流动的空间模式及未来发展趋势。文章使用2000-2020年间历次人口普查、小普查及相关统计年鉴数据,结合迁移网络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宏观理论,在统计检验多种重力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分层泊松模型考察社会网络、劳动力规模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在省际流动人口流入地选择机制中的作用及其在时间上的稳定性;并在中国情境下对经典的存量重力模型进行理论扩展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流出地与流入地的迁移社会网络对迁移流的规模与方向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作用在历时变化中呈现出极强的稳定性;作为人口迁移流的源头,流出地劳动力人口规模对人口迁移流呈现显著且一致的正向影响;经济因素对人口迁移流的影响具有相对稳定性,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仍然是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的重要原因;流出地人口的流动强度对人口迁移流发挥着极强的持续稳定性影响,显现出流出地流动文化在供应端的决定作用。鉴于社会网络在流入地选择机制中的重要作用,传统的存量重力模型应被扩展为社会网络-重力模型;鉴于流出地劳动力规模在省际人口迁移流中的基础作用,我国省际人口迁移流的可持续问题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劳动力外流下农村家庭代际支持性别分工研究

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1年、2003年和2006年"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跟踪调查数据",采用随机效应的Logistic模型,从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两个角度研究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性别分工机制的变化。结果发现,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换仍然符合合作群体模式,由于不同性别在家庭中的角色和性别分工不同,老年父亲从子女外出中直接获益更多,老年母亲更多地是获得补偿性支持;儿子仍然在家庭养老中承担主要责任,女儿得到老年父母帮助时提供的补偿性支持更多,劳动力外流促使儿子和女儿对老年父母代际支持的性别差异缩小,女儿在家庭养老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提高。     

谁来照顾老年父母?——机会成本视角下的家庭分工

在扩展型家庭(Extended family)内部,成年子女共同承担赡养老年父母的责任,研究子女如何就照顾父母进行分工既有助于我们理解扩展型家庭内部的决策机制,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由于每个成年子女照料父母的机会成本不同,资源的优化配置意味着照料父母的责任应该主要由照料机会成本较低的子女来承担。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3年的全国追访数据(CHARLS 2013),选择子女与父母见面的频率作为衡量照料责任的指标,本文对成年子女照料父母的分工进行实证检验。利用固定效应Logit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越低,其成为父母主要照料者的概率越大,每天与父母见面的概率也越大。如果用子女及其配偶的收入衡量照料父母的机会成本,则收入水平越低,该子女成为父母主要照料者的概率越大,每天与父母见面的概率也越大。因此,子女照料父母的分工体现了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照料父母的责任主要由照料的机会成本较低的成年子女来承担。从政策角度讲,本文的研究意味着政府在制定公共养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子女赡养父母的分工。由于公共政策可能会对家庭养老产生挤出效应,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考虑该政策可能会对老年人的子女产生不同的间接影响,导致不同的福利分配效应。     

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分层模型研究

将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城市特征数据进行匹配,使用非线性分层模型分析了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个人基本特征、经济状况、流动特征对户籍迁移意愿存在单独的影响,流入城市特征不存在对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直接影响,但通过流动人口个人层面特征跨层交互作用于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有子女随迁和在流入地居留时间越长的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越强,流入地的教育公共服务质量越好越会强化这种倾向;已在流入地购房、受教育程度越高、女性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更高,流入地的人口规模越大越会加强这种作用。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对居留意愿的影响——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背景下，准确理解当前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内在逻辑，对于改善流动人口市民化相关政策和推动高质量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表现为流动人口及其家属迁移，不同家属之间迁移存在一定的关联逻辑，并对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留意愿产生深远影响。为此，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从单个家属迁移来看，农业户籍家庭配偶迁移显著降低了农民工居留城市的意愿，子女和父母则体现为正向作用；非农业户籍家庭配偶迁移也对其居留意愿造成了负面影响，而子女和父母迁移则不具有显著影响。从双重家属迁移来看，配偶兼具外出工作和家庭照料双重角色，使得配偶迁移在家庭化迁移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配偶迁移对其他家属迁移造成了显著影响，这种作用在不同户籍家庭之间存在明显不同。从多重家属迁移来看，在双重迁移的基础上的父母迁移有效促进了其居留意愿，而配偶迁移则降低了其居留意愿。因此，为推进中国流动人口市民化，需要在尊重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更为精准的家庭迁移政策，才能更好地有序促进流动人口在城市安居。     

流动人口生育年龄对其子女随迁机会的影响

劳动年龄人口大规模流动,其子女的去向一直是学界关心的问题。已有研究证明相对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身心发展较为健康。包括子女性别、年龄、流动人口自身职业、收入等在内的多种因素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机会,但鲜见关于生育年龄对子女随迁机会影响作用的探讨。本文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目前只生育了一个子女且子女年龄在3-14岁的流动妇女为研究对象,分析生育年龄对其子女随迁机会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在控制了社会人口学变量、流动特征及流入地政策环境等变量后,生育年龄仍可正向预测其子女的随迁机会,越晚生育子女随迁机会越大;与生育年龄相关的社会经济状况可提高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机会,但无法替代生育年龄对子女随迁机会的预测作用,晚育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机会的促进作用可能同时得益于年龄增长所带来的心智成熟;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子女年龄与实际年龄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但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比实际年龄更为单纯,对子女的随迁可能性有更大预测作用,该结论可推广至其他有关流动人口子女的研究中,使用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而非实际年龄作为自变量将有助于区分父母特征和子女特征对流动人口子女相关因变量的影响作用。     

