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关系的确立是民族形成的基本前提

本文认为,人类社会在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过渡中,形成和确立了地缘关系。这种关系的确立,是民族形成的前提条件。民族的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等四个特征,只有在地缘关系确立的条件下才能渐次形成,而不能产生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部落社会和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如果抽去地缘关系和这样四个特征,民族也就根本称不上是如何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民族这一特殊历史范畴,也就失去了自己的质的规定性。     

论血缘与拟血缘群体共有制

共有制的由来与发展　　众所周知 ,一切文明皆是人口压力与环境资源相对枯竭的矛盾的产物。而且 ,一切原生文明也都脱胎于原始农业的氏族公社制度。但是 ,由于西方与中国所处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不同 ,文明社会的发展便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从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制度。西方由于普遍缺乏农业长足发展的条件 ,所以 ,便无可选择地采取了其共同始祖米诺斯文明所开创的贸易、掠夺、殖民三位一体文明发展模式 ,并在打破原始氏族公社制度的基础上 ,建立起西方文明社会所特有的、货币经济与私有制相结合的经济基础 ;中国文明则得天独厚地具有农业…     

民族形成的多元模式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有自己产生、发展以至消亡的过程。民族的特征有四个: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语言和共同的心理状态。民族在形成过程中都具有这四个特征。但在民族形成以后,由于种种其他客观原因而丧失前三个特征中的任何一个,不能使民族不成其为民族。如我国的满族,原来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在长期与汉族相处过程中采用了汉语。在我国,满语作为整个民族语言已不存在了,但满族依然存在。许多汉族虽然长期侨居国外,丧失了共同地域,但仍然是汉族。有人说,只有完整地具备四个特征才称之为民族。而这种观点与现实生活不相符合。     

论中国史学发展的形态演进与特征变化

中国史学诞生于氏族公社时期，其存在形式是以全民性为特征的原生形态的史学。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在统治阶级的控制和利用下，中国史学由原生形态的史学向以庙堂化为特征的过渡形态的史学逐步转变。过渡形态的史学对广大普通民众的忽视，与史学的性质和目的相背离，这种背离最终引发了史学向自身本性的回归，中国史学开始了由过渡形态的史学向以大众化为特征的终极形态的史学转化的历程。     

“原始民族”说质疑——与几位同志商榷

民族形成于何时?这是民族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当前,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多有不同的,其中主张“原始民族”说的就有数家。这方面的文章已发表不少,如:牙含章同志认为“最晚也在蒙味时期的高级阶段,已由部落发展成最初的民族一蒙味民族”(《学术研究》(云南)1963年第3期)。杜玉亭同志认为“民族形成于氏族部落时代”(《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他提出:“为什么不可以以氏族部落的出现作为民族形成的上限呢?”邬剑同志认为,民族最初形态的形成,“大体上是在氏族形成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即民族,继续发展起来’的时期或至迟到它的‘全盛时代’,而不会更晚。”(《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陈国强等同志认为,“民族形成的上限最早只能追溯到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本文拟就上述几家的观点谈一管之见,请同志们指正。     

释“民族共同体”和“民族”

本文根据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历史和民族四个特征的理论,把民族共同体分为始初形态(部落)、中级形态(部族)和高级形态(现代民族)。并认为社会主义民族是现代民族中的新类型,属于民族共同体高级形态的高级发展阶段。     

民族形成上限问题管见——与牙含章、杜玉亭两同志商榷

本文认为,民族形成的过程,实际上是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过程。各氏族、部落杂居是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基本条件,转化的完成,在一般情况下就是民族形成的标志。在蒙昧时代,既无形成民族的经济基础,也无形成民族的组织条件,更无形成民族的文化思想来源,主宰蒙昧时代的是血缘关系,而不是地缘关系。所以,说“民族形成于蒙昧时代高级阶段”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在民族形成上限问题的研究中,应该把古代社会形成的民族与近现代社会发展缓慢的民族区别开来。这是因为:第一、两种民族形成的历史背景不同;第二、两种民族形成的过程不同;第三、两种民族的民族特征的形成和特点不同。     

就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答牙含章同志

关于民族形成上限问题,本刊在一九八一年第二期发表了杜玉亭同志的《基诺族族源问题试探——兼论族源和民族形成的上限》一文后,第四期又发表了牙含章同志《关于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的两封来信》。现将杜玉亭同志《就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答牙含章同志》一文发表。我们认为,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是有意义的,热忱欢迎民族理论战线上的同志和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也来参加讨论。     

中国与希腊神话美之比较

中国、希腊远古神话描述出当时时代所能认识的自然世界的形态,实现了自然美与社会美的结合、现实美与艺术美的统一,这是东西方两个民族神话共同的美学精神内涵。由于各个民族地理环境、气候特征、物产资源等的不同,东西方神话形成了不同的风格:中国神话歌颂劳动,赞美意志,表现强烈的正义感和献身精神,具有理性、严肃的恬静美;而希腊神话则讴歌冒险,崇尚肉体,具有热情、粗犷、险峻的紧张美。不同神话风格的由来,是不同民族不同生存条件、心理定势、价值取向、行为模式等因素交互作用、彼此影响所形成的。     

