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士夫禅学的典型个案──论袁宏道的禅学思想易

晚明士夫祥学作为禅学的世俗化形态对于晚明文化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但是至今很少有人对这种禅学形态加以认真的探讨，因而对它的较之于宗门禅学的特点也就一向缺乏明晰而深入的认识。考察晚明士夫禅学，袁宏道的禅学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典型个案，因为袁宏道作为晚明文人居士的突出代表，其禅学思想强烈地表现出晚明士夫禅学的普遍特征。他把祥学思维贯彻到以性情自适为主要方式的自身存在之中①，他的禅学是佛理的彻底存在化和宗教的完全世俗化的产物，是最为典型的士夫祥学。然而袁宏道禅学并非表现为一个凝固不变的形态，潜动于其心灵深处…     

袁宏道:从性情到文学的自适

袁宏道的性情的自适，由于其禅学的推动及其倾向的转移而采取了沉沦与超越的二重路向，并因此形成了前后不同的各种特点。袁宏道把文学活动当成了他的自适方式而将追求自适的精神贯彻于文学思想之中，从而使其性情自适的二重路向及其种种特性一齐延伸和全面表现在他的前后期文论当中。袁宏道的性情的自适，造成了他的文论的前后期分别和重大转向，既规定了其前后期文论的不同特点，又规定了其整个文论的根本特征。     

本然生命的伸扬:袁宏道的自然性灵论

作者对袁宏道的性情自适论中的三个概念"性灵"、"真"、"趣"进行了深入阐发,从而揭示其自然性灵论的本质,认为它是袁宏道士夫狂禅在文论领域的全面推衍及其一己性情自适的文学理论化表现,其旨趣只在支持本然性情的文学自适,因而具有本然性、非理性与反理性的鲜明特色。     

论袁宏道思想的自我转变及其文化意义

晚明文学革新的主将袁宏道的思想一直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他思想的自我转变,主要是受制于他禅学趣向的转移以及生命态度的改变和政治环境的恶化.由于袁宏道在晚明学界和文界的特殊地位,因而他的思想变迁就显现出很充分的文化意义,成为我们考察晚明文人士大夫思想和生活的典型个案.     

试论晚明作家对张岱的影响

张岱是明代成就卓著的作家，他受晚明作家徐渭、袁宏道、钟惺、谭元春等人影响最大。从思想观念和生活追求上看，张岱也与晚明作家，特别是徐渭及公安派的袁宏道、袁中道等人多有相承相似之处。张岱的文家成就主要表现在小品文创作方面，他把这种文体推向了完美与纯熟的境界，这跟他继承晚明公安派、竟陵派作家小品文创作传统，学习他们的优长有着直接的关系。     

神韵悠长与肆意洒脱:严羽袁宏道“趣”之比较

“趣”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一重要美学范畴 ,严羽是诗趣之集大成者 ,而袁宏道的“夫诗以趣为主”与严羽的“兴趣”“别趣”则是一脉相承的。然而在宋末与晚明不同的社会环境、学术背景影响下 ,二人有着迥异的气质、个性与思维 ,因此其“趣”也有着迥异的内涵。严羽的“趣” ,是指诗歌本身所流露出的情趣和韵味 ,他提倡“雅” ,反对“俗”。而袁宏道探寻的却是“宁今宁俗”的诙谐之趣。     

林语堂与袁宏道:自然主义美学意识的一脉延伸

林语堂肯定、发展了袁宏道崇尚自然的性灵观念。两者的契合 ,还导源于道家“顺乎自然”的“人性论”和“无为论”。自适求乐是林、袁共同的心理特征 ,但价值指向又同中见异。上述师法自然的美学意识落实到具体的文学创作理论 ,表现为主真情 ,倡“无法”和尚“质”求“淡”的审美旨趣     

论张岱的小品散文

晚明时期,小品散文勃然兴起。撰写小品,在当时文坛上成了一种风气,作者之盛,作品之多,前所未有。袁宏道和张岱的成就尤为卓著。可以这样说,在晚明小品文发展史上,袁宏道开风气于万历年间,张岱振余韵于明清之际,两人一前一后地做了诸多小品散文作家的杰出代表。张岱博采众长,自铸伟词。他的散文,于活泼幽默之中,含忧     

袁宏道与泰州王学

作为晚明公安派的重要领军人物,袁宏道力倡文学革新论,在诗文创作上成就斐然,声名卓著,影响甚大。并且,他与当时思想界人士有广泛交游,尤与泰州学派学者接触较多,受李贽影响最深。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袁宏道的文学革新论及力倡个性的文学主张是在泰州王学、尤其是李贽影响下形成发展起来的。袁宏道的文学革新论与泰州学派的平民儒学交相辉映,构成晚明思想文化史上靓丽的风景线。     

袁小修与"公安派"之思想变化

袁小修明万历间与兄宗道 (伯修 )、宏道 (中郎 )排诋“复古”,激扬“性灵”,名重一时。他久困场屋 ,依傍袁中郎 ,以影自居 ,理论和实践上均为“公安派”主帅袁中郎之辅翼 ,是中郎《叙小修诗》所树“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的典范 ;在“三袁”中享寿最久 ,辞世最晚 ,于中郎等人身后总结反思整个流派 ,是“公安派”之殿军大将 ;又是晚明文学思想剧变关节性人物 ,不仅与万历以后文学思潮递变密切关联 ,且因钱谦益 ,影响延及清代诗文理论唐宋之争     

