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型社会"综改区城乡统筹中的机制创新

“两型社会”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和复杂的系统工程。城乡统筹是“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城乡统筹中创新机制更是“两型社会”综改区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当前，“两型社会”综改区城乡统筹中的机制创新应重点从建立动力机制、协调机制、扶持机制和保障机制着手。     

“两型社会”建设的金融支撑体系构建研究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在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两型社会”建设也赋予了金融业全新的历史使命：一是充分发挥金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二是加快金融业自身的改革与发展，特别是不遗余力地推进跨区域发展，率先其他产业实现“金融同城”，为“两型社会”建设提供新型的金融服务支撑。因此，构建完善的金融体系，不仅是“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有利于更好地促进“两型社会”的发展。     

“复合型”乡土资本：一项城市流动农民组织的组织过程研究

组织化是助力流动农民建立城市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提示了先赋性的“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是流动农民组织成功的关键,但却无法解释为何还有组织失败。本研究提出“复合型”乡土资本这一组织社会资本概念作为解释框架,对一项城市流动农民组织的组织过程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流动农民组织的成功在于实现了对“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在城市里的新建设与新发展。“单一型”乡土资本通过将流出地的乡土秩序转变为组织社会资本,快速建立起组织能力,将成员带入城市,却缺乏建立拓展组织网络以抵御城市竞争和维系组织应责的能力。本案例中,流动农民组织通过回到家乡,在“单一型”乡土资本的基础上,拓展出政治性的庇护关系和适应城市市场的乡情约束组成“复合型”乡土资本,弥补了城市中的组织网络建设能力和组织信任维系能力不足的问题,令“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保持了延承性,维护了组织发展。研究进一步认为,城市里的外来组织在原本的“单一型”乡土资本基础上拓展出“复合型”乡土资本更具现实可能性,这一过程中流动农民新的城乡身份得以塑造,有利于他们分别在城乡之间的向上流动。     

基于“两型社会”目标的衡阳城市人居环境建设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一系列困扰人们的城市问题，如人口密集、交通拥挤、生态环境恶化、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下降。城市生态化发展及“两型社会”和宜居生态城市成为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主要目标。对照“两型社会”目标及宜居生态城市标准和特征，基于衡阳宜居生态城市建设基础条件，通过怎样的途径解决宜居生态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如何将衡阳建设成为宜居生态城市是衡阳城市发展面临的新课题。     

二程“天理”论与社会控制思想探析

秩序化是儒家不懈追求的理想。北宋起，中国转入封建社会后期，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为维护封建秩序，二程从“天理”着眼再造了“安礼和乐”的外在控制和“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内在控制思想。本文试从二程“天理”的角度来探析其社会控制思想，以阐示二程在社会整合，维护封建等级秩序过程中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环境提升策略

从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试验区的生态环境现状出发，根据“两型社会”试验区发展的要求，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环境质量应加强。当前，应以加强饮水安全和湘江治理、提高绿化质量和效益、控制扬尘和二氧化硫排放、解决生活和生产垃圾处理问题以及防治土壤污染为重点，多管齐下，着力打造生态型城市群。     

实施“六项工程”打造和谐社区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和谐社区是和谐社会的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社会转型引起社会关系的深刻转变，“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大量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从政府和企业中剥离出来，转向社区。社区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社区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金融生态环境问题研究

本报告从辩证的角度系统阐述了在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中，加强金融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同时以长株潭地区近年来在创建金融安全区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工作成果，从实践的角度佐证了金融生态建设与区域经济增长间的必然联系。分析了当前长株潭城市群金融生态建设存在的关键性问题及成因，在此基础上针对如何切实优化区域金融生态，以配合省委省政府“两型社会”建设发展战略，有效推动长株潭城市群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心学”实践进路

“心学”是共产党人党性教育的必修课,它关注的是人主观世界的精神改造问题。从“心学”角度透视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自我革命涉及“使命型政党”的理解,社会革命涉及“使命型政党”的追求,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通过“使命型政党”的塑造过程实现有机统一。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彰显共产党人的价值选择,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标示共产党人的价值定位,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展现共产党人的价值目标,共同构成了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逻辑。“心学”为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注入强大的实践动能,要立足“公心”深化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价值蕴涵,要立足“诚心”构筑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实践智慧,要立足“戒心”提升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制度效能。     

孙中山和苏加诺的“社会革命”论之比较研究

本文将孙中山和苏加诺的“社会革命”论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两者基本上是一致的，孙中山的“社会革命”论对亚洲民族主义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开了第三世界落后国家“中间道路”的先河；苏加诺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社会革命”论，他们的相同之处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象中国、印度尼西亚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何进行“社会革命”的一些基本规律     

关于科学编制“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与思考

“十一五”时期，是我市加快推进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振兴进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鞍山的黄金发展期和战略机遇期，也是着手解决各种新旧矛盾的重要历史时期。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帮扶弱势群体，消除贫富分化，化解社会矛盾，缓解生产要素制约瓶颈等等，都将面临巨大压力。从这个背景出发，“十一五”时期将是考验我们执政水平，考验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五个统筹发展能力的“关键应对期”。只有审时度势，客观分析自身的优势和不足，科学把握和利用各种机遇，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和困难，才能保证“十一五”时期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社会转型”理论的再构与创新发展

