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面孔:正在变得模糊起来……--对"后文学时代"文学的历史思索

我们现有的学理论是一种在经典学时代形成，而且打着极为深刻的经典学烙印的经典学理论。作为经典学理论，它基本上不适应用来解释一个越来越泛化的学现实。针对这些年来所发生的学“泛化”的现象变迁，本首次提出了“经典学”、“后学”、“后学时代”和“后学社会”的概念。并认为，今天是一个不同于“经典学时代”的“后学时代”，“后学时代”需要建立自己的理论评价标准和体系。     

大学通识教育何时脱离“读经典”的困局

近年来，在中国大学通识教育中，人文经典文本的研读渐渐成为教学核心，“经典阅读”类型的课程受到热捧。部分高校将“读经典”奉为圭臬，几乎将通识教育等同于“经典文本教育”，甚至因此主张学生普遍学习古典语言。但就近年来的教育结果来看，这种教育模式似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将通识教育推入了一种困局。在部分高校，通识教育成为了一种狭窄的、专门的人文教育。众所周知，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是西方舶来品，而在西方通识教育中，所谓的“经典阅读”隐藏着“神秘主义”“符号性”“文化崇拜”等理念缺陷。在近代，“经典阅读”的崇尚是西方高等教育为了应对技术理性主义而发起的一场教育浪漫主义运动，这恰好也迎合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对传统书院的精神依恋。     

“文学经典”解读

文学经典是维系文学创作的根本价值所在。文学经典不是先验地存在而是一个不断分拆和建构的生成状态。对文学经典可以从“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经典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这三对颇具张力性的话语表述范畴进行辨析和厘定。而在辨析和厘定的后面隐含着一整套有关经典的现代话语知识的建制。     

经典诵读本土化策略研究

经典诵读本土化是在教育不断改革和发展的今天,在教育上的一种延伸,是优化“知行结合”教育策略的一种有 效途径和方式,是提高学生们实践能力的有效方法。经典诵读本土化不仅可以使学生们热爱家乡,还可以对经典充满兴趣。 如何建立经典诵读本土化策略,是我们这篇文章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六维精讲”与“经典习读”相结合古代汉语教学改革模式实践报告

为了使古代汉语教学更高效，探索践行了一种新的教改模式———“六维精讲”与“经典习读”相结合的古代汉语教学模式。“六维”指常用字词、用字现象、词法句法、修辞、文化、古注。教师“六维”讲课、学生“六维”习读，培养阅读经典古籍的方法和能力。     

是比较对话,还是语境回归?--对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一种反思与回答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问题之争主要有三种形态 :“体系论”内部之争、“体系论”与“方法论”之争、“经典形态”与“当代形态”关系之争。当代性之争的焦点可归结为 :是在“回到马克思”的基础上理解马克思的当代性 ,还是“超越近代西方哲学” ,在现代西方哲学转型的视野中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及其当代意义 ?“比较对话”式地研究马克思的当代性这一思路容易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语境与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讨论马克思的当代性问题既需要做正本清源的前提工作 ,也需要搞清楚是“哪个”马克思 ,是“谁的”当代性。马克思的当代性意义不是“现成的”与“抽象的”     

从“革命样板戏”的改编看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破产

在“四人帮”统治文坛的日子里,文艺园地百花凋零,一片荒芜,“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简直成了不毛之地。可是,偏有例外。一批据说是由江青“呕心沥血”、“亲自培育”的所谓“革命样板戏”,却于此时破土而出了。这批作品一出,“四人帮”在文艺界的喽啰们顿时倾巢出动,吵嚷喧嚣,把它们捧上了天。什么“无产阶级文艺的明珠”呀,“高峰”呀,什么“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业期”呀,“新纪元”呀,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对头脑正常的人说来,判断一个人     

从注释到创构:两种定向两个标准——以朱熹《论语集注》为例

借用经典注释的形式创造和构建新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重要形式。对于这种传统和思想创构的内在思想机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缺少深入的探究。跨文本诠释和融贯性诠释可能是借重经典注释而创建新的哲学体系的两个关键性因素或方法。朱熹《论语集注》中的若干实例可以说明朱熹是如何运用跨文本诠释方法的;同时,朱熹将理学的主要概念一以贯之地全部注入对语、孟、学、庸的解释之中,则是融贯性诠释的范例。在经典诠释活动中存在着两种定向的紧张和冲突。两种定向的简单表述即是面向文本与历史的客观性定向和面向当下和现实的主观性定向。一部诠释作品就是两种内在定向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思想“化石”。在处理两种定向之间的紧张性方面,在处理注释之形式与体系之建构之间的矛盾方面,朱熹都是成就最突出的。但是朱熹的成功并不能掩盖和抹煞两种定向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以及语孟学庸与二程学说的不同。     