袁宏道与江、浙文化

一袁宏道是“公安派”的核心人物,他与江、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万历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1595-1597)间,他先是任吴县令;卸任以后,又游历了吴、越二地许多名胜;尔后,暂住仪征,往返于南京、扬州一带.在他后来的生活中,依然同江、浙文人有很深的交情,常有书信往来.袁宏道在江、浙的三年间,创作很丰富,著有《锦帆集》、《解脱集》和《广陵集》.包含在这些著作中的许多轻脱、明丽的尺牍和游记,确立了他在晚明小品文史上的     

袁宏道的山水美学观

袁宏道(1568—1610)崛起于晚明文坛,高擎反复古主义的旗帜,使当时文坛出现了新的生机。如果说,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核心的“公安派”是当时文坛新思潮的领袖,而袁宏道则是“三袁”中的灵魂。他提出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是“公安派”的理论纲领。他还身体力行为实践这个主张作出榜样,有力地推动了文坛的思想解放和创作的繁荣。他那清新婉丽的山水诗文,是他作品中的精品,为人称颂。散文大家张岱指出:“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袁宏道可与郦道元、柳宗元相媲美,可     

晚明文学思想与新文学创造

中国新文学的辉煌,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晚明李贽的“童心说”和明末袁宏道的“性灵说”,他们文学思想的核心就是强调创作中的真情和自然人性。中国新文学大师们的创作都直接和间接地接受了这些影响。这是一种必然,也是艺术的一种至境。     

寄“性灵”于“新声”：袁宏道的赏曲经验与诗学转向

袁宏道“性灵”诗学的核心是对“新声”的标举，前后经历了由魏晋“新声”向时兴“新曲”的转变。袁宏道早期作品《敝箧集》接武魏晋“新声”，反映出以折衷、调和的方式改良复古派流弊的积极尝试。其取径虽不出复古派畛域，却力图弥补其取“格调”不取“声情”之失，以及由此造成的诗歌“性灵”不足之弊。入吴后，袁宏道对“新声”的关注由魏晋转向今人时曲，选择以《劈破玉》《打枣竿》等闾巷新声作为取法对象，以“今”驳“古”，却不可避免地出现“泥今之过”。袁宏道诗学策略的前后调整，与其吴中经历的赏曲经验密切相关，既是应对复古诗学话语权力的求变之策，也是晚明宗尚“新声”文人趣味的典型体现。     

中国十七世纪的“忏悔录”——袁宏道美学观念的蜕变解析

在晚明浪漫思潮中,袁宏道堪称一员主将,标举“性灵”之大旗,荡涤前后七子的复古陋习,高扬人性、人情,倡导近代意义上的“人学”,主趣贵真,纯任性情,峭急刻露,矫枉过正,不避狂狷,不弃秽杂,甚至痛哭流涕,嬉笑怒骂,何等坦荡,又何等痛快!然而曾几何时,在他中年以后的述作中,却出现了一些味道迥异的文字,如万历34年(1606年)他在悼亡诗《哭江进之》的序文中写道:“进之才俊逸爽朗,务为新切,嘉隆以来所称大家者,未见其比。但其     

论佛禅质素和晚明文学演进之思想脉络

从李贽到袁宏道、袁中道,再到钱谦益,是晚明文学思想演进的主脉.晚明文人扬弃儒教,崇尚禅风,李贽的童心说以真空说为基础,内涵无相、无念、无住的禅宗要义;袁宏道的性灵说以童子情趣为范式,濡染着冲决束缚的狂禅色彩;钱谦益藉教悟宗,以华严、唯识学演绎创作原理.他们衣钵相承的宗教情怀和环环相扣的佛禅文思,涤荡了明代中叶的复古与儒家心学两大思潮,构成文学精神的新基底,为晚明文学抹上浓郁的佛禅色彩.     

从“独抒性灵”到“真诗精神”——袁宏道、钟惺“性灵说”离合关系探析

钟惺主张诗歌抒发作者真实独特的性情之言,积极响应了袁宏道的"性灵说",但受明末复古和性灵两种文学思潮嬗变、时局动荡以及王学变迁等因素影响,钟惺"真诗精神"说与袁宏道"独抒性灵"说又存在差异。以古今言,钟惺突破了七子派和公安派存古今诗歌之异的思维模式,转求古今诗歌之同;以个性言,袁宏道倾向于肯定真心真性,属于自然个性论;钟惺则将超脱世俗的精神气质和孤行独往的性格力量视为真诗精神,属于艺术个性论。     

情寓于景 含而不露——读袁宏道的《满井游记》

明万历年间,宦官擅权,政治腐败,党派斗争剧烈。袁宏道精明强干,做官清廉公正,这就难免与当时腐败的社会政治发生矛盾。但由于他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本身的软弱性,一旦碰了钉子,便想遁迹山林,置身是非之外,去过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他一生性情洒脱,喜爱山水,每每与士大夫谈文说诗,以风雅自命。文学上,他是公安派的领袖之一,主张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诗文要发人所不能发。他的散文往往能因情写景,文笔秀逸,给人以清新的感觉。《满井游记》是其代表作之一。文章一开始写道:     

性灵化的山水——读袁宏道的《西湖(一)》

晚明张岱说:"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读注中遒劲苍老,以郦为骨;深远淡泊,以柳为肤;灵动俊快,以袁为修眉灿目."(<琅嫘文集·跋寓山注二>)这是以北魏郦道元、唐代柳宗元、和晚明袁宏道,作为我国山水游记发展的代表作家,并概括他们的风格特点,是很有见地的.     

浅论袁宏道的文学创作及其影响

袁宏道的创作具有抒写性灵、包罗万象、不拘一格的鲜明特点 ,是晚明时期很重要的一个作家 ,但却在文学史上引起颇多争议。对此本文作者究其原因并对作者的真实思想和创作目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