“杜会转型”理论是一个关涉社会发展范式层面的理论，今天它已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化社会变迁的理论支点。但由于这种范式是对“早发”国家现代化历程所概括出的发展范式，故显得已容纳不下中国今天的现代化发展要求了，也就是说现有的“二分范式转型论”的“单层转型”的模式——“从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型”理论，已不能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化变迁理论的支点。因此，我们必须赋于“社会转型”概念以新的内涵，即用“三分范式”的“社会双重转型论”来代替现有的“社会转型”理论。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分析框架才能够为我国现实中业已存在的“农业——工业——信息业”三元结构的共时态发展和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协同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并成为真正社会转型理论的支点。     

湖南“两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发展研究

两型社会建设的纵深推进对湖南高新产业园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湖南创建两型高新产业园区还有如下障碍:集约化效果不突出、产业链不完善、创新能力不强、园区软环境不完善。湖南高新产业园区有以下发展趋势:从政府主导发展到生态群落演化、从集聚发展到集群发展、从成本推动到创新驱动。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应在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科技政策、土地政策和人才政策等方面进行优化,促进湖南高新产业两型园区建设。     

"易和哲学"论纲:社会和谐发展观的中国哲学理念

“易和哲学”是“易”思维与“和”思维的辩证综合,是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层结构与中国哲学思维的创新范式。在当代,“易和哲学”契合全面协调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构成了反思批判现代性文明和创建社会和谐发展观的中国哲学理念。     

“两型社会”建设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与对策思考

我国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实发展的要求和未来发展的趋势；要完成这个历史使命，面临着诸多挑战和任务；因此，作者提出了我国“两型社会”建设的基本经济构架、发展目标和五大支撑结构体系及具体对策和建议。     

“小康”“大同”与“政通人和”——传统社会政治理想对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建设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社会新的社会治理与发展目标。建设当代和谐社会需要从传统思想资源中汲取智慧,引以为鉴。儒家“小康”“大同”两个层次的社会理想图式,要求我们在今天建设和谐社会时要善于区分现实政治治理的“善治”与和谐社会道德理想两个层次。传统民众“太平盛世”、富而均平的追求,要求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中要把公平正义作为突出问题加以解决,并将其作为重要价值目标来追求。和谐社会的实质内容和建设目标应体现为“政通———人和”两个方面。     

“两型社会”背景下高校学生党支部工作初探

党的十七大报告龟4造性地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构想。我国社会建设转型的伟大实践，对高校人才教育培养特别是高校基层党建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正视学生党支部工作面临的新形势，适应“两型社会”建设新要求，更新工作理念，突出工作重点、创新工作方式，搭建工作新平台，是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高校学生党支部工作的必然要求。     

孔子与中国的礼文化

“礼”是孔子学说的重要内容。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孔子学说的核心是“礼”,而不是“仁”,更不是“天人”。“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就是一个“礼治”的社会,而孔子就是以提倡“礼”而闻名的。但是,对于孔子关于“礼”的学说的性质和意义,人们却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礼”的学说代表了孔子的社会政治观点;有的认为,“礼”的学说体现了孔子的宗教观;有的则认为,“礼”的学说主要反映了孔子的人文观。有人想从中挖掘出新的意义,以弥补现代“法治”社会的不足;有人则揭示其中的保守性,证明其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阻碍作…     

中国社会改革与“整体性”国家的破解

传统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高度合一的“整体性”国家。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使市场从国家中分离出来，企业与政府一道主宰了国家政策的话语权。社会力量的弱小导致社会领域在万能市场失灵、全能政府失效之后问题迭出。中共十六大以后，党和政府开始通过自上而下的途径全方位推进社会改革。但是，只有党和政府转变社会改革思路，通过发展民间组织培养一支自下而上的力量来参与社会服务和管理，才能有效地化解经济和政治强势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才能真正地破解中国社会的“整体性”。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元议题”：何谓“社会” ？——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的多维性

在中国式国家治理的研究议题中,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议题”。理解国家与社会之关系,需要建立在理解“国家”与“社会”概念的基础上。然而,学界对“社会”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导致了“社会”概念的“模糊性”,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基于此,以重返“元议题”的提法,引出“社会”概念的“模糊性”问题,在回顾中国学者引进、发展和批判“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之过程的基础上,从类型学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四个维度：组织维度的“社会”、治理单元维度的“社会”、本位维度的“社会”和总体性维度的“社会”,进而指出“国家”概念单维性与“社会”概念多维性之间的“维度错配”,以及这种“维度错配”导致的只见“经验切片”不见“生态系统”、概念创造的“内卷化”和衍生范畴的“模糊性”等问题。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的发展,为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下一阶段的研究必须增进“社会”概念理解的统一性和全面性,搭建起多种叙事框架有效开展学术对话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