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德辉印《通历》一书简介

中州书画社1982年12月出版的中山太学历史系刘节教授遗著《中国史学史稿》一书,在史学史研究上独辟蹊径,有不少独特的见解。刘先生在论述隋唐五代史学时,曾将杜佑的《通典》与马总的《通历》“连类言之”,认为这两部书均属“唐人史书中以通为名而存于今日者”。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释通》篇中,曾大为推崇郑樵的《通志》,并历举名通之书多种,却并不标出杜佑的《通典》,至于马总的《通历》,则根本没有提到,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刘先生说:“马总《通历》,上起三古,下终隋代,开编年通史之先路。宋人如高似孙、晁公武、陈振孙,王应麟诸人,都早已提到这部书。司马     

再谈司马迁的结局问题——兼论“西汉史学系统”

写了《关于词马迁的结局问题》(见《史学月刊》85年第6期)一文之后,觉得意犹未尽。《太史公书》在西汉时期,从不曾被说成是“谤书”,到了东汉时期,它才被加上了这样的恶名。事实上,是先有了“谤书”之说,然后才附会出了司马迁被杀的故事。为了证明这一点,有必要对“西汉史学系统”加以考察。同时,考察一下司马迁后代子孙的情况,也可以证明“被杀说”之不足信。     

《左传》的成书年代和作者

《左传》儒家经典之一。是《春秋左传》、《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原名《左氏春秋》。它是一部给《春秋》作注作解释的书。也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完整的历史著作。同时,又是一部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名著。它在我国史学、文学史上有着重要价值。该书成于何时?作者是谁?在汉朝认为是与孔子同时代的春秋时期鲁国人左丘明,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表序》中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卷十四,册二,第509—510页)。东汉班固在《史记·艺文志》也坚持此说。后来,     

《史记》心理描写探讨

《史记》在前代史书的基础上“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吾国之有史学,殆肇端于司马迁欤。”《史记》既是我国史学的发端,又是我国史传文学之滥觞。《左传》、《国语》、《战国策》尽管也写人,并取得了—定的成就,但这些书中的人还只是历史事件的附庸,在叙事过程中被顺带地描绘。人物多举动而少思想,描写多片断而不集中,所以这还算不上史传文学。史传文学的建立以《史记》为标志,是因为书中人物形象比较丰满了,也就是说它具备了一些初步的表现人物的条件。如人物外貌神态的勾勒,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人物性格特征的刻划,作者感情意识的渗透等。而其中人物心理活     

说《左传》

《左传》是我国古代一部伟大的历史名著,也是一部优秀的历史散文杰作。唐人刘知已《史通》对《左传》评论说:“著述罕闻,古今卓绝。”传说《左传》是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编写的。但是,《左传》作者到底是谁?两千余年来,众说纷纭,到今天还是个悬案。《史记》作者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汉书》作者班固(《汉书·艺文志》)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而著,     

《汉纪》与《史记》、《汉书》比勘举要

东汉末年,荀悦受命以《左传》体即编年史体,重新整理纪传体《汉书》。建安三年,荀悦开始撰写《汉纪》,至建安五年完成。由于《汉纪》据《汉书》而成,乃中国第一部断代编年体史著,故历来不乏探讨两书关系的论著。《汉纪》在史体方面开创先河,但论者鲜有全面探讨《汉纪》与《史记》、《汉书》关系者。其实三书皆记西汉一代历史,而其中所记内容又多有重复,故本文拟通过比勘《史记》、《汉书》与《汉纪》,以补校今本《汉纪》,并据以订正《史记》与《汉书》之讹误。     

厌弃《春秋》尊《左传》 ——姚曼波女士《左传》“蓝本“作于孔子说驳议

自1993年以来,姚曼波女士在多种刊物连续发表六篇系列文章,提出《春秋》一书当不起孟子、司马迁的推崇,《左传》才当得这种推崇,从而认定孟、马所说“《春秋》”必定是指《左传》。并且说从《孟子》、《史记》、《论语》、《左传》及“汉初学坛”,都能证明孔子写下的是《左传》,左丘明不过是《左传》的评论者。自认为廓清了千年疑案。本文观点与姚文相反,认为孟、马对《春秋》的推崇,含有对儒家祖师孔子的美化、圣化,对于这种美化,不能轻率地相信,更不能作为立论的出发点。文章具体分析了《孟子》、《史记》对孔子作“春秋”的论述,并比较了《论语》和《左传》在思想观点、语言运用方面的不同,论定孔子从未有作《左传》之事。姚文的论点论据不能成立,写作的出发声、论证的主观性,都不可取。系误入歧途。     

