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脱贫与防返贫：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减贫动态效应研究

2020年底,我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困扰中华民族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消除,相对贫困成为贫困主要表现形式;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是从制度上预防和解决返贫问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有效举措。但当前学界对相对贫困和动态贫困的研究明显不足。基于CFPS三期面板数据,构建跨期动态效应模型,对劳动力流动的促脱贫、防返贫的动态效应进行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能有效降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发生率;基于跨期时序的劳动力流动行为组合有显著的动态促脱贫、防返贫效应,多期和单期劳动力流动均能显著降低返贫概率,且单期劳动力流动呈现“近因效应”。基于相对贫困和动态贫困视角展开的研究不仅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更展现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于我国促脱贫和防返贫的重要意义。     

新城市贫困——关于现实和未来社会的忧虑——以成都地区部分进城农民工子女及其家庭的调查为例

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至今已经持续了二十余年.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必然对原来二元对立的城乡社会结构以及正在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的已被我们察觉,有的却要在将来的某个时期,对未来社会产生某种作用.进城农民工子女及其家庭在城市中的生存状况存在着系列的不确定性.这种系统性生存风险,实际上是在不断的确定他们及其家庭在城市中已有的边缘和弱势地位,产生新城市贫困.这种新城市贫困不仅影响现实社会的公正、公平,更重要的是将会影响未来社会的和谐运转.     

年龄结构、人口流动与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研究

通过构建三期代际交叠模型,使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7年、2019年微观家庭数据,深入探讨人口流动情况和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理论机制,并对二者影响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人口的流动性特征会降低其对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意愿。(2)家庭老年抚养负担越重,对个体参保需求形成的挤占效应越明显,导致个体对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意愿降低。相反,若家庭面临的少儿抚养压力较大,个体可能会为了减轻子女未来的养老负担而提高自身的参保意愿。(3)人口的流动性特征和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主要通过改变养老保险满意度和异地赡养负担实现。     

中国人口流动与农村产业结构间互动关系实证分析

以1985—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对中国人口流动与农村产业结构间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结果表明:长期内,人口流动与农村产业结构间存在协整关系;短期内,两者间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两者从短期到长期的关系发展轨迹为:人口流动先是农村产业结构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而后农村产业结构显著地成为人口流动的单向格兰杰原因。     

相对收入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迁移和再迁移意愿的影响——来自河南陕西两省农户调查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6—2018年在河南省和陕西省收集的返乡农村劳动力整村全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相对收入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和再迁移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收入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和再迁移意愿的影响方向不同。在控制个人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等因素的条件下,相对收入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再迁移意愿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必要的政策改进在于：持之以恒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落实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面向农村农民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力度;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关注农村特殊困难群体。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山东省的实证分析

科学引导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以山东省为例,选取1980—2011年间相关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多变量回归模型,通过主成分分析和协整检验的方法实证考察了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各因素的作用规律。结果发现,城镇就业空间的大小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最主要因素,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和预期收入等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相对最小;同时,城镇失业率越低,制度因素越弱,相应劳动力转移的文化技能素养和物质能力越强,越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     

贫困脆弱性解构与精准脱贫制度重构——基于西部农村地区

西部农村贫困症结在于多重风险叠加下的农户脆弱性。西部农村贫困结构复杂，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资源贫困与能力贫困、静态贫困与动态贫困交织并存。纷繁复杂的贫困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脆弱性根源。西部部分农村受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因素影响，生态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发，同时在政策、制度、人才等的交织作用下，地方经济发展不足，社会管理缺位，文化教育落后，农户抗风险能力薄弱，形成了异常脆弱的“人类－环境”耦合系统，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贫困问题。提高反贫困效益，必须以降低农户脆弱性为切入点，将反贫困与建成全面小康以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从多层面重构精准脱贫制度安排。     

