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宋明理学四维观

对宋明理学的关注和研究是康有为早期学术中心之一,万木草堂时期的他多次讲授宋明理学.康有为视界中的宋明理学理论来源复杂,思想构成多元,是孔学、佛学、老学和墨学等多种要素的和合体.于是,与孔学、佛学、老学和墨学的关系构成了康有为的宋明理学四维观.多维视角流露出康有为对待宋明理学的复杂心理,也促成了他由早年崇尚至后期排斥宋明理学的思想转变.     

宋明理学精神内核分析

宋明理学的精神内核有着相当丰富的内涵,有利于培养民族精神以形成巨大的思想统摄性.宋明理学具有的以爱国爱民、平天下为内核的忧患意识和济世精神,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统一团结的社会理想与精神支柱,这是一种"经世致用"、"天理之和"、"公天下"的新境界,也是宋明理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精神内核.     

宋明理学圣人论的终结

明末清初以后,宋明理学的圣人论在不同层面遭到解构.随着经世思潮以及乾嘉学派的先后兴起,宋明理学以立德为中心的圣人形象逐渐淡化;同时,随着理论视角的转移,理欲统一的思想压倒了存理灭欲的思想,宋明理学的成圣方法遭到否弃;宋明理学的圣人论最初是面向士大夫阶层讲的,但经过王阳明转手后,面向社会各个阶层,这使得圣人形象走向平民化乃至消解.     

从出土文献看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的连贯性——郭店与上博儒家文献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郭店和上博的出土竹简为重新审视中国思想文化史提供了崭新的文献依据,但迄今为止,利用郭店和上博儒家文献的研究尚多局限于先秦。以往学界流行的看法多认为宋明理学诸多观念是佛教影响的产物,对于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之间的一脉相承多有忽略,甚至认为宋明理学偏离了先秦儒学的精神。对此,文章运用郭店和上博的有关儒家文献,将宋明理学和先秦儒学关联起来考察,具体论证了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在"性"、"情"和"无"这三个重要哲学观念上的连续与一贯,揭示了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之间的内在连贯性,既扩展了郭店和上博儒家文献的应用范围,也对以往过于重视宋明理学中的佛教因素而忽视其中先秦儒学固有内容的倾向有所补充和修正。     

张载“气本论”的伦理学归宿

张载作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奠基者,他在由气本论向伦理学转变的不自觉过程中,对宋明理学人性伦理的重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宋明理学在日本传播的途径及其作用

宋明理学是由南宋朱熹最终完成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宋元明时期占统治地位,传入日本主要是在镰仓时代末期.14世纪至16世纪,日本宋学摆脱了禅学的束缚,并与原有的神道相结合,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其传播途径是多方面的.宋明理学传入日本,对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精神超越和心性本然的回归--试论谢良佐理学思想中的佛道倾向

二程弟子谢良佐作为理学家却被后儒认为有严重佛学倾向.本文试图通过对此一问题的研究,揭示宋明理学融合儒佛道的具体目的和方式.本文认为,谢良佐以追求自然从容作为自己的主体思想,并以之为纽带联结和整合了儒佛道思想,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风格上都与儒家正统思想有所偏离,而他的这一偏离正体现了他在融合儒佛道思想、形成宋明理学方面的独特贡献.     

陆王心学与早期禅宗心性论关系的再考察——以王阳明和神秀、慧能为中心

理学与心学是宋明理学中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流派.作为陆王心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王阳明继陆九渊“发明本心”之后,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等思想命题,使宋明理学更进一步接近“中正仁义”的“人极”指向.王阳明险象丛生的政治生涯以及早年的参禅经历皆为其心性思想的重要来源,而后者往往为学界所忽视.通过将王阳明以“致良知”为核心的心性论与禅宗北宗神秀、南宗慧能的心性思想作相关比较,分析与诠释其对早期禅宗代表人物神秀、慧能心性思想的借鉴、融合,有利于了解宋明理学与禅宗之间的相互融摄关系;发现儒佛两家在为学理路、思想旨趣等方面的具体差别;并对探究宋明时期儒家心性思想为何由传统之人生、伦理视角转向心性本体层面提供有益参考.     

论陈白沙的道家文化观

<正>宋明理学是儒释道相融合的新儒学,道家文化是宋明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白沙心学在基本价值取向上与理学程朱派是一致的,因而对道家文化的吸收,批判与宋明理学具有某种一致性。可是由于白沙心学的非正宗特性和陈白沙本人的特殊生活经历,使得白沙心学的道家文化观具有自身的理论特色和思想内涵。     

宋明理学法顺人情论

宋明理学以"因天理,顺人情"为其法统核心,以为"国法"源于与承袭"天理","国法"顺应与维护"天理",揭示了宋明理学法的渊源、法的属性问题。宋明理学人情之情具有"情感"、"案情"、"实情"、"习俗"、"民意"、"道德"等诸多内涵。宋明理学将情与理之间划分为情理合一、以理节情、以理灭情三层关系。在社会法律实践中使用"情理"一词,将事实之维、道德之维与法律之维统一在一起。宋明理学强调"人情"与"国法"的一致性,提出了情法两平、屈法用情而又非殉人情的基本原则。在天理、国法、人情的位阶排列上,宋明理学已非传统的"天理—国法—人情"排列,而架构起"天理,人情—国法"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