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法家的政治伦理

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有两个显著特色:政治特质的政治伦理化和政治运作的"外儒内法"。法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政治伦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晋法家则是法家思想的系统化体现,也可以说是法家思想的核心。晋法家以理性主义为基本逻辑,以功利主义的效果论为目标,建构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权力分配与制衡体系,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价值评判标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种国家理性的理念。从政治伦理的角度看,晋法家的这些思想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政治领域的理性化与现代性。     

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论衡

在二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构成似乎只是儒、释、道三大学说在政治舞台上活动,以主张暴政的法家学说因其暴虐而臭名昭著从此销声匿迹,不再复出.历史的真相恰恰相反.这是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儒、释、道(主要是儒学)虽然总是以官方的哲学表现在政治舞台上,但这仅仅是思想文化形态层面的一种表象,而在封建统治集团潜在的心灵深处,法家学说才是他们对付被统治者的政治底牌与精神武器."内法外儒"或"内法外佛"、"内法外道"政治无疑是中国封建统治思想最本质的东西.     

法家政治思想研究二十年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重要一派 ,其思想对此后中国社会的影响极为深远 ,战国时秦国能在诸雄争霸中胜出 ,吞并其他六国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秦国采纳了法家的政治主张。公元前 2 2 1年统一的秦帝国的建立 ,也就标志着法家思想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虽然秦政苛暴 ,二世而亡 ,法家学派也随着秦的灭亡而烟消云散 ,但法家思想 ,尤其是其政治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没有随法家学派的灭亡而消失。法家所设计和缔造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 ,从秦一直沿用到清代。历代封建王朝一面标榜儒学 ,一面又不得不暗中推行法家的治国之术 ,即所谓“…     

论汉武帝政策发展的四个阶段——兼谈"儒表法里"定位之误

学界普遍认为,汉武帝政策的性质是"儒表法里"或"外儒内法"。事实上,武帝时期政策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存在着一系列变迁,因此,不能将其简单、静态地归结为"外儒内法",或"儒表法里",而应动态地划分为四个阶段:被动地执行道家无为政策,主动地推行儒家多为措施,半推半就地采用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动地回归无为政治。     

驳法家和儒家的历史观“根本对立”

在“批儒评法”中,“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一笔抹煞了法家和儒家同为剥削阶级思想家以及他们思想上共同性的一面,而把二者绝对对立起来。他们武断地认为,儒家和法家不但在政治上是根本对立的,而且在历史观上也是“根本对立”的。“四人帮”的御用写     

先秦政治法律思想中的“儒法分野”

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先秦时期的儒家和法家分别采取"法古"与"变古"的不同历史观,提出了"礼治"与"法治"的不同政治法律替代方案,选择了"德"与"刑"的不同治理手段,进而在形成先秦政治法律思想中"儒法分野"的同时,也型塑了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制度发展变迁的基本脉络。     

反思中国古代重刑主义

重刑主义源于对重典治国的迷信,性恶论和法家思想是其理论根基.儒家的政治架构与法家的重典理念在刑罚制度上形成了外儒内法的制度合流,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中国法律近代化走到今天仍需反思这个问题,确立个人权利、建立包容制度环境是抛弃重刑主义的必由之路.     

从儒法学说中看导致专制主义的思想基础

我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儒家和法家,两者结合,以阴法阳儒的形式体现出来,维系着两千多年的中国农业社会。人性作为儒家思想的基本问题,决定了专制思想脉络,从人性入手,可以剖析思想核心,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吴虞与章太炎的诸子学及"魏晋文章"

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猛将,吴虞之于章太炎,既有不少感兴式的评论,更有颇为用心的汲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汲取章太炎的诸子学思想,尤其是章太炎的"非儒"与"别法家"的思想;二是对章太炎的文实宏雅的"魏晋文章"的多有领会.     

地域如何介入思想：法家源起的再阐释

先秦诸子百家有规律的空间分布清楚地显示出地域因素在其源起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法家源出三晋。三晋自然地理赋予法家浓烈的现实主义底色,四战之地的三晋地缘政治环境是法家独特历史观的生成前提,多元的地域文化传统与天下居中的文化地理区位为法家注入了强兼容性特征。与周边文化尤其是齐鲁和荆楚两地的持续交流,法家对儒、道等各家思想得以吸纳再造。地域的枢纽功能将时代精神、地域文化等要素加以榫合,并从思想品格、历史观念等方面塑造了别具一格的法家学派。     

先秦儒法公私观简论

先秦儒法公私观讨论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生活中群体与个体、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问题,他们强调"公义",卫护"公利",一致主张公高于私,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先秦儒法公私观的理论贡献不同,前者主要在伦理思想领域,为道德修养提出了目标,而后者主要在法治思想领域,为法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儒家没有把公与私绝对化,表现了可贵的民本主义思想,而法家的公私观则将公与私绝对对立,最后走向绝对君主专制主义。儒法公私观是以各自的人性论作为理论依据的。儒法崇公抑私的公私观的历史影响具有两重性。     

