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土司文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土家族土司文学所反映的土司时期武陵山土家族地区的社会风貌和历史变迁,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土司时期社会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所蕴含的国家意识、中华文化认同、家国情怀和开放包容精神等思想文化内涵,为解读武陵山土家族地区世代和谐的民族关系提供了历史依据,也是土家族和中华各民族共同开疆拓土、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化、共同培育精神的有力例证。土家族土司文学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了土家族土司文学的时代价值,反映了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乃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融入中华多元一体的历史脉络和演进逻辑,是土家族文化研究的新发现,有助于推动各民族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分类与民族认同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分类标准主要是文化而不是血缘和种族。历史上的民族认同是自由的,民族身份可以随时改变。古代民族认同的变异性,促使各民族都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没有一个民族是静止不变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历史上的民族分类和认同方式是分不开的。以文化作为分类和认同的标准,使不同文化的族群由淡漠隔阂走向自然融合,促成主体民族不断发展壮大,并促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古代民族分类和认同方式强化了古代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促成各民族大一统意识的形成,有利于各民族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2000多年统一和完整,与古代中国的民族分类和认同方式具有密切的关系。     

民族互嵌格局下明清恩施本土文人及文学研究

民族互嵌虽是一个现代概念,却有着深刻的历史渊缘,恩施地区的民族互嵌格局可以追溯至明清时期。在明清中央政策的推动下,民族互嵌格局以人口迁移、土司从征、朝贡、建立学校和书院等途径得以形成。在此背景下,恩施本土文人不局限于其少数民族身份,主动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恩施地域涌现出一大批封建文人与文学家族,其文学创作体现出多民族的双向接受与认同,彰显了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元明及清前期封建王朝对我国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一种管理制度,是从历代＂羁縻政策＂发展而来。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土司主要包括石砫马氏土司,酉阳冉氏土司,秀山平茶、邑梅、石耶和地坝四个杨氏土司。重庆土司制度包括职衔制度、承袭制度、升迁制度、惩罚制度、贡赋制度、土兵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七个方面的内容。探讨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土司制度,有助于专家学者们更加深入地研究我国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     

作为民族实体凝聚的中华民族

文章认为中国各民族已形成多元一体的关系。这关系使各民族凝聚为中华民族 ,使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而凝聚。肯定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 ,是否符合民族定义 ?是否会否定汉、藏、彝、回等各民族作为民族的存在呢 ?本文从理论与实际结合中做出回答 ,并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做出新的论证     

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与发展研究

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发展于“五帝”到清末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华儿女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客观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同源共祖”于黄帝，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史上，有过战争与割据，有过和平与统一，各民族之间或因战争而导致的大迁徙加速各族交往交流与融合，或因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而逐渐自然交融。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都以统一中国为目标，形成了各民族间的强大凝聚力，从而强化了文化认同，情感纽带，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正是在这样的民族融合中形成与发展，并奠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强大基石。我们通过把握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的形成发展史，得到以下启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整体向好；中华儿女追求国家统一是历史趋势；顺应历史大势，全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将在谋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道路上开创新局。     

中国各民族与中华文化之关系探析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各民族与中华文化存在着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互进共生”关系。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中华文化记载了中国各民族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族体的生产生活、社会习俗以及发展历史。中国各民族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各民族及其先民是中华文化的创造者,中国各民族共同铸就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中国各民族必须牢固树立“各民族共创中华文化”的历史观,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中华文化的起源与拓展,促进了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延伸与深入,加快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的巩固和壮大;中华文化的自信与升华,提升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速度。探析中国各民族与中华文化,不仅有利于探索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文化对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详细记载,而且有利于增进各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双向支撑。     

新中国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的初心探析——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为视角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话语体系中,"中华民族"是"大家庭",各个民族就是组成这个"大家庭"的成员,"民族大家庭"与新中国是二位一体的。新中国的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虽然并未明确提出铸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和任务,但在实践中对此有着充分的认识和自觉,通过一系列政策设计、制度安排和舆论引导,不断强化各民族对党和国家的热爱,强化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在事实上强化了各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认识。这是贯穿新中国民族工作与民族政策的一条主线,也凸显了新中国民族工作与民族政策的初心,其历史经验值得研究和汲取。     

民族同化及民族大融合现象的思考

民族同化是一个民族失去自己民族特点而成为另一个民族.包括依靠暴力或强权的强迫同化和在长期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中的自然同化,古今中外有许多具体的例证.先进民族同化后进民族是民族同化的基本规律,但是也有个别例外现象.民族融合是指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全世界民族消亡的途径和方式,也指一些民族自然形成为一体的普遍历史现象.中华民族历史上曾存在三次民族大融合时期,以华夏--汉民族为主体不断融合其他各少数民族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中国边境各民族相互嵌入式农村社会结构实证研究——对小马店村各民族关系的个案调查

