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的意识形态效应

文学性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效应。主要体现在:审美效果遮蔽现实矛盾,本质追问预设普遍法则,文学惯例彰显统治地位。透析文学性的意识形态效应是为了揭示后现代语境下文学越来越“狡黠”的功能,克服文学因文学性渗透到其它领域和其它学科而产生“影响的焦虑”,从而合理摆放文学的位置,正确看待文学的价值,规范文论研究的向度。     

流动的文学性

本文追溯了西方近、现代文论中文学性的流变,梳理了从泛文学到现代“文学”观念确立的内在理路,并对文学性的两个维度——语言、形式、结构和社会、历史、意识形态进行考察。文学性从形式结构到历史语境的转换,从审美自律到意识形态幻象的变迁,范式的衍化与语境的变迁形成文学性的历史振幅。这启示我们必须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对文学性进行意识形态的深描测绘。     

“文学性”问题与文学本质再认识——以两种“文学性”为例

目前文学理论界对于“文学性”问题的考量存在着歧见,其中很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俄国形式主义与解构主义在20世纪一头一尾先后提出“文学性”问题。前者用“文学性”概念廓清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旨在抗拒非文学对于文学的吞并;后者借“文学性”概念打破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旨在倡导文学对于非文学的扩张。这就有了两种“文学性”。虽然二者都主张文学研究的对象在“文学性”而不在文学,但终究绕不过“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对此问题的理解固然取决于文学自身的性质,但也取决于对文学的看法、需要、评价。当年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问题,其文化冲动在于对历史文化派的否定;后来解构主义旧话重提,则与后现代的文化精神完全合拍。解构主义重提“文学性”问题,倡导文学向非文学扩张,只是在认识文学本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和梯级,它为文学研究向更高阶段和梯级的升迁提供了铺垫。     

文学性——扶不起的阿斗

“文学性”概念最早出现于俄国形式主义。他们把“文学性”看作是文学区别于其它的根本性因素．“文学性“是文学之为文学的内在规定性和本质属性。现在，有些学者又重提“文学性”，但是在具体使用中存在着把“文学性”等同于文学的一般属性和文学特征的情况，混淆了“文学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关系。     

文学性:从自救到解构

“文学性”的概念具有不确定性。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概念体现了强烈的学科意识,他们认为文学的本质属性主要体现为文学语言的“陌生化”。解构主义所界定的“文学性”不是指文学的本质属性,而是一种“大文学性”,是侵入其他非文学领域的文学特性。当然在文学理论的长河中,对于“文学性”的讨论远不止形式主义与解构主义这两家,但是他们分别揭示的深层次的文学理论问题却值得重视。     

辩证否定与依附性思维无助于文学创造——答杨春时、孔范今、秦弓等先生

建立在本体性否定基础上的文学的个体化理解 ,就是文学的原创性。它既不能依附于古代文化传统或西方文化传统 ,也不能沿袭以往的“辩证否定”立场 ,但目前较为普遍流行的“现代性”、“文学性”概念以及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学史观念中都存在着这种依附性倾向 ,这是不利于文学的原创性的     

文学语言:杂语性与文学性之间的张力

本文从“杂语性”与“文学性”的关系角度观照文学语言的张力性质 ,以此认识文学作品中不同语言功能之间的关系。语言的诗歌功能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文学性。只是由于文学性及其文学语境的存在 ,人们才能从众多的语言功能中划分出语言的诗歌功能 ,诗歌功能也才能在文学中得到突出 ,语言中的其他功能、语体也才会在文学中获得相对的统一性。     

一个非文学性命题——“20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

本文主要对“2 0世纪中国文学”观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 80年代中期提出的“2 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是应学术界、文学界解放思想、突破政治对文学束缚的时代性要求产生的 ,显示出其世界性、全球性的研究胸怀与视野 ,受到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但是 ,时至今日 ,这一文学观又有明显的局限 ,这主要表现在未能突破文化对文学的束缚 ,成为一个非文学性命题。这种非文学性具体表现在现代性、共同性和文体性三个方面。进而 ,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文学性”思路 ,即以“文学穿越文化政治”的思路代替“文化政治推动文学”的思维 ,从而体现文学对文化政治现实进行“本体性否定”的文学性要求     