“历史的”和“美学的”：“红色经典”命名合法化解析

“红色经典”中的红色更多地与特定历史语境关系深密,而经典一词则须观照文本美学的各项指标,经典决定了红色的特定质素,而红色也因其特殊称谓及其负载的意识形态信息宰制着经典的生产空间。只有在“历史的”和“美学的”双重理论视角下考察“红色经典”的命名,才能在学理层面上廓清“红色经典”的经典性品质及其经典化线路。     

《理解小说》：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批评

“新批评”理论已被国内学界标签化、简单化了。一般认为,由于割断了文本与社会、文本与作者、文本与读者的联系,它已堕入纯粹的形式主义泥淖。本文认为,对“新批评”的认识,除了概论式的宏观研究以外,还要对其众多的经典文本作深入细致的微观分析。通过系统考察布鲁克斯、沃伦的《理解小说》,我们发现：作为“新批评”的经典文本,《理解小说》并未“堕入纯粹的形式主义泥淖”,在强调文学内部因素的同时,它还特别注重小说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注重对作家个人经验和创作意图的考察,注重小说与读者关系的研究。《理解小说》是一种从形式到内容的批评,是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批评。     

我看"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是“17年文学”特定的“历史情境”的必然产物 ,其“史诗”性的创作追求一方面成就了“经典” ,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其缺失 ;自“红色经典”诞生起 ,其随政治波涛起伏荣辱的历史命运更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代表性现象。文章认为对经典的批评要以一定的文学理想境界作为每一位批评家的“果核”和“底子” ,从而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分析其文学意蕴 ,确立其文学史意义 ;轻易作出武断结论的批评态度是不可取的。同时文章也提出 ,当代文学要在新世纪开拓出一片新的天空 ,如何正确对待文学维度与政治维度关系仍是一个必须跨过的堤岸。     

当下文学的四个“缺少”

王久辛在《橄榄绿》2006年第6期撰文指出，当下文学存在四个“缺少”：一、从纵向的历史角度来说，最缺少深邃的历史目光。我们说历史始终具有不间断的完成性，既是不断吸收、丰富的过程，也是不断扬弃、抛弃的过程，它是在这两个方面的动态之中完成历史递进的。就文学来说，它不可能背离这个基本的历史逻辑。因此，就需要作家具有一种不同于寻常人的历史洞穿力，以把握好、表现好历史前进的本质力量。二、从横向的现买角度来说，我们不缺少“水落石出”的回望式创作，最缺少对现实“水涨船高”的把握与创造能力，换句话说最缺少洞穿未来的前瞻性、牵引性作品。三、从纵横之间寻找合点的创造来说，最缺少铸造人格精神的创造能力。四、从发展趋势来审视作家的素质来说，最缺少那种学贯中西的学者化作家的深厚积淀与精神储备，以完成百科全书式的大创造。     

论太平经的“和谐-美”思想

世界是一个复合的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维持着整个世界的和谐。成书于我国东汉的《太平经》,是道教早期的重要经典,蕴涵了丰富的美学思想。无论是《太平经》所言“生—美”、“寿—美”,还是“与道合一”的“道—美”最高境界,都无不蕴涵着“和谐—美”的思想。和谐是一种美的状态,一种美的境界,一种审美标准。在《太平经》中具体表现为自然和谐美、人与自然和谐美、人与人和谐美和自我身心和谐美。     

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域外经典建构路径

科幻小说是成功走向世界的中国好故事。它的域外经典建构是一种跨文化传播实践。后人类、精神生态、赛博格当代世界科幻经典主题满足了域外读者的期待视野；域外的深度阐释与评论打造与提升了其国际影响力；专业出版社、权威科幻期刊、网络媒体等跨媒介出版流通推动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域外深层次传播，有助于拓展作品的经典性。当代科幻小说的域外经典建构路径展示了文学在异质文化语境中的文本重塑与价值再生产，对推动中国文学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转变有重要启示。     