近年来,小马店村各民族相互混居、相互通婚、语言互嵌和文化互嵌,形成了各民族相互嵌入式农村社会结构,为建构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提供个案。小马店村各民族相互嵌入式农村社会结构缘起主要表现为:各民族具有相互交流、交往的共同历史记忆,各民族具有相互通婚融合的历史记忆,各民族间同质性、相通性、相似性文化基因以及各民族对中国共产党和民族政策广泛认同,使小马店各民族村民相互嵌入成为必然。小马店村各民族相互嵌入式农村社会结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传统的缩影,也是各民族广泛认同党的民族政策的结果,是民族发展客观规律使然,验证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真理性和科学性。关注小马店村各民族相互嵌入式农村社会结构,利于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构,也利于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     

论中华各民族大团结的基础

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是世界上最悠久的。各民族的发展和相互影响、渗透、融合，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基础；古代朴素的民族观、中华民族的政治结构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各民族团结的政治基础；各族人民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中华各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     

云南土司制度的历史特点及分期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代延及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制度。这种制度尽管曾广泛存在于中国南方诸省区,但主要又是存在于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其中以云南地区的土司制度最具有代表性。土司制度在云南存在了约七个世纪(1253——1956年),它是与一定的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其产生、发展及消亡是与各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以及中央政权依据各民族地区的客观历史条件所采取的基本政策紧密     

明清时期乌江流域民族关系影响因素研究

明清时期,地处祖国西南地区的乌江流域地区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民族关系,历代封建统治者通过在这一地区施行羁縻制度、土司制度,逐步把乌江流域纳入到统一中国行政管理系统中。在该地区建立形成的贡赋与互市等经济制度和行为、文化教育以及移民等因素不仅促进了当地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增进了乌江流域各族人民彼此之间以及与中原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进一步密切了不同地区人们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也对增强乌江流域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民族政策的理性思考与现实选择

以"历史怎么看、是非怎么判、问题怎么解、现在怎么办"为问,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体系和制度设计实现了疆域的大一统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格局。面对经济转型时期出现的民族关系新特点,欲以"强制认同"方式"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思维",将给中国民族工作实践带来极大政治风险。民族关系调适的主导力量在政府,抑制市场经济分化力量,发挥其整合功能,构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关系机制,是民族政策的方向和民族团结平等的前途。     

元朝对鄂西南民族地区的统治及其影响分析

元朝鄂西南民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建立,上承唐宋时期的羁縻州县制度,对当地的经济、交通和民族关系等的发展都有着积极影响,也为明代和清雍正前期土司制度在该地区的进一步完备创造了条件,是一种符合当时实际的有效的统治方式。同时,元代蒙古族、汉族和白族等民族的逐渐迁入,可以看作是本地区民族融合的初始阶段,为明清时期当地民族格局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对于元朝在该地区的统治历史地位及其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我们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论民族的内聚力和互聚力

中国由于特有的生存环境和历史发展格局,使民族的凝聚力具有层次的不同,既有促使各民族成为一体的由高层次认同所形成的民族凝聚力,也有各民族在其各自文化特点和认同意识基础上形成的凝聚力.为了便于区分和表述,前者称为"民族互聚力",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后者称为"民族内聚力".这两种民族凝聚力有其产生和转化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机制,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中有充分的表现.民族内聚力和民族互聚力共处在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中,所以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应加强研究并正确引导、增强各民族的互聚意识,完善民族内聚力向互聚力转化的社会机制.     

两年来民族关系问题讨论概述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生息、繁衍在辽阔的土地上,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的历史。所以,各民族的历史理所当然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研究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史学工作者     

政策学视阈下的明清时期川南民族关系研究

明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但由于川南是经略滇、黔的重要孔道,明王朝取得四川后即在川南改设流官,以剿抚兼施的政策对付当地都掌、僰、羿、苗、猡等民族;清王朝则继续对川南与滇、黔交界区域实行改土归流和恩威并举政策。川南经历明清两朝的"国家化"过程中,强制同化激起反抗,但最终少数民族要么被同化,要么避居山区,甚至个别民族再难觅踪影,伴随而来的是大量汉族移居川南,从此川南形成了以汉族为主,苗、彝等少数民族共居的格局。文章从明清两朝推行的制度和政策视角来考察川南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勾勒出在冲突与融合中的民族变迁轨迹。     

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功实践——以中央民族访问团为中心的考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是一个连贯的、相互继承的历史过程,各时期有不同内涵与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铸建工作在中央民族访问团的活动中得到集中体现,主要在于铸牢三种认同意识: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凸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以往旧政权本质的不同,加之抗美援朝的爆发及“祖国边疆,不容侵犯”思想的传布促进了各民族对国家的体认;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通过政策宣传、制度实施及“以心换心”的工作态度与作风,各民族对中国共产党信任感和认同感有了极大提升;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访问团运用多种方式对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及少数民族内部的关系进行了疏通,效果显著,使中华民族是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成为主流表述,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明显增强。     

民族国家建设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具有共同历史文化的民族实体在近代基本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成为“国家民族”,由历史文化共同体发展为政治共同体。新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政治上以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和民族区域自治为主要方式,经济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为主要手段,文化上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传承保护各民族优秀文化为基本路径,既建设“全民一体”的中华民族,也建设内部文化结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种路径与西方国家近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路径有所不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重把握“统”与“分”、“同”与“异”、“多元”与“一体”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