先秦儒墨法和谐伦理思想析论

先秦儒家、墨家及法家基于对社会和谐的共同诉求,从不同视角提出和阐发的和谐伦理思想,是今天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儒家的"和而不同"、墨家的"尚同致和"、法家的"同而求和"的旨趣差异启示我们:应对三家和谐伦理思想区别看待,在系统分析与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彰显儒墨法和谐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秩序与正义之间——略论先秦儒法之理想政治及其实现途径

秩序重建与正义追寻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两大时代主题。儒法之理想政治是正义与秩序高度和谐的理想政治。在现实政治层面,"国无君不可以为治"体现的秩序与"立天子以为天下"体现的正义之间常常陷入顾此失彼、互相冲突的困境。如何在现实政治中调适秩序与正义之间的内在矛盾,成为儒法苦心焦思的核心话题。儒家主张正义优先的"贤人"政治理论,法家提倡秩序优先的"中人"政治理论。前者属于"革命论",后者属于"改良论"。     

"罢黜百家"还是"熔炼百家"——论董仲舒思想的"杂家"特征及其历史影响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政治史、思想史上的重大转折,促成这一转折的董仲舒亦因此获得了"儒首"、"儒宗"的地位.但从思想成分看董子并非"纯儒",而是"杂儒",他延续战国后期诸子"百虑一致"的趋势,把百家思想与传统儒学熔于一炉,炼就了迎合帝王政治需要的新儒学.由于这种"官儒"已采百家之长,既适应国情特点又可"通万方之略",这就为"罢黜"与"独尊"提供了条件,为战国秦汉以来的治道探索划上句号,并开创了后世王朝"霸王道杂"的先河.     

儒家子思学派的性情论与法思想

在儒家"道统"传承中,子思承其祖说,学于曾参,传之孟轲,上承中庸之道,下启心性之论,被誉为"述圣"。结合传世文献与郭店儒简所涉"子思学派"思想,可见其传扬儒门宗旨,亦长于任法论说,则为先秦由儒入法、礼法演进之关键。子思学派视"好利恶害"之人性为社会规范乃至治道体系的基础,由此牵引出战国政法论说的基本范式。以性情论为中心,子思学派的治道理想游移于传统人文与现实功利之间,富有统合各种社会规范的意味,既阐弘儒家重德之旨,又重倡"任法以治"及赏刑爵禄之策。子思学派于性情之审思、仁利之辨正、礼法之取舍、刑赏之兼顾均富有新见,对战国法家思想颇有启示而不乏暗合,其中蕴含先秦儒法两家的融通一面,预示后世儒法合流的思想路径。     

试论《管子》法治思想的哲学基础

《管子》一书,主要保存的是战国时期齐国法家学派(以下简称齐法家)的著作.齐法家根据齐国现实政治斗争的实际需要,提出了一整套建立封建政权的理论和措施,并逐步形成了一个以法治主义为理论核心的思想体系.但是,迫于当时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齐法家着重探讨的主要是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政治思想.在哲学上,齐法家主要采取吸取、综合的态度,根据法治主义思想体系的需要,对道家思想,"黄老之学"的精华进行了广泛的吸取和综合,从而形成     

从“人情”到“国家”——晋法家政治伦理内在逻辑脉络

法家的伦理思想几乎全部针对于政治,而晋法家作为法家的核心代表,其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的建构有着奠基性的意义。从历史上看,晋法家强调政治的起点是人的自然属性与基本欲求构成的"人情",而最终目标则是要确保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秩序,由此也就构成了中国古代具有理性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的政治伦理理念。这一理念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也是人们将中国古代政治称为"阳儒阴法"的重要因素之一。     

试论赵国两次改革指导思想的变化

赵国历史上经历了公仲连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两次改革,这两次改革对儒家和法家思想在其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有重要影响。战国初期,赵国改革时的社会思想是儒法并济,交相为用。而到了中后期,法家思想成为赵国社会思想的主流。     

论宽猛相济思想的流变——以汉代酷吏为视角的考察

反者,道之动,武帝酷吏政治是汉初黄老无为的反向运动,儒法合流则是酷吏政治的反向运动,儒、道、法三家思想的激荡、融合构成汉代法律思想演变的主线。法家思想先是蛰伏于道家黄老,随后勃兴,进而又受制于儒学,终汉之世被笼括于一个更高层面的价值体系之内,宽猛相济,应世而变。酷吏是汉代法律文化的承担与创造主体之一,其盛衰变化与汉代法律思想的演进有着密切关联。因此,以酷吏为视角考察汉代法律思想的流变能够动态地阐明正统法律思想形成的进程。     

子夏对晋儒转法的贡献及其学派地位

晋法家由晋儒转化而来,晋法家的理论源头是儒家现实主义.以子夏为宗的晋儒具有重利倾向的儒家现实派,与功利主义的法家只有一步之遥.子夏在由儒转法的过程中起了桥梁作用,子夏之学为晋法家的理论源头,子夏西河设教,培养的弟子进一步转变为法家.由于子夏始终徘徊于义利之间,心战不已,并没有完成由儒转法的过程,所以未成为法家的鼻祖.但子夏的学术贡献与历史地位不应忽视,可称为儒家现实派的鼻祖兼晋法家的理论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