彼得·威德森“文学性”理论的思考

20世纪以来，理论界多以意识形态批评为己任，以"大文论"的拯救态势占据文论话语的中心位置，而关注文学内部规律演化轨迹的理论研究正在逐步边缘化，《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一书的作者彼得·威德森重提"文学性"，从对文学概念的历史梳理和检视开始，对"文学性"在当代具有的内涵、地位与功能做出了有价值的理论思考，为新世纪理论研究空间中的"文学性"的内涵和潜在功能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方法论更新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出路

文学批评环境的恶化以及批评者自身能力的弱化，都使当代文学批评陷入新的一轮危机。所谓的“纯文学”、“文学性”等批评标准，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新生态，不再具有理论说服力和阐释的有效性。一方面，“纯文学”文学作品或文学姿态不再受宠，以“纯文学”、“文学性”批评标准所经典化了的“经典”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解构；另一方面，通俗文学、民间写作、打工文学、80后新性情写作、欲望叙事和身体写作。却有被重新“经典化”的可能。如何有效地阐释当代的文学新现实，强化批评的能力，这成为当代文学批评者和文学理论界面临的重要课题。对于当代文学批评，必须更新论述方法，放弃狭隘的“文学性”批评标准。采用“文化人类学”视野、“理解接受”理论、“交流对话”理论、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情本体论”观察视角来对待和阐释当代文学文化新生态。或许能给当代文学批评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     

后现代“文学性”消解的当代症候

“文学性”(Literariness)问题 ,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范畴。尤其是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 ,“文学”(Literature)和“文学的”(Literary)同样成为了问题。值得认真辨析和进一步清理。就文学性而言 ,雅可布逊在论及文学科学的对象时认为 :“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 ,而是‘文学性’ ,即那个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1] 换言之 ,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本身的特性 ,是文学与一切非文学比较所具有的差异性 ,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种东西。所以 ,“诗对它所陈述的对象是毫不关心的” ,[2 ] 文学的本质特性只能在作品本身 ,而不可能在其…     

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十七年文学"

说到“十七年文学”，至今还是有人停留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知识型构之中，仍然以政治/艺术的两极对立的评价模式，简单地否定其所具有的文学史研究价值，因其强烈的政治色彩而将它与“文革文学”一起摒弃在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之外，不承认它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内在连续性。我认为，孤立地从所谓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的单一角度来处理“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显然是意义不大的。因为所谓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本身就是需要质疑的。什么样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这样一种标准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历史地形成的？即…     

从阿伦特的政治概念看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

本文运用阿伦特的“政治”概念重新审视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政治性,对于长期流行我国文艺学界的文学——政治关系观进行了反思。文章认为把文学的政治性和文学的自主性对立起来的思维定势虽然广泛流行,但却建立在对于“政治”、对文学和政治之关系的狭义理解上,它把特定时期、特定语境——中国极“左”时期——中的“政治”理解为普遍意义上的“政治”,并进而把特定时期、特定语境中的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普遍化为文艺和政治的常态关系。而实际上极“左”时期的所谓“政治”指特定的党派政治乃至政策,所谓文艺学的“政治性”实际上是指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必须为主流意识形态政策服务,其本质是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所实施的控制。显然,这种特定时空语境中产生的文学理论和政治的关系,并不具有普遍有效性,据此而得出的文学理论自主性和其政治性不能共存的观察同样不具普遍有效性。如果我们像阿伦特那样把政治理解为在公共领域展开的自由平等的言行,那么,一种坚持公共关怀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必然具有政治性,笼统地否定文学的政治性,或者人为鼓励文学理论研究的非政治化,存在着使文艺学知识非公共化的危险。     