以家为本，老而不休：农村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家庭因素影响分析

全面了解农村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状况,有助于消解老年人等于“无用”之人的年龄歧视,助推国家养老战略的适时跟进;关注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对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影响和制约,有助于探究促进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家庭和谐之道以及建构养老的良性代际互动模式。基于2018年CHARLS数据库的研究分析发现,当前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以家庭整体需求为主、以家庭为主要劳动场所,参与面广,部分中、高龄老年人仍参与劳作,且劳动类型的灵活性较强,照料劳动主要指向高强度孙代照料。家庭关系中,农村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支持显著增加其劳动参与的可能性,而子女对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显著负向影响老人参与非农工作。在家庭结构方面,健在子女数量显著负向影响农村老年人参与农业、非农劳动和农业受雇;健在儿子数对农村老年人参与农业自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也是其“教育红利” “健康红利”和“婚姻红利”在老年阶段的延续,同时彰显了两性劳动参与差异与性别分工。     

农村老年妇女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中,女性老龄人口在数量上往往较男性老龄人口更多、在经济社会地位上往往较男性老龄人口更加弱势,女性老龄人口的生存境遇与生活质量尤其需要及时关注和深入研究.文章以福建省为例,通过随机抽样调查方法对福建省农村老年妇女的主观幸福感展开实证研究,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深入剖析福建省农村老年妇女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从侧面反映福建省乃至全国老龄女性人口的生存境遇与生活质量状况.     

农村移民子女初始社会化问题与对策

到2030年以前．中国将有6亿农村人口逐步迁移城市。中国的移民时代已经到来。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必然对原来二元的城乡社会结构以及正在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的已被我们感觉，有的却要在将来的某个时期。对未来社会产生作用。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四川农村的移民子女初始社会化问题日益突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谭舒研究员主持完成的省社科规划课题《农村移民子女的初始社会化研究》，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老由谁养：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建立养老意愿影响因素的 Multinomial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传统观念、经济状况、养老保险和政治信任对养老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有无子女和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养老意愿选择几乎没有影响；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越不倾向于选择政府养老，而选择子女养老；有养老保险者倾向于选择非子女养老方式；相对子女养老而言，随着对中央政府信任程度的提高，选择政府负责养老的几率降低。养老政策的设计应充分考虑养老意愿问题。     

产业结构变迁、财政支出与减贫——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比较分析

文章基于安徽省60个县(市)2007-2019年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产业结构变迁与财政支出对农民收入与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在贫困县和非贫困县间的差异.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变迁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并减小相对贫困,其中,第二产业比重的上升对农民收入提高及相对贫困减小的作用大于第—产业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卫生健康支出能够提高农民收入和减小相对贫困;对于贫困县,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均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并减小相对贫困,产业结构高级化能减小相对贫困,教育与交通运输支出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和减小相对贫困,但社会保障支出降低了农民收入且扩大了相对贫困;对于非贫困县,第二产业比重的上升对提高农民收入及减小相对贫困的作用大于第一产业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财政支出对提高农民收入和减小相对贫困无影响.     

消除农村老年人口贫困的路径探讨

当中国步入老龄社会时,农村老年人口的贫困现象日益凸显。从长远看,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最终解决农村社会养老问题的关键。从近期看,应探寻多种灵活、有效且又切实可行的措施,如加大农村社会救助对老年贫困人口的覆盖和倾斜,逐步建立非缴费性农村老年津贴;将农村家庭养老纳入到法治化轨道上来;强化对农村家庭养老和社区服务的引导和扶持。     

金融排斥对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probit和有序probit模型,采用收入、生活水平、健康和教育4个维度7个指标,实证分析了金融排斥、金融投资产品排斥和金融融资产品排斥对家庭多维贫困状态和程度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农村金融排斥较为严重;金融排斥会提高家庭多维贫困的发生率并加深家庭多维贫困程度;而且,农村贫困家庭多维贫困受到金融排斥的影响程度比城镇贫困家庭更大;在不同收入水平的贫困家庭中,低收入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程度受到的影响均高于中高收入家庭。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应建立健全农村贫困地区普惠金融体系,进一步拓宽农村融资渠道,完善农村服务体系;加快农户和小微企业之间信用信息平台建设,不断减少农村贫困家庭金融融资排斥;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大力支持移动支付应用普及;加大对医疗、教育方面的补贴力度;重视对公民的金融教育,提高贫困家庭居民的金融素养。     