从五帝、三王到“天下型国家”:“天下政治”的历史成立

从五帝时代的共识的中国,经过三代的带有理想性的王制中国,再到秦汉王朝的大一统天下型国家,天下-中国的政教形态得以确立,这一形态集种姓民族、国家形式与文化文明形态于一体。这个形态的基本特征是纳天下的政教理想于成熟的国家形态之中。这种天下政治乃是有限支配与无限支配的统一体系:一方面,通过以家、国等为基础的有限支配推动以天下为指向的无限支配;另一方面,通过以天下为指向的无限支配反过来推动以国-家为基础的有限支配。由此形成了天下要素与国-家要素、文明要素与政治要素相互嵌入、彼此相造的格局。     

略论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的四个特征及其相互关系

<正> 民族问题在马列主义学说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在研究科学社会主义时,必须研究民族问题,在研究民族问题时,首先碰到的问题之一,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的四个特征应如何理解。 斯大林在1912年底到1913年初写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给资产阶级民族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他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294页)这是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大贡献。后来斯大林根据实践的检验,觉得该定义不够确切,于是在1929年将上述定义改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     

从“古歌”看古代婚姻制度的演变

人类社会的婚姻制度不是象有些学者说的那样是从来如此的,它有个发展过程。这自1861年德国人巴霍芬的《母权论》一书出版,特别是1877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来之后,已经是确实无疑的了。人类社会的婚姻形式,除了荒古时代的杂乱性交之外,基本上是循着四种形态发展过来的,即:一、血缘婚制;二、蒙昧时代的群婚制;三、野蛮时代的对偶婚制;四、文明时代的一夫一妻制。各民族的五花八门的婚姻上的“奇风异俗”,基本上都是从这四种形态的婚姻制度中变异出来的。婚姻制度在一时代中也决不是纯粹的、单一的,     

再论民族形成的时间问题

近几年,展开了关于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的讨论。所谓“民族形成的上限,”是指民族最初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什么时候形成的呢,还是说民族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从某一历史时期到某一历史时期,是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的起点叫民族形成的上限,这一历史过程的终点即为民族形成的下限呢?我认为应是后者,这符合民族形成的实际情况。从     

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年会在南宁举行

<正> 1986年10月16日至22日,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在广西南宁举行学术讨论会。有六十多位专家与史学工作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还有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和西德的专家。会议收到论译文三十五篇、译丛一集。代表们主要就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民族大迁徙的原因和影响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关于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批判了第二国际理论家鲍威尔关于“民族是命运的共同体”的唯心主义论断,是一个比较科学的定义。斯大林提出的民族的四个基本特征,既是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特征,也是民族与民族间区别的标志,是普遍适用的。有人同意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的四要素普遍适用,但认为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     

从社会化看我国民族性格的形成

所谓民族性格就是指一个民族的群体个性,是一个民族的较为稳定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斯大林在谈到民族问题时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页)。在这里,斯大林指出了构成一个民族的三个基本因素,一是共同的地域,二是共同的经济活     

论广播电视行业应为提升文化软实力大显身手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文化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内在驱动力;文化也是软实力已成为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发出了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号召,这也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当今时代,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的觉醒,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文化的支撑。这是党中央站在时代发展前沿、立足我国新世纪新阶段的新特征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我们身居传媒岗位的新闻工作者理应不辱使命,在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浪潮中大有做为。     

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消亡

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消亡问题,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只有科学地运用马列主义关于民族形成、发展、消亡的基本原理,分析民族历史,掌握民族的发展规律,才能弄清每个民族所处的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制定出适合于每个民族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的民族政策。因此,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关于民族形成、发展和消亡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民族的形成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过部落联盟这一重要形式,使原属于不同部落的人们,逐步具备了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特征,从而形成了民族。我国的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就是这样形成的。我们这里所讲的民族形成,不包括从古老民族中分化出一部分人与其他民族的一部分人聚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新的民族,讲的只是人类历史一般民族的起源。     

瑶族原始社会婚姻遗俗研究

人类经历过漫长的原始游群生活和血缘家庭公社以后,进入到氏族公社时期。而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这一革命在文化民族中是怎样和在何时发生的,我们毫无所知。它是完全属于史前时代的事”。在这一革命过程中,人类又经历过群婚和对偶婚的发展阶段,才逐渐进入到父权制统治下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人类家庭形态的发展,虽为经济发展所决定而有共同的发展规律,经历相同的发展阶段,但由于一些民族因周围先进或落后民族的影响,因此产生了家庭形态发展的不平衡性,使群婚、对偶婚家庭以变异或残存形态长期存在于阶级社会里。正因为如此,直到解放前,散居于广西、湖南、广东、云南、贵州五省(区) 的瑶族,虽然普遍进入了一夫一妻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婚姻形态,但还保留有较为突出的原始社会的婚姻遗俗。本文拟从瑶族的民间故事传说、通婚范围、转房制,舅权、抢婚、不落夫家等几个方面,谈谈瑶族的几种婚姻形态。     

对民族定义的一点看法

杨堃先生曾对民族定义作过如下表述: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的稳定的共同体。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它分为氏族、部落、部族、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五个阶段和五种类型。这五种类型的民族,全具有这四个要素,但这四个要素是有联系和轻重之分的。其中,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是主要的和必不可少的,缺此便不成其为民族。至于其他三个要素,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之下也会消失。”     

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依赖与制度支持——以西南地区为例

西南地区生态资源丰富,现有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多民族文化特征独具特色.近年来,通过发展生态旅游、文化旅游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民众的生态保护意识显著增强,各民族人民的优秀传统文化观、生态观为生态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目前,西南地区已初步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依赖.然而要使得经济发展与生态问题建设协同推进,制度支持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形成新的路径依赖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西南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在制度环境(宏观制度体系)、制度实施(微观制度体系)两个方面构建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