观念突围、视角延拓及其实践限度——对左翼文学研究中若干重要问题的反思

新时期以来，左翼文学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存在诸多问题。随着研究观念的突围，过去那种政治意识形态解读惯性和“革命模式”研究观念得到了纠偏，文学性和审美价值的阐释框架逐渐获得了合法性地位．成为新的强势理论支点；“广义的左翼文学”理论的提出，为左翼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阈，克服了既往“狭义的左翼文学”视角的诸多囿限及其带来的理论遮蔽；将“底层”与“左翼”建立联系，寻找到了两者之间在精神传统和话语逻辑等层面的贯通和接续。但是，这些新的研究观念和视角，其实践限度亦应引起我们深刻反思，因为在适用的有效性之外，它们还会带来新的理论风险和实践难题。     

文学性:文化社会的意识形态特征

随着 2 0世纪的理论旅行中普遍存在的语言学对各个学科的渗透 ,文学性不再成为文学的特有属性而成为众多理论的共性 ,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主义的美学概念 ,而是指由此引申从而渗透到文化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切领域 ,积极参与社会历史的生成发展并成为诸多领域潜在的统治性的因素 ,构成了文化社会的显著意识形态特征 ,其强大的渗透力可以化解当前文学、文学研究、文学理论边缘化的危机     

中国文学史的建构：基于经典名著的讨论

“文学”一词是一个由西方引进的概念,用之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有诸多不适,主要表现为：中国古代诗学的主体精神是“诗言志”而非单纯的文学意义上的以情为胜;中国古代诗学的形式特征是“以体论文”而非“文学”一词的综揽众体;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与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之间既有交叉又有乖离。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人对此进行了检讨和深刻的反思并积极进行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应首先注重“文学”概念的辨析：其次重视文学文本经学背景的交代以及子、史身份与文本文学性关系的强调;再者适当维护集部作品文学性的独立身份。     

窥破意识形态——阿尔都塞派批评家论文学与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不否认文学的意识形态性。文学从来不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的美的物品,从文学的来源、构成直至鉴赏、接受,无不浸润在意识形态氛围之中。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自阿尔都塞以下,对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阿尔都塞建立了他对“意识形态”的独特理解,这是他文论的中心,也是他对后来者产生影响的根本点。阿尔都塞提出了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之间“浸润”与“距离”的复合关系,规定批评的任务即揭露文学本文     

在历史中发现“文学性”

<正>2023新年伊始,近年来活跃于批评界的《当代文坛》杂志推出专栏,再度提出“文学性”的问题。张清华在《为何要重提“文学性研究”》一文中这样开宗明义：“为什么要重提‘文学性研究’？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假命题。什么是文学性研究？世界上有一种纯粹的、有明确界限的、专门意义上的、排他性的文学性研究么？显然没有,如果有的话,至多也就是‘文学研究的文学性’这样一个问题;还有,如果换一个角度看,或许文学性研究又是一直存在的-假如它不是被理解得那么绝对的话。     

现代性与文学性——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

现代性与文学性,应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两重基本尺度。近些年来,现代性视野已经得到了许多学者的高度重视,具体研究也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从整体上看,还不够深入,还缺乏深邃精警的成果。要获得更大的突破,尚需加强对中国现代性历程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诸如现代性与民族性、现代性与阶级性、现代性与革命性之间关系的探讨。在“文学性”的研究方面,亦仍存在不足,迄今为止,尚没有出现一部真正属于“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方面,也还缺乏更为充分的“文学性”观照,某些既有现代意识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进一步努力的是既要从宏阔的人类历史进程出发,强化现代性的研究视野,又要立足于文学本身,坚守文学性的尺度。     

试论《南史》与《北史》的史传文学成就

《南史》、《北史》不仅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且还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其文学性虽已不能与“四史”相比．但将其部分篇章立于“史传文学”之列，亦当之无愧。《南·北史》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简捷扼要的叙事风格；直书其事的叙事态度；怪异奇雅的小说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