回归社会学的经典传统——读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

“社会学的想像力”是一种将个人生活与社会历史联系起来认识问题的心智品质，也是一种关注公众论题的行动力量。批判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认为当代社会学的困境均源于社会学想像力的缺失，因此社会学应该重拾其充满想像力的经典传统。只有回归社会学的经典传统，恢复社会学的想像力，才能完成社会学最初的“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道德允诺，也才能借助民主的力量增进整个社会的自由与理性。     

论20世纪中国的文学经典流变

在中国,文学经典危机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早在20世纪初就已出现,并贯穿整个20世纪.一方面,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文学经典危机各具时代特点,另一方面,各阶段的文学经典危机话语又互为交织.“五四”文学革命以启蒙救亡为中心掀起了除旧革新的第一次经典重估;建国后为配合国家政治需要,以社会主义革命话语为中心自上而下进行了第二次经典重估;80年代后期出于对文革“拔乱反正”之文化需求,“重写文学史”拉开了第三次经典重估的序幕;而90年代前期出现的“大师重排座次”等事件则表明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后“众声喧哗”的第四次经典重估.通过回溯四次文学经典危机,追古烁今,以期为当前的中国文学经典问题研究提供一条历史线索.     

“红色经典”的时限和分期

“红色经典”是一个“史”的概念，对其时限及分期的探讨非常必要。文章将“红色经典”的时限界定在1920年代至1970年代，期间划分为四个阶段：1920年代的发轫期，以“三个属性”为基本特征；1940年代的形成期，赵树理的小说和新歌剧《白毛女》的成名方式分别代表了“红色经典”最初形成的两种方式；1950至1960年代的繁盛期，“红色经典”在长期的持续不断的实践过程中，逐渐探索出、凝练成一种新的、日趋成熟的艺术品类；1970年代的衰落期，后期“样板戏”的理论和实践最具代表性。     

论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关系——以朱子对《四书》的解释为中心

在中国经典解释传统中,经典文本与解经者的哲学建构之间,存在着既不能分割,而又互为紧张的关系。两者之所以不可分割,是因为中国哲学家常常首先是哲学史家,他们经由古圣先贤及其经典的召唤,而浸润在古典的精神世界之中,他们“回顾性地”为经典作注解,正是他们“展望性的”哲学建构工作的起点。但是,经典文本与解经者之间,又有其紧张性,因为中国哲学家(如本文所研究的朱子)常常抱着他们自己的哲学问题进入经典,以自己的思想叩撞经典作者的心灵,因此,某种“解释的张力”终难以避免。我们可以从孟子学汲取化解两者间张力的方法论灵感:一是尚友古人,与古人对话,进入古人的心魂,这是“对话的”经典诠释法;二是进入古人的时空情境,在古人的脉络中温故而知新,这是“历史的”解释方法。两者交互应用,庶几在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间获致动态的平衡。     

《中庸》经典诠释学思想钩玄

《中庸》所谓“道问学”乃是经典诠释学问题。“尊德性”是《中庸》经典诠释学思想的宗旨,即在经典诠释中“诚身”。因此,“尊德性而道问学”乃是《中庸》经典诠释学思想的总纲,即通过“道问学”来实现“尊德性”的目标。（一）“尊德性”宗旨的要领,是“隐恶扬善”并“择善固执”。（二）“道问学”就是在经典诠释中“致知”,具体展开为：1．“尽精微”（学、问、思、辨）以“道中庸”,意指经典本义的理解。2．“温故而知新”,意指经典新义的生成。不仅如此,这里还涉及诠释者的自我主体性的更新,因而具有前主体性的存在论意义。3．徵万事以证经义,意指经典意义的证明。（三）“敦厚以崇礼”则是《中庸》经典诠释学思想的旨归,意在“鉴往而知来”,指引未来的制度建构。作为诠释宗旨,“尊德性”是其“内圣”方面,“鉴往而知来”是其“外王”方面。     

中国宋代山水画中的“黑白”与“虚实”

“虚与实”和“黑与白”在哲学上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山水画中“虚实”、“黑白”的关系非常密切。中国宋代山水画“黑、白”与“虚、实”之间不同的构成关系，产生了两种经典的绘画风格一“简洁空灵”与“雄强浑厚”；宋代山水画中“画内之虚白”的讲究，追求的是无尽的“画外之虚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