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六部架阁官制度

六部架阁官制度始创于宋代。该制度运作的显著特征是精英化与馆阁化,体现于六部架阁官的选任与仕途发展。六部架阁官制度主要运行于社会文化趋于内向的南宋,它既提高了行政效率,防止了胥吏擅权乱政,又为统治集团输送了层出不穷的才俊。因此,研究六部架阁官制度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官政治。     

宋代省试监试官考论

宋代在科举考试中设置监试官制度源自五代后周之制。南宋在延续宋初发解试监试官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在类省试、省试别头试和省试大院试中设置监试官。嘉定十三年(1220),宋廷首次在省试中设置监试官,并任命了监试人员。省试监试官由同知贡举改任,地位高于同知贡举,且全部以台谏官充任。宋代省试监试官制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专职化发展过程,先以台谏官临时监督考官的违规行为,再以台谏官出任同知贡举监督其他考官,最后将以台谏官出任的同知贡举改名为监试官,专门负责监督其他考官。     

宋代的官监酒务与官酤法

官设酒务,派监官管理,实行官酤法,是宋代榷酒的主要方式.官监酒务设在州县和部分村镇,其下属乡村道店称"支坊"或"坊场".官酤法仍许私家卖酒,但私家酒店无酿酒权,要从官监酒务批发酒零售,成为官酒务的"脚店"和"拍户".官酒务的工役人员,宋初以民夫为主,宋真宗以后以魔兵为主.官酒务赢利有定额,完成者监官有赏,完不成有罚.官监酒务把定额分摊给下属拍户,拍户逃亡或死亡,要由亲属子孙或其他民户充替.     

“恩差”与宋代官制演进中的权力关系——以添差官、侍从官和兼官为例

“恩差”,是宋代官制中的一种权力关系特征,形成于君臣之间的权力互动,具体到政制中,即“恩典”与“职差”,前者侧重于皇帝的优宠与拔擢,后者侧重于具体政务的处理。由于宋神宗朝的政治实践,添差官在出现之初便作为皇帝“恩差”而具有恩典性与职差性。侍从官群体较为复杂,其“恩差性”始终交融,但元丰改制前后亦有不同的侧重。兼官最初则主要集中于恩典性,无职差性,随着元丰改制的推行,兼官获得了职差性,从单纯的皇帝“恩典”转变为皇帝“恩差”。在之后的制度演变中,添差官开始逐渐融入地方官僚系统中,“恩典性”趋于消亡。侍从官由于职事侍从官群体的扩大,开始从“言语侍从”转变为“有司之臣”,职差性大大增强。存在于中央高层官僚中的兼官,则因改制后职事官的恢复,塑造了新的权力结构。以权力关系为视角,探讨非常规制度的常规化,或可展示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     

唐代选官制度与中国古代判词文体的成熟

本文结合有关史料,对文学史研究者涉及较少的判词进行探讨。指出唐代是中国古代判词的成熟兴盛期,并结合唐代的社会历史状况,进一步详细论述,指出唐代所特有的注重判词写作的选官制度和文化风尚,直接促成了判词本身的成熟。     

从朝集使到进奏官——兼谈中国古代的“驻京办事处”

朝集使和进奏官分别在唐前、后期中央与地方信息交流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从朝集使到进奏官的变化,不仅是唐代中央与地方信息交流方式的变化,更是唐代社会政治秩序与权力格局演变的缩影。若将时段拉长,把朝集使、进奏官同战国秦汉以来即存在的上计吏加以对比考察,还可从中窥探中国古代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的历史演进。     

汉代省官制度述略

省官制度是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的产物。汉代在秦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宫省制度。省宫与宫省不同 ,与中朝官也有很大的差别。秦汉之省官、宫官、朝官的权势有一个相互不断消长的过程。汉代的省官和省官制度与两汉政治休戚相关 ,并对以后王朝的政治和政治制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工商食官“制度论”的法理障碍

工商食官最多是一种习惯,或者政治家的设想,因为一旦它被制度化,周代就不可能存在自由工商业者。从法理上分析,既然工商业者是在官奴隶,周代也就不存在工匠、商人纳税问题,市场也因为缺少交易对象而失去存在必要。《周礼》所述市场上诉讼制度、官府放贷于民制度都只能是虚幻的构想。然而,周代的人口规模和市场密集程度,使我们相信工商食官不是制度,存在自由工商业者。     

魏晋九品官人法之上品的演变与起家官制度

由于社会的变迁和政治制度的嬗变,魏晋时期九品官人法之上品的含义有一个演变过程——在曹魏和西晋前期,它指一品至三品;在西晋后期和东晋南朝,它指一品和二品。在晋惠帝元康中期,政府出台了"以二品系资"的规定,即清显官职需要由乡品二品者出任。此后三品逐渐被挤出上品的行列,只有二品以上才属于上品。"灼然二品""二品之精""灼然""门第二品""二品才堪"等并不是二品的别称。在曹魏和西晋,门第高低不同的士族也并没有同列二品。门第高者其乡品相应就高,其起家官品相应也高;门第低者其乡品相应就低,其起家官品相应也低。士族的门第、乡品与起家官品三者基本一致,这才是当时基本的社会规则与制度规定。     

