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生成过程与建构路径

海外侨胞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新时代如何建构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这是中国政府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根据认同心理过程，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历经个体自我认同、内群体认同和共同内群体认同，个体自我认同是其基础，内群体认同是其纽带，共同内群体认同是其范畴表征。因此，通过社会化实现海外侨胞自我认同从自我到共同体的由内到外建构，通过中国政府自上而下国家意志的社会传导，实现其从共同体到自我的由外至内建构，解决“我是谁”问题；构建多重互动网络，以个体间朋友(亲友、同乡等)角色互动为基础，获得内群体身份(民族身份),促进其内群体认同，解决“我和谁一样”“我和谁一起”的问题；以跨群体、跨地域互动为基础，促进其共同内群体感知相似性，建构共同内群体身份(中华民族身份),最终建构其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解决“我为什么要支持现存政治秩序”问题。     

大社区、小世界:关系型虚拟社区的兴起——以新浪微博社区为例

随着以微博为代表的Web2.0时代社交网络的兴起,互联网深刻地影响和改变整个世界.网络社会的崛起,催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社区——虚拟社区.以新浪微博为研究个案,试图分析虚拟社区的发展趋势.文章指出,从Web1.0时代到Web2.0时代,主流的虚拟社区的本质和形态也在发生变化,即从空间型虚拟社区发展到关系型虚拟社区.关系型虚拟社区是在人们通过基于信息通信技术所形成的虚拟关系网络进行互动和交流后所产生的虚拟社区.在社交网络的推动下,人类将生活在覆盖所有网民(netizens)的关系型虚拟社区之中.关系型虚拟社区日益嵌入人类的生活,人类在关系型虚拟社区中实现虚拟身份与现实身份的全面融合,形成“大社区,小世界”的格局.文章还探讨了关系型虚拟社区的特点,最后展望了互联网人类学的研究前景.     

媒介视域下西南边疆国家认同理论阐释与实践探索

媒介在西南边疆国家认同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道路、书刊以及流动电影等媒介推动西南边疆国家认同从“自在”“自觉”“自为”到“自强”的进程，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成为形塑国家认同中无法忽视的力量，互联网中的共享性空间、共享性实践、共享性资源、共享性支持、共享性身份为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路径。为此，可以从仪式、集体记忆、关系、生计等进路来探讨如何在互联网时代强化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与加强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教育

“认同”一词是从英文identity而来，是近数年来从国外传入的众多新词汇之一。目前，这一概念基本为我国学术界所接受并广泛应用。如对文化、价值观念、民族、政党和政权的认同等。名词性的“认同”概念涉指身份、属性等，而具有动态意义的“认同”，则指“自我”在情感、信念上与他人及其他对象连结为一体的心理过程。认同是指“我者”具有从属于某个群体的身份。     

社会身份标记——红瑶身体装饰的文化表达研究之一

身体装饰是身体的文化表达的重要方式之一。一个特定群体的身体装饰的文化表达至少包含四个层面:社会身份标记、族群文化记忆的身体再现、个体情感和自我的经验表述、历史和身体政治的折射。红瑶通过仪式中的换装有着标记社会身份,进而建立起文化赋予的身份认同的重要意义,并成为红瑶集体意识的来源之一。     

欧洲国家少数群体集体族群身份认定问题探析

“少数群体”的认定和承认问题,是和“少数群体”界定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一个问题。在欧洲,对“少数群体”成员个体身份认定,逐渐认同了“自我认同”原则。而在集体身份方面,欧洲通常采取国家认定或承认的方式。不过,欧洲国家在认定和承认族群集体身份时,门槛过高、缺乏“识别”过程、主观进行族群归类、添加一些附加条件等特征或不足。对此,有必要将“少数群体”的标准区分为“核心特征”和“外在条件”,将“在族群、文化、宗教或语言方面有异于主体民族”“表达了维护群体身份的意愿”作为认定或确定少数群体存在的“核心特征”,而将“公民身份、居住时长、人口因素”作为“少数群体”存在的外在条件。“核心特征”可以确定“少数群体”的存在,而“外在条件”则作为少数群体获得某种特殊权利或优惠的资格。     

族群历史记忆的身体再现——红瑶身体装饰的文化表达研究之二

身体装饰是身体的文化表达的重要方式之一。一个特定群体的身体装饰的文化表达至少包含四个层面:社会身份标记、族群文化记忆的身体再现、个体情感和自我的经验表述、历史和身体政治的折射。就第二个层面而言,红瑶通过身体及其装饰行为表达对族群历史记忆的认同,并使之以身体实践的方式一代代地得以传承和"再现"。     

