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农民形象的嬗变——以欧阳山《前途似锦》与莫言《生死疲劳》为例

在一系列颂扬与粉饰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十七年文学"作品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落后"农民人物形象图谱,这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在表层叙事结构中自然地链接成一条"抵抗点"的序列。从"十七年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中分别选取《前途似锦》中的"闹退社"农民梁槐与《生死疲劳》中的"单干户"蓝脸为考察分析的中心,从分析人物形象特征入手,展示出在不同权力话语的介入下"落后"农民形象的建构过程与嬗变轨迹。     

陈登科《风雷》文本生产的社会学考察

作家陈登科一直受到新时期文学史和研究者的冷落。1950-60年代,出于深刻的愧疚体验和忏悔心理,陈登科依托朴素的现实主义情怀写出了他的代表作《风雷》。《风雷》的文本生产过程,交织着文学与政治的妥协,编辑、出版社、文学政治权威、出版审查机构(甚至包括读者)等权力主体在一体化思维的规约下共同参与塑造着小说的审美形态。难能可贵的是,陈登科这一由主流政治培育成长起来的农民作家,在"十七年"合作化叙事成规边缘地带作出了罕见的创作实验,对社会主义文艺如何写现实的问题进行了节制性的探索,这种叙事实验不妨理解为作家对知识分子情操有限度的维护。     

论《朝霞》小说的叙事模式

"锻炼成长"模式、"完成任务"模式、"观念冲突"模式是《朝霞》小说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核心,尤其强调"路线斗争"叙事模式的三种主要表现形态。这种叙事模式的产生有着广泛的现实、历史依据与理论基础,对此进行研讨与剖析不仅可以从一个角度透视"文革"后期的主流文学而使其具有样板意义,而且还对于检视极左文学形态的发展具有文学史意义。     

从赵树理到莫言——以《“锻炼锻炼”》和《天堂蒜薹之歌》为例

赵树理发表于1958年的《"锻炼锻炼"》和莫言发表于1988年的《天堂蒜薹之歌》具有主体意识表达的内在一致性,那就是基层政权力量和底层民众关系的矛盾与对立。"农民作家"赵树理试图通过自己的"问题小说"解决农民问题,莫言"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要为农民说话。越是贴近生活的创作,越难以处理与现实的关系,如何以文学的方式介入现实仍然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赵树理和莫言提供了范本。     

《论语》叙事研究综述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被前人研究了几千年。时至21世纪,它作为"经"的意义在学界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对其"微言大义"的阐发连篇累牍,举不胜举。鉴于此,笔者拟从文学研究的大视野,选取散文研究的视角,从叙事文学的范畴入手,对20世纪以来《论语》的叙事文学研究作一番综述。     

论《尘埃落定》《风景》“非常态”叙述视角的叙事作用

在小说的写作技巧中,叙述视角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伴随着文学自身的发展,经过作家对文学创作的实践,他们采用了一个全新的叙述视角即"非常态叙述"视角。通过对阿来《尘埃落定》和方方《风景》的叙述视角分析,探求"非常态叙述"视角的叙事作用,即所带来的陌生化审美感受;纯净与突破常规的眼光对人性的赤裸揭示;寄寓了作者本身的价值干预。     

《断头台》与《狼图腾》的叙事比较——从《断头台》与《狼图腾》看中国生态文学写作之一

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在艾赫玛托夫的小说《断头台》与姜戎的小说《狼图腾》中存在着可比性。通过对这两部作品的比较研究,能够为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提供一些思考。作为这种比较研究的第一阶段工作,运用叙事学理论,从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模式三个方面对小说的叙事策略进行比较研究。由于作家的创作意图不同,决定了它们在叙事上的差异:《断头台》的叙事视角多元化,叙事时间呈圆形以同叙事模式相呼应;《狼图腾》的叙事视角较单一,叙事时间和叙事模式都表现为直线的形式。     

《喧哗与骚动》中的《圣经》影响举要

本文从结构特征,叙事模式和主题思想方面探讨了《喧哗与骚动》与《圣经》在文学表现上的联系。小说四章的写法受到"四福音书"的启发;小说故事的神话模式和对比系统都与《圣经》有关。     

《左传》叙事文学论略

《左传》是历史著作,然而它又包含着丰富的叙事文学成份,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这种现象表明:历史写作和叙事文学存在着部分交叠关系.从这种交叠关系切入研究,有助于加深理解《左传》在叙事文学方面的重要成就.     