北宋士大夫的人格特征

北宋士大夫的人格关怀具有中国传统儒者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而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局面在宋代出现,既是其国情的客观需要,也是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历史必然.北宋士大夫不仅复活和进一步延伸了儒家传统的忧乐思想,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化了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意识,因而形成北宋士大夫人格的突出特征.     

北宋与高丽官方书画交流述论

从北宋建立到南宋初期,宋朝与高丽王氏政权有着十分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其中书画交流是双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的书画交流主要通过两国官方间贡赐贸易、使节往来等途径进行。通过广泛的交流,促进了北宋与高丽两国书画艺术的提高。     

“造宋”功臣后代在南朝的仕进研究（二）

本文通过对＂造宋＂功臣后代袭封情况、起家官与入仕途径的分析,得出功臣后代身份固然对他们的仕进有帮助,但个人素质和际遇尤为关键,本文则就此展开了论述。     

科举制度与宋代吏治

立国于五代长期动乱之后的赵宋政权 ,为了革除五代积弊 ,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 ,厉行文官政治是其核心内容。文官政治的基础是文官考试 ,北宋前期对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买官卖官与任人为亲的途径 ,从根本上解决了门阀政治的再起和军将擅权的基础。大量的没有任何家族背景的中下层士人进入政府机构 ,官员的廉政素质有所提高 ,对宋代吏治清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宋代官田契约租佃制及地租选择的经济学意义

租佃制发展至宋代,契约租佃显著增加,而租佃官田并不需要与官府签订契约,但是,宋代在官田租佃经营过程中出现诸多的"赁约"、"户帖"等类似的"契约",其中缘由值得探讨.并且,宋代"系官田产"上"定额租"和"分成租"的不同选择颇具经济学意义.     

论宋朝清官文化的兴起

文章认为清官文化在宋朝的兴起有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原因.宋朝革除五代弊政,建立廉洁的政府,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而宋朝的法律对私有权的保护和重典治盗贼,也唤起了民众的法律意识和对清官的祈求,一些官员也确实以儒家的思想来塑造自己的清官品格.官员队伍中的清廉和腐败从正反两方面刺激民众对清官的盼望,而民间文艺则是清官文化生动的体现.     

宋代登闻鼓制度

宋代的登闻鼓院和登闻鼓检院是在唐代登闻鼓和匦院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宋代登闻鼓机构接受民间人士的上诉、举告、请愿、自荐、议论军国大事等方面的进状,成为官僚系统以外国家联系民间社会、获取民间社会信息的重要途径,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官僚制度的补充,在实际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宋朝的邸报与时政

邸报是宋代中央与地方之间最重要的情报交流渠道之一,也是各地官员了解外部世界和朝廷动向的窗口.在宋代,邸报无疑是以皇帝为核心的朝廷的喉舌,尽管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亦发挥了舆论监督的功能.由于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影响,因而邸报的监督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不宜估计过高.同时,邸报记录了当时社会的很多重要史实及朝廷的方针政策、人事任免等,因而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略论北宋前期的制度革新

北宋建立后,唐末、五代以来社会动乱、政权不断更替的混乱局面得到了彻底改变。太祖兄弟及其继承人使国家趋于稳定之法,既不依靠杀功臣,也不依靠大肆镇压,而是吸取历史上的各种经验和教训,进行制度革新。宋太祖首先为赵宋政权确立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在此基础上,针对前朝的各种弊政,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革新。北宋制度革新的意义重大:一是彻底结束了武人政治,保证了宋政权的长治久安;二是有利于统治集团的内部团结和稳定;三是开创了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从而极大地巩固了赵宋政权;四是有助于两宋学术思想的繁荣,以民为本的儒家仁政思想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贯彻,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和安定。当然,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北宋的许多制度革新还存在着一些副作用。     

论宋代担保质权体制的转型

宋代是中国古代担保制度的辉煌、丰富与完善的时期,担保质权在当时发生了中国古代动产典质史上历史性的转型.宋代官府是当时质当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较之前代,宋代对人质标的禁止更严、质物品种繁多.宋代官府、佛教寺院和民间财富力量都成为质当业经营主体,促使担保质权的专营化发展.宋代质当业与信贷业的紧密结合,进一步促使质当业成为独立的行业.宋朝关于动产质权的法制逐渐完善,并已涵盖收质、赎质、死质三个业务程序,是中国古代典质业法制走向成熟的重要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