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下跖反孔事迹资料辑录

柳下跖是我国春秋末期著名的奴隶起义领袖。他所领导的起义武装“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反动統治。柳下跖又极度蔑視反动阶级的“圣人”孔老二,曾对孔老二及其反动思想,当面痛斥,严厉批駁,使孔老二丧魂落魄,威风扫地。对于柳下跖这样一位敢于造奴隶主贵族的反的起义英雄,历来的反动阶级及其     

“盗跖”和有关史料的几点解释

1961年9月7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吴则虞同志“盗跖探原”一文,对于“盗跖”和他起义的性质作了较详的论证。11月12日《光明日报》又根据好些议论“盗跖”的信件和文章,发麦了“盗跖及其起义的探讨”一文,各抒己见,饶有发挥,合乎百家争鸣的精神。根据典籍所记,春秋后期,“盗跖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名声若日月”(详下文),曾经予统治阶级以极大的威(?)和打击。然则对“盗跖”这一名称及其仅存的某些零星史料作进一步的探讨,是完全必要的。     

震撼奴隶制度的柳下跖大起义(调查报告)

柳下跖是我国两千多年前奴隶起义的一位杰出领袖和反孔英雄。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军,“横行天下,侵暴诸侯”,其势如暴风骤雨,从根本上震撼了当时正在瓦解中的奴隶制。“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柳下跖领导的奴隶大起义,是我国古代史上奴隶们通过暴力革命,解决社会矛盾的一次伟大的尝试。而在每一次大革命之后,必     

从《盗跖》篇看庄子后学的"无为"思想

《庄子·盗跖》是保存庄子后学思想资料的重要篇章。是篇从各个方面着力破除“君子”与“小人”、圣人与俗人的区别 ,断定各种身份的人之间在遵循“无为”的原则面前都是一致的。是篇的“反徇而天” ,意指返归人的贪婪欲望本性 ,这是庄子后学“情性”观的一个表达。是篇所提出的“无以为”具有特殊重要的思想史意义。《盗跖》篇的作者在道家理论的基本思路上实现了“无为”理论的转变 ,替“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庄子·盗跖》篇释滞

《盗跖》篇是庄子后学的重要著作。其体裁尽管是寓言,人物和情节皆为虚构,但其主体思想却是现实的反映。其思想意义在于对“内圣外王”观念的阐发,在于以睥睨一切的态度和勇气对于现实社会和伦理原则进行的极猛烈和深刻的批判,如果说庄子其人是在闭目养神的状态下驰骋想象而作逍遥之游的话,那么,庄子后学,特别是《盗跖》篇的作者则是在睁开眼睛看世界,为庄子的逍遥之游找寻到了人世间的归宿。     

驳法家和儒家的历史观“根本对立”

在“批儒评法”中,“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一笔抹煞了法家和儒家同为剥削阶级思想家以及他们思想上共同性的一面,而把二者绝对对立起来。他们武断地认为,儒家和法家不但在政治上是根本对立的,而且在历史观上也是“根本对立”的。“四人帮”的御用写     

社会主义秩序就是要维护——学习新宪法,批判“四人帮”破坏社会秩序的罪行

社会主义秩序要不要维护?这个本来是我国宪法多次肯定而不容置疑的问题,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却不准人们作肯定的回答。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四人帮”要破坏社会主义秩序,搞乱全国,乱中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所以在那个时候,一切敢于维护社会秩序,反对“四人帮”制造大乱的人,都被他们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一九七六年初,“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用“朝衣”的名义,在《红旗》杂志上大骂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哭资本主义秩序”的“哭丧妇”。紧接着,“四人帮”的御用工具梁效又在他们控制的学报上     

古为今用·人民性·爱国主义

一建国以来,在古代文学研究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是起了主导作用的。但由于“四人帮”的横行无忌,搅乱了批判继承的理论,“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出现了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谈怪论,最突出的就是他们把历史上文学艺术的发展,统统纳入儒法斗争的轨道。比如刘勰的《文心雕龙》本来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系统的专著,今天仍有借鉴的价值,只是因为刘勰有儒家思想,不仅他本人被完全否定了,《文心雕龙》这部著作也从根本上被否定了。苏轼在古代文学史上是有很高成就的作家之一,他     

假左真右的哲学表现——批判“四人帮”的形而上学“混同”和“乱斗”

华主席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深刻指出:“四人帮”是一伙隐藏得很深的新老反革命分子,是极其狡猾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们推行的是一条右得不能再右的极右路线,在表现形式上有极右的一面,也有极‘左’的一面,而当他们以极‘左’面貌出现的时候,往往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指示我们:“必须彻底揭露‘四人帮’反革命两面派的伎俩,揭露他们假左派、真右派的反动面目,进一步提高识     

试析庄子的“情性”观

“情性”观是庄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庄子认为“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存在,所以《庄子》内篇有以“生”代替“性”之例;而“情”则指人的喜好、厌恶之类的情感,是人主观思维的结果。性是与生俱来的,所以人有生命即有性,而情则是后天的产物,有生命者非必有情。庄子后学则进一步认为“情性”为恶之源,这种观念与战国后期的性恶论接近。《庄子·盗跖》篇“强反其情性”,其意并非指强力违反其性情的美行,而是顽固反归私欲习性的恶德。     