狂欢传统与文革叙事“油滑的开端”——论王小波小说《黄金时代》中的文革书写

新时期文学文革叙事的前期与主导模式,是以"伤痕"、"反思"、"知青"小说为代表的族群性苦难叙事与悲剧模式。《黄金时代》则不同,它更多汲取了鲁迅《故事新编》所开启的狂欢传统的营养,突出表现为个人化的身体叙事和荒诞的悲喜剧模式。小说以看似乖张、非理性的狂欢化形式,寄寓了高度理性的历史与人性反思的内涵,开"另类"风气之先,堪为新时期文学文革叙事"油滑的开端"。     

论金宇澄《繁花》的传统性与先锋性

《繁花》是一部在语言、叙事结构、思想内容这三个面向上具备自身独特之处与深入之见的长篇小说。《繁花》既具有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的的典雅意趣,也因之这种"复古"气质使其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序列中自成一格,实之为一种新的文学腔调的先锋。     

论小说叙事结构与作家思维方式——以《冈底斯的诱惑》、《马桥词典》、《檀香刑》为例

小说的叙事结构往往能折射出作家的思维方式。新时期作家马原、韩少功、莫言力图突破传统叙事的思维模式创造新思维,他们各自的代表作《冈底斯的诱惑》、《马桥词典》、《檀香刑》体现出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马原的拼贴思维、韩少功的置换思维、莫言的撤退思维代表了新时期叙事结构创新的三种类型,标志着新时期文学在叙事结构上完成了否定之否定阶段,使传统的单向、封闭叙事结构不断走向多元、开放,这是一条不断创新的道路,也是不断进行思维革命的道路。     

苏轼《艾子杂说》叙事模式析论

苏轼《艾子杂说》叙事有法。对于虚构的"单层语义结构"小说,苏轼善于通过叙事制造"震惊体验",深入挖掘人物性格。对于"复合语义结构"小说,苏轼以"改写叙事"和"还原叙事"两种模式实现对历史和传说的"再叙述"与"再阐释"。《艾子杂说》中的叙事特征与"妙悟"的文学传统、禅悦之风的盛行和疑古的学术思潮密切相关。     

《水浒传》的主题释义与叙事特征

《水浒传》主题研究,由于文本的多样性,释读者历史、文化、释义等语境的变迁,构成多样的小说主题形态。"内儒外佛"的思维模式、文化人格与叙事传统;整体写意,局部写实———"虚实相生""百川归海"式的叙事结构,构成了《水浒传》主题———"为市民写史,替民族写心"的"无底棋盘"和中国文学特有的民族个性。     

经典与模型——试论《断头台》与中国当代生态小说中的狼叙事

对于中国当代生态小说中狼叙事寓意的由来,研究者一般将其归因于作家经历、传统文化的影响。如果把比较视野纳入到中国生态小说中的狼叙事研究中来,将前苏联文学经典《断头台》与之进行对照阐释,可以发现中国生态小说狼叙事中的母性美与狞厉美与《断头台》存在着相互呼应的关系。比较视野的运用,将突破以往中国生态文学研究中的某种思维定势,为生态文学研究开拓新的空间和思路。     

再“历史化”:《创业史》的评价问题——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中心

《创业史》的评价问题,内在地关联着文学评价标准的变化和文学史叙述重心的转移。与"再解读"理路的思想局限一般,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亦不在1950年代社会想象的历史脉络中理解柳青写作《创业史》的根本意旨,从而存在着评价的"限度"。而以"历史化"的方式重返彼时的文学"现场",在特定的意识形态脉络中发掘《创业史》与时代社会想象的深度关联,是克服评价的"限度"的必要方式。由此可知,塑造带有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感情及新性格的"新人"形象,以之"应和"新时代对于意识形态主体的询唤,是《创业史》的重要命意。此一思路,亦符合1950年代社会想象的历史逻辑。     

川端康成与《雪乡》

日本著名文学家川端康成作为亚洲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而备受世人瞩目 ,这位多产作家“以敏锐的感受 ,高超的叙事技巧 ,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价值”。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代表作《雪乡》、《古都》、《千只鹤》等已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并引来众多的研究者。本文拟介绍川端康成的文学历程及创作成就 ,探索其名作《雪乡》的艺术特点 ,为增进大家对日本文学的了解抛砖引玉。     

论略萨小说《叙事人》的双文化视角

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叙事人》中有两个视角:"巴尔加斯·略萨"的视角和"叙事人"的视角。这两个视角分别代表了西方文化与原始印第安文化两种文化眼光。双文化视角的选择是由作家的文化意图决定的,体现了他对文化的关注,引出了文学关系着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乃至民族存亡的重大主题。因此,《叙事人》对于略萨小说的文化内涵研究意义重大。     

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以《创业史》中的“农技员”形象为中心

《创业史》中的韩培生这一人物凝聚着柳青对“农业技术”与“合作化运动”之间关系的思考。与20世纪50年代同类题材的小说不同,柳青的《创业史》试图从根本的伦理维度上把握“合作化运动”,并激活“技术话语”的政治语境。从这一视野审视,韩培生的农业技术推广叙事呈现出多重维度,并形成了科学实践、社会实践、政治实践与伦理实践四个彼此相关的层次。借助这种叙事,柳青展示出“合作化运动”中“伦理”与“技术”的深层张力,也对“国家—乡村”二元结构中的现代化想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集体劳动”的仪式化隐喻——论赵树理的小说《锻炼锻炼》

赵树理的《锻炼锻炼》是一篇关于＂集体劳动＂的精神文本。小说秉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借助＂集体劳动＂这一神圣的仪式化符号,委婉地传达出作者对于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强迫劳动行为和妇女解放之途的质疑和思考,从而对政治臆造幻景进行了深入的历史观照和理性反思。而赵树理对于和谐的乡村政治文化镜像的乐观书写则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重要的精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