超越“族群－民族”二元框架：边界建构范式和认同情境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启示

“文化多元”和“政治一体”之间的逻辑张力被认为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主要挑战。多元化和社会团结之间的矛盾贯穿着民族国家建构的普遍过程。作为对国族认同危机的回应,文化－政治二元论在很长时间内主导了西方民族认同研究,构建了一套现代性的话语体系。在该话语体系中,民族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定地理范围内具有政治意涵的共同体,而族群是由血缘和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界定的人群。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重合,具有内部的同质性和稳定性;族群却被认为可能给民族认同的稳定性带来挑战。发端于“文化转向”的边界建构范式和以行动者为中心的认同情境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现代性话语。在边界建构范式中,民族和族群认同同属一个分析范畴,本质上都是自我和他者间边界塑造的社会过程,是通过意义赋予实现的。身份认同建构既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又受到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限制。认同情境论的主张是,身份认同的构建受到不同情境的制约。边界建构范式和认同情境论有助于我们跳出现代性话语框架下的政治/民族－文化/族群的二元论,对我们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特征有启发意义。     

新时代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生成机理与实现向路——基于自我认同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交互逻辑分析

新时代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实效性关涉的意义十分重大。作为“五个认同”生成主体和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少数民族大学生自我认同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多维度交互对认同实效起关键性机理作用。交互达致意味着积极的自我认同与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本体功能形成良性循环,两者在动力因、压力因、激励因三个层面产生契合,促成“五个认同”生成的因应性机理发生;反之,交互冲突会导致认同困惑、认同矛盾、认同解离乃至认同危机。充分认识并厘清自我认同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交互逻辑,从激发动力因、转化压力因、创设激励因思考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的实现向路。     

在流散中构筑“第三空间”——论《伙计》中犹太人的身份建构

霍米巴巴在讨论民族和文化身份时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为研究离散人群的身份认同提供了栖身之处。本文拟以小说《伙计》为个案研究方向,从"第三空间"来研究离散主体身份建构,探讨小说中的犹太人如何游走于两种文化的边缘,内心不断斗争、挣扎,最终在"第三空间"实现自我身份的建构。     

向心的凝聚: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作为“边缘族群”与“华夏中心”良性互动的典型,容美土司认同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经验至今为后人赞赏与称道.容美土司国家认同本质上是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根基、身份认同是核心、政治认同是表征,三者表现出统一性与矛盾性的变化;在土司与王朝的良性互动中,容美土司实现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机结合,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族群发展与文化繁荣,为国家稳定与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十七年”时期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共同意识叙事

以“共同意识”作为切入点，采用较为深度的泛文本语境方法，对“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品进行叙事层面的剖析，尝试对其间的话语策略进行归纳，并着重探讨其如何通过影像化、故事化叙述共同历史、共同故事，诠释民族关系和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探讨影像与时代话语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个体身份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路径。这一时期有着独特的叙事话语方式，总是倾向于以国家话语统合族群、家庭观念，以家国情感取代个体情感，以阶级认同重构他者阵营、以阶级矛盾替代故事冲突从而实现国家意识形态融入民族题材的书写；其间旖旎多姿的少数民族地域风光再现、与汉杂糅的少数民族民俗风情再造、敢于斗争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塑造，又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民族话语对国家话语兼容之下的“黄金年代”，并成为时代符号而深深嵌入一代观众的集体记忆当中；还多采用黑暗与光明的象征、身体与疾病的隐喻、身份与认同的建构等方式进行共同文化的叙事。经由国家话语的规训、民族话语的兼容以及“国族、家国同构”的话语体系，如何建构关于新中国的文化想象与共同体想象，塑造出一个通过异域空间、民族风情、人物形象等景观展示出来的“共和国”，将各民族同胞通过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凝聚在一起，通过“讲述过去”“讲述当下”，进而“塑造未来”，从而印证“意识形态工具是‘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话语本质”这一结论。     

从神圣王权到民族主义的符号史学——《作为自我的稻米》中日本人身份认同的自我隐喻

选择一些重要的食物与烹饪作为一种“自我的隐喻”，来思考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进而构建自我的身份认同和与他者区隔的表征，这是一种穿越时间的象征实践和价值塑造过程。美籍日裔学者大贯惠美子的《作为自我的稻米》一书以一种历史化的象征人类学分析路径呈现了稻米在日本人自我认同意义体系中的象征支配性地位，其研究对于族群声望符号塑造的讨论和族群分化理论的深化而言极其重要。     