孔子不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家

五四运动以来,学者率多把孔子目为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家,把两千余年封建专制主义的罪恶悉归之。李大钊曰:“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五四运动文选》第78页)吴又陵曰:“盗跖之为害在一时,盗丘之为祸及万世。”“二千年来守孔教之义,故专制之威愈演愈烈。”(同上书88—94面)陈独秀曰:“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之人者,(儒学)三纲之说为之也。”(同上书77页)五四运动先驱们之所以大声疾呼反孔反儒,固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意义,但把专制罪名归之孔丘,终不免失之偏颇。至“四人帮”评法批儒,而是非颠倒愈甚。这些年泛滥于中国的否定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思潮,亦无不把批判矛头对准儒家孔子。但“风雨如晦,鸡呜不已,”在众日嚣嚣中,仍不乏敢于用马列主义科学方法揭示孔丘历史真面目之论。笔者在学习继承前人正论的基础上,愿进一步分清泾渭,为孔丘正名,论证孔丘不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家。其理由如次:     

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学习《邓小平文选》的通知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已经出版,全党都要认真学习,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学习的领导。 学习《邓小平文选》,是今年秋冬即将开始的全面整党的重要思想准备。整党首先是从思想上整顿。目的是把全党的认识牢固地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所确立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上来。学习《邓小平文选》,对于加强全党思想上的统一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邓小平文选》系统地反映了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在1975年针对“四人帮”的破坏,为整顿各方面的工作而进行的斗争;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为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进行的斗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全面进行拔乱反正,深刻总结历史经验,     

篡党夺权的铁证——批判“四人帮”扼杀《创业》的反革命罪行

电影《创业》问世以后,从广大工农兵群众热烈欢迎它,到“四人帮”对它扼杀摧残,从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光辉的批示,“四人帮”猖狂反扑,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的反革命复辟阴谋,《创业》获得彻底解放,全部过程充分说明,近两年来,围绕《创业》所发生的严重斗争,绝不只是对一部影片的评价问题,而是政治思想领域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一场生死搏斗,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铁证。     

《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出版

林子力、有林同志合著的《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一书,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作了具体的阐述,对“四人帮”的所谓“批判唯生产力论”以及他们借这个“批判”为名所散布的谬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澄清了“四人帮”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等方面搞乱了的基本理论问题,恢复     

评广东某教授的实用主义史学

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是“四人帮”反动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他们的影射史学就是一种实用主义史学。广东某教授用以为“四人帮”效命的也正是这套把戏。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出:“‘四人帮’那一整套理论、路线、政策、思想、舆论和他们那个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是一种极端腐朽、反动透顶的上层建筑。”实用主义史学就是一种     

从封建主义思想和传统习惯势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再谈解放思想

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拉大旗作虎皮”推行极左路线,几乎把我们的党和国家推向毁灭的道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从组织上对他们进行了清查,从思想、理论、路线上对他们进行了批判。当人们在经过了一场大的浩劫,从噩梦中惊醒过来之后,不能不去思考过去不敢思考的一系列问题:为什么象我们这样一个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长期锻炼的、既有反“左”又有反右经验的伟大的党,在毛泽东同志     

关于孔子再评价的几个问题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也是学术界一个很有争议的历史人物。长期以来,学术界不少人有这样的感觉,认为孔子思想体系中,确实存在着不少自相矛盾的现象。清儒焦循早就指出:孔子既强调“杀身成仁”(《论语·卫灵公》,以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却又允诺不死的管仲为“仁”(《宪问》);既主张“君子有九思”(《季氏》),却又说“以思,无益”(《卫灵公》);既肯定“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又高唱“有教无类”(《卫灵公》);如此等等,都是自相矛盾的。从近来关于孔子哲学思想的讨论中,人们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出,孔子哲学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由于各自侧重的方面不同,因而长期争论不休。“四人帮”全盘否定孔子及其思想,并大搞影射史学,力图搞乱人们的思想,为其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人提出,应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再评价,以恢复孔子的本来面目。我很赞成这条意见。哲学史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评价孔子,对于拨乱反正。发展我国民族新文化,是很有意义的。下边我从孔子哲学思想上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武则天辨——兼批《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

一九七四年,“四人帮”的御用班子梁效抛出一篇《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四年第四、五期)的反党文章。这篇黑文是“四人帮”为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代表作,也是“四人帮”伪造历史的黑标本。它流毒甚广,影响极坏。当前为了肃清“四人帮”在史学领域里的流毒,明辨是非,划清界限,批驳这     

也论墨家“杀盗非杀人”的命题

“杀盗非杀人也”这一命题,是墨家的光辉逻辑著作《墨辩·小取》中提出的,对这一命题人们历来争议较多。不少人受《荀子·正名篇》的影响,认为这个命题是诡辩,是“惑以用名以乱名”。也就是说这个命题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也有人认为:这一命题是墨家为了宣扬“兼爱”的政治主张,而忽略了逻辑;另外,也有不少人为这一命题作了辩解。认为《小取》中提出的这一命题是从“获事其亲,非事人也”等例,根据《小取》“以类取,以类与”的原则和“援”式合乎逻辑地推出“杀盗非杀人也”的结论的,因而认为这一命题不是诡辩。(参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中国逻辑思想史论文选》462—470页)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历史地位

文化大革命前夕,在史学界继否定李秀成之后,一九六五年的《文史哲》、《历史教学》等刊物,也先后发表文章,对“五四”时期的陈独秀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则更进一步对陈独秀一笔抹煞。最典型的是“四人帮”在上海的舆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