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称舜"传情"理论及其戏曲创作

孟称舜戏曲深受汤显祖的影响 ,前期剧作和“传情”理论表现出对“至情”的赞颂和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作为生活在明清易代时期的落魄文人 ,他又与那个时代和环境紧密相连 ,由于受到当时社会、思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其传情理论和戏曲创作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以“诚”为主体 ,他“情正”与“言道”结合的“言情”倾向 ,是他的特色 ,也是他的局限。     

论孟称舜的戏曲创作论

孟称舜是晚明一位重要的戏曲作家兼戏曲理论家，关于戏曲内容，他继承了汤显祖的“言情说”，提出了戏曲传情的主张，并对“情”的内涵及传情的方法作了论述、关于人物塑造，他提出了从现实生活中提炼人物形象的原则，并就描绘人物的神态、刻划人物的性格等提出了一些具体方法、关于戏曲风格，他认为不能按地域来区分，只能按作品的实际情况来划分，并从整体上将戏曲分为“婉丽”和“雄爽”两种风格。关于戏曲语言，他认为戏曲的语言不能酸腐俚俗，要蕴藉有趣，具有较好的舞台效果。     

汤显祖与孟称舜对情的倾诉比较

汤显祖和孟称舜的戏曲作品和戏曲理论都以重情著称,两人都热衷于对情的倾诉,但两者的情在许多方面都呈现出差异,本文从创作手法、情的内涵、情与理关系等方面对之进行比较分析。     

论孟称舜剧作思想的变迁

在晚明"临川派"戏曲家当中,孟称舜的戏曲实践内涵丰富,个性突出。他的剧作思想既有对汤显祖"至情"主张的继承,又有着自己的创见,这主要体现在"始若不正,卒归于正"的言情模式与"情正"思想上。整体上讲,孟称舜的剧作思想,前期以"至情"为代表,后期以"情正"为皈依,其传奇《娇红记》则是这两个阶段过渡的桥梁。从孟称舜剧作思想的变迁中,可以看出由汤显祖构建的"至情"思想于明末清初的归结与转向。     

孟称舜戏曲艺术风格论

明末清初戏曲理论家孟称舜在戏曲选集<古今名剧合选>中对南、北曲的艺术风格作出了深入论述,并提出曲之风格各异,不可以优劣论南北之曲的著名论断.孟称舜不但在诗词曲整体艺术样式上持艺术风格双美论,而且在具体作家、具体作品的评判方面也持风格多样性的评判标准,这些突出反映在<古今名剧合选>选集中对元、明杂剧所作的大量评点.从对杂剧"气味"着眼来探讨杂剧风格和艺术得失也是孟称舜艺术风格论中的重要方面.     

孟称舜戏曲语言审美论探胜

孟称舜是晚明剧坛杰出的戏曲作家兼理论家,他非常重视戏曲语言的美学价值,认为戏曲语言的美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曲白兼美,本色当行,形象而富于个性色彩,有“趣”有“味”.孟称舜的戏曲语言审美论既继承了前人的成果,又有自己的创新,在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试论李玉婚恋传奇中的"重理轻情"现象及其积极意义——以《永团圆》《占花魁》为例

李玉是晚明至清初的戏曲大师.他在晚明创作的以婚恋为题材的几部传奇,摆脱了明末戏曲创作中宣扬低俗情欲的趋向,承袭了高明"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的创作理念,试图以伦理道德来挽救晚明颓靡败坏的社会风气,对情与理关系的处理从汤显祖的"情而已"转变至理为先,把情放在次要的位置,以理辖情,以理代情.若脱离时代背景、单从文本的艺术...     

论古典戏曲的“意境”——兼谈古代戏曲与古代小说及其诗歌的区别

以"写意"为其根本特征的古典戏曲,追求意境,是其创作的核心与宗旨。古典戏曲意境的创造是"情、景、事"三者的交融统一,并通过自然明白的表达和表演,在有限的境中表现无尽的意。它是抒情与叙事结合的综合艺术,提出"情中出景,景复含情"的创作原则。它是再现与表现结合的艺术,创造出"化实为虚,虚实相生"的美学原则,利用象征、夸张、虚拟等艺术方法写境,造境,创造形象,并追求"象外之意",营造出意犹未尽的戏曲意境。从而形成与西方写实戏剧不同的东方戏剧艺术的特色,跻身于世界三大古戏。     

论孟称舜的戏曲理论——以《古今名剧合选》序及评点为视点

孟称舜选编的《古今名剧合选》是一部元明杂剧选集,集选本与评点为一体,集中体现了孟称舜的戏曲观。在该选集的序言及评点中,孟称舜的戏曲当行论和风格论尤值得重视。其当行论表达了戏曲创作如何达到“当行”的见解,涉及戏曲人物形象塑造、戏曲语言等方面。风格论方面,他明确提出戏曲的两种风格——婉丽和雄爽,否定风格优劣论,否定“北主劲切,南主柔远”,主张风格应以作品分而不应以地域分,主张作家风格具有多样性,在具体评点中,对作家具体作品风格和整体创作风格的评价较为中肯。孟称舜的戏曲理论,在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中影响深远。     

论朱权的戏曲创作与理论贡献

本文对朱权的戏曲创作和理论作了较全面的描述和评价,并提出了若干新见。第一部分评析其戏曲创作,认为其创作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创作宗主儒家观念,后期创作弘扬道家教义,但也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现存《卓文君私奔相如》和《冲漠子》既分别代表了前后期不同的创作取向,在思想与艺术上也各具有一定价值。第三部分审视其《太和正音谱》,认为它在中国戏剧学史上的贡献有四：一是戏曲观念的鼎新,二是理论范畴的创设,三是系统批评的展开,四是理论形态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