构筑流出地与流入地沟通的桥梁

实行“现居住地和户籍地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为主”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原则后,怎样将流出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落到实处,江西省余江县在外出人口密集地成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协会”的做法,不仅在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架起了一道沟通的桥梁,而且为实现“属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务”打下了基础。     

宗族文化对流动人口城市创业的影响北大核心

以血缘和亲缘为基础的宗族文化是中国乡土社会的主要文化特征,宗族文化不仅在流出地产生深远影响,还在流入地持续影响着流动人口的行为决策。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2017)数据,使用Probit模型考察宗族文化对流动人口创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流出地宗族文化显著提升流动人口创业概率,其通过形成家乡社会网络和构建社会信任模式影响流动人口创业决策。进一步研究发现,宗族文化促进流动人口选择生存型创业,但是会损害机会型创业者的创业效果,城市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宗族文化的作用。应利用家乡网络社会组织平台,构建超越宗族内部信任的一般信任文化,积极探索建立中国传统文化和正式制度优势互补的作用机制,帮助流动人口进城创业并实现创业效果。     

儿子与女儿：中国农村的婚姻形式和老年支持

本文应用湖北松滋的调查数据 ,研究中国农村子女的性别与婚姻形式和子女为父母提供老年支持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 ,子女的性别和婚姻形式对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和家务帮助的可能性有显著的影响 ,但对提供农活帮助的可能性没有影响。据此 ,本文发现在松滋这样一个历史上嫁娶和招赘婚姻都被广为接受和实行的地区 ,女儿和儿子、嫁娶婚姻夫妻和招赘婚姻夫妻的养老功能基本上是相同的。本文最后讨论了研究结果对解决农村社会与老年保障和男孩偏好相关问题的积极意义。     

中国流动人口的就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与留守人口的比较研究

文章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实证分析了流入地流动人口与同时期流出地留守人口两个人群的就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流动人口的职业呈现出鲜明的非农化和地缘性特征,单位依附性增强,但职业地位并未提高。除了地域和个人特征变量之外,就业时间与就业渠道显著影响流动人口的职业选择;出人意料的是,尽管超过半数的留守人口有过外出务工经历,但控制其他变量之后,外出经历对于留守人口的职业选择并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影响。文章对这些结论的社会意义进行了讨论。     

对外出农民工统计方式的重新思考

外出农民工作为中国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流向涉及农民工市民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整体布局,对城乡资源分配格局的谋划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在不同的研究视角中,对外出群体不恰当的统计方式会误导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和劳动力流出地发展方向的判断。文章从现有外出农民工统计方式的历史发展出发,讨论其中存在的逻辑惯性,指出这一惯性与现实发展之间的矛盾,并利用CLDS2016年数据识别出被忽视的“在家异地就业”群体。据此,文章将外出农民工话题分为“从流入地看外出的流动性”和“从流出地看外出的非农性”两种视角。文章建议,在关注流动性时,以离家为样本筛选的逻辑起点,以县域作为外出的空间边界;在关注非农性时,可以忽略其是否离家,而考虑以镇（乡）域作为外出的空间边界。     

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机制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相关统计年鉴数据,使用嵌套Logit模型,以地级行政区为基本地域单位,以流量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讨论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机制问题。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中的流量样本与存量样本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且部分相同变量对两者具有不同作用;流动者个体所能切身感受到的社会经济回报在流入地选择机制中起重要作用;地级特征变量和个体特征变量的交互作用表明地区层级特征对流入地选择机制有异质性影响。结论认为,研究流动人口的不同问题时先要考虑使用流量样本还是存量样本;社会经济"预期回报"而非纯粹的"预期收入"是吸引流动人口的重要因素;流入地选择是流动者基于个体特征、结合流入地特征而做出的综合性的理性决策。     

城市家庭养老代际互助关系分析

以往的家庭养老研究中,主要是从支持的角度将子女视为养老的主要承担者,缺少互动的视角。从积极养老角度讲,家庭养老中,子代与父母代存在互动关系;养老的质量与代际互动关系具有相关性;其中,与子代的社会地位无关,但经济支持的满意度受到子女数量与居住距离的影响,日常照顾的满意度受到子女数量的影响,情感支持满意度受到交流频率的影响,此外家庭养老还受到老年人的养老期望、传统孝文化以及社会保障的影响。     

农村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健康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1997-2015年数据,采用倾向值匹配分析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评估农村地区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家乡父母的健康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没有成年子女外出务工的对照组,农村成年子女外出务工会使留守父母过去四周患病的概率显著增加2.7%,65岁及以上的留守父母IADL受损概率显著增加6.1%。这种负面影响也显著地体现在对留守父母心理健康的影响上。研究发现留守父母的生活满意程度显著低于非留守父母。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从性别差异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亲的身心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比母亲更大;和女儿相比,儿子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身心健康的负面影响更大。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实现"健康老龄化"的道路上,农村地区留守父母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因此,政府部门应出台支持家庭老年照料的政策,加强对农村地区社区和机构照料的投入,减少子女外出务工引发照料缺失给父母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