家庭养老、老年贫困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角色定位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农村家庭养老条件变化影响老年贫困的一般机制,并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农户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农村家庭养老条件变化对老年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农村家庭养老条件变化显著影响了老年相对贫困的发生率,成为老年贫困的主要诱因。基于此,本文对新农保制度提出改革建议:应加大对新农保的财政补贴力度,并逐步建立以社会养老为主,家庭养老为辅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消除村老年人口贫困的路径探讨

当中国步入老龄社会时,农村老年人口的贫困现象日益凸显.从长远看,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最终解决农村社会养老问题的关键.从近期看,应探寻多种灵活、有效且又切实可行的措施,如加大农村社会救助对老年贫困人口的覆盖和倾斜,逐步建立非缴费性农村老年津贴;将农村家庭养老纳入到法治化轨道上来:强化对农村家庭养老和社区服务的引导和扶持.     

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与生活自理能力调查

采用老年人抑郁(GDS)、孤独(UCLA)和日常生活能力(ADL)等量表,对分层随机抽取重庆市北碚区500名空巢老人进行调查研究。考察人口统计学因素对空巢老人孤独、抑郁与生活自理能力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农村空巢老人抑郁显著大于城市;女性空巢老人比男性更抑郁孤独和抑郁;随着年龄增大,空巢老人生活自理能力显著减弱、孤独和抑郁显著增强;无子女空巢老人相对于有子女的生活自理能力更差、孤独和抑郁更强烈;文化程度越高,孤独与抑郁水平越低,但对其生活自理能力影响不显著。     

电商扶贫视角下志愿服务影响农村相对贫困的实证研究

在剖析志愿服务缓解农村相对贫困内在机理基础上，以1042份从事脐橙销售的电商问卷为例，同时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最小二乘法(OLS)实证分析志愿服务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并引入电商扶贫作为中介变量，探究两者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无论是从农村客观相对贫困维度看，还是从农村主观相对贫困维度看，志愿服务都能够有效缓解农村相对贫困；消除内生性问题后，志愿服务对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更为显著。电商扶贫在志愿服务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但中介效应仅对国家级贫困县而言存在，对非国家级贫困县而言则不存在，中介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不仅如此，电商扶贫在志愿服务缓解农村相对贫困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志愿服务转变农户从事电商的创新创业意愿、影响农户从事电商的创新创业行动和提升农户从事电商的创新创业成效等三个方面，且这种作用机制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当前农村婚姻流动的特点及其社会影响

婚姻流动是指社会人口因通婚而在社会阶层和社会空间中移动的现象。婚姻流动是社会流动的形式之一,在我国农村,婚姻流动还是一种主要的人口流动方式,其影响远远超过了移民等其它人口流动方式。农民以通婚为途径迁居他乡形成了农村中持续不断的人口流动,这种流动客观上对农村各地社区间的成年人口性比例起着自发的调节作用;主观上则反     

基于人口结构转变的老龄消费研究

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从人口数量向人口结构的转变,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过渡到老年型,人口结构的转变催生了庞大的老龄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老龄经济将有可能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以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1998—2012年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数据为基础,构造生存模型测算老龄人口数量,并构建灰色GM(1,1)模型预测老龄消费规模,研究结果显示:2011—2050年总人口数量先增后减,至2050年为12.14亿,老龄人口则持续上升到4.46亿,而老龄消费占比由2011年的10.65%提升至2050年的30.14%。不断增长的老龄消费支出孕育着较大的消费潜能和市场机遇,中国政府应抓住机遇,大力发展老龄经济,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