家国同构：明代丽江木氏土司的身份建构与国家认同

明代丽江木氏土司身份建构具有以“家国同构”思想为纽带的级联特征。木氏群体塑造的地方层面“边地王族”和国家层面“边地守臣”双重身份,经由家国同构思想的认同、表达和塑造,形成级联性的“以国为本”身份建构路径,“边地王族”身份被置于“边地守臣”身份中,木氏的国家认同也借此持续增强。难能可贵的是,木氏群体家国同构思想的塑造还形成了“家国共命运”理念。这种具有强烈家国情怀的身份建构路径,既展现了家国同构思想为边地群体认同、表达和塑造的历史过程,又彰显了边地群体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主动、积极的努力,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的历史侧面。     

拉祜族文化符号媒介景观的建构反思——基于《快乐拉祜》的传播实践

文化反思促进文化自觉。拉祜族歌谣《快乐拉祜》经由电视、报纸、短视频等媒介技术的型塑和传播形成了“快乐拉祜”媒介景观的态势。研究发现,民族文化符号的被选择、单一高频词语的固定化以及个体文化身份追寻导致的低俗化、娱乐化、同质化的内容,逐渐成为“快乐拉祜”媒介景观建构的路径和策略,成为拉祜族文化全貌的表征。反思这一媒介化的建构路径,发现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媒介化过程其实遮蔽了文化主体的实践能动性。我们认为,民族文化媒介景观的塑造和传播应该回到文化主体的时空场域中去,遵循文化的内生逻辑,进行“在地化”的表达,努力寻求民族文化与人民、与社会、与日常生活的互动、互联和互通。     

“选择性建构”:国家、市场和主体行动互动下的文化身份与认同——对北京某满族村的个案研究

文章考察了在国家治理定位、市场价格选择、主体行动三者的互动影响下,Y村满族民众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非族性特征的文化元素“抽离”出来,选择性地将其建构为自己文化身份/认同的一部分的文化实践.这一考察与分析有助于认识“文化身份/认同”在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并加深有关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关系,以及实践中文化身份/认同的消解...     

试论“文化寻根”思潮中的少数民族书写

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中,少数民族的族群书写和身份认同曾经有效地参与了对文学史的建构,本文从民族书写对文学话语空间的拓展、少数民族作家的＂自我表述＂与被＂他者＂表述之间的悖论、作家自我身份认同与族群身份建构的困境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并在这样的脉络上思考少数民族书写在＂文化寻根＂思潮中的独特价值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Hmoob”“Mab”及“Suav”:美国苗族“Hmoob”人的自我认同与族群分野

美国苗族“Hmoob”人,仍然保存着自己的语言. “Hmoob”人的语言属于苗语西部方言的一种次方言,其中某些词汇可能源于古代汉语.“Hmoob”人现今仍然在使用的几个词汇如“Hmoob”“Mab”和“Suav”能够清晰地反映出“Hmoob”人群体的自我认同与族群分野建构的历史过程.在建构自我认同与族群分野系统的过程中, “Hmoob”人的族际关系观念受到其历史迁徙过程与华夏民族观的影响,但文化自觉因素在其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 “Mab”一词与其衍生词汇在美国“Hmoob”人群体的当代自我认同与族际分野中仍然存在,但已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     

港式饮茶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港式饮茶具有香港人身份认同的社会作用,它是香港人社会关系得以强化以及建构身份认同的文化领域.以饮茶为核心的物质文化和消费行为是都市人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港式饮茶在香港表现出自助、自动和自由选拔的意识,成为官方文化和普及文化一致接受的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象征.     

仪式空间与文化亲昵的呈现及表达——基于H镇各民族祭鄂博仪式的调查

仪式作为一种“表征性空间”，象征着“地方”情感与“民族”情感，展现出“文化亲昵”与“文化尴尬”相伴而生的现象。在H镇祭祀鄂博仪式空间的营造、营造后的博弈以及仪式纳入国家文化发展话语的过程，“文化亲昵”由于历史传统、族群认知与社会区分、国家文化整合等一系列因素而呈现出发生—区分—聚合的过程，显示出凝聚与竞争、不稳定与稳定并存的特征。各民族在竞争与不稳定中产生了“文化尴尬”，又在凝聚与稳定中消解了“文化尴尬”，形成了融通的“文化亲昵”。融通的“文化亲昵”是构建国家民族认同的重要条件，文化亲昵中形成的“地方感”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