纪传体产生的原因问题

在我国古代史书的体例上有编年、纪传之分,前者以《春秋》、《左传》为代表,后者以《史记》为代表。《史记》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通常所谓的纪传体,主要指本纪、世家、列传,特别是纪、传。整个二十四史都有本纪和列传,体例上都属纪传体。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在历史编篡学上可以说划出了两个不同的时代,其文学价值也历     

司马迁与中国史学传统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是中国历史学上一座不朽的丰碑。这部通史,不仅以其丰富而翔实的资料,严谨而生动的语言,使之在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开创了我国优良的史学传统。司马迁开创了以记录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他通过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的类别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代表人物,这些人物的描述十分生动,丰富     

暨南大学历史系朱杰勤教授应邀来我校讲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编委、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暨南大学历史系朱杰勤教授,于一九八三年六月初应邀来我校讲学。朱教授作了题为“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和方法”的学术报告,细微全面地剖析了司马迁治史的思想和方法,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史记》     

《史记》《历史》比较论

中西史学,分途发展。中国自春秋以来,以司马迁为旗帜,史学酝酿发展,两千余年,蔚为一博大精深的学问。而西方世界则以希罗多得为先锋,承继希腊传统,迄至今日,史学绚丽辉煌。司马迁与希罗多德,《史记》与《历史》,看上去,两者风格迥然相异,无可比较,然而他们同属历史学家,一东一西,相互辉映,司马迁的《史记》被中国史家奉为“正始之祖”,希罗多德由于撰成《历史》,被西方史家尊为“历史之父”。我们可以说,中西方史籍浩若烟海,其中恐怕就是《史记》和《历史》对于东西方史学乃至整个文化影响最大。将两者互作比较,究其短长,将有益于新史学。     

汉明帝诏书与班固

东汉明帝在位的十八年间(公元五八——七五年),是中国历史上歌功颂德之风最盛的时期之一。当时的文坛上,出现了大量歌功颂德之作,“颂”体文学空前发达,辞赋的主旨由“讽谕”转为“歌颂”,文学批评也用是否歌功颂德作标准。在史学方面,前代史《汉书》“饰主阙而折忠臣”(傅玄语),当代史《汉纪》的东汉初部分“曲笔阿时”、“谀言媚主”(刘知几语),都不同程度地背离了《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直笔传统。     

司馬迁生年考

<正> 《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这段话,后人有两个重要的注。“迁为太史令”司马贞《索隐》:《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张守节《正义》:案:迁年四十二岁。这是考查司马迁生年的两条宝贵资料,可惜从两条资料得出的生年却不一致。据《正义》,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自太初元年(前104)逆推四十二年,则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从之,后之治《史记》者多从其说。但据《索隐》,“三年”为汉武帝元封三年,时司马迁“年二十八”;自元封三年(前108)逆推二十八年,则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从此说者亦不     

《左传》人物形象塑造絮谈

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都不能不给以《左传》一席地位,否则它就是一部蹩脚的文学史。作为中国第一部体例最谨严,叙事最完备的史学巨著,《左传》在中国史学史上的正始地位是无可否认的.而同时,它又是一部成就卓越的传记文学作品.韩愈说:“左氏浮夸.”(《进学解》)这是贬辞.但这话从反面反映出了《左传》的文学性.当然,《左传》首先是史学著作,它不能超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真实随心所欲地虚构渲     

读《春秋》及三传散记

《春秋》是古代编年 纪事史书的通称 《庄子天下篇》“《春秋》经世,先王之志”,章太炎说,“经世”就是世纪编年的意思。(《检论·春秋故言》)古代诸侯国的祝宗卜史,向由王家委派。楚有周太史(左哀六年),晋董氏亦以辛有之二子出于成周(左昭十五年)。《周礼春官》有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置专史百二十人,乘轺而出,分趋于邦国,以书善败归而藏之册府。凡御史不到之国,其书不登,所以《宝书》之     

近百年来日本中国史研究著作中辽金史相关内容提要——《20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学著作编年》读后感

胡宝华先生的《20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学著作编年》一书,2012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该书共收录了近百年来日本学界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相关学术著作1200余部。作者在书中以“章目提要”的方式介绍了20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研究的成果,为我们客观掌握原著的基本信息提供了可能。同时作者在编写此书时,审慎参考了大量相关书评,为入选...     

《左传》之作者及其他

在《左传》的研究中,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左传》的作者及其时代的问题。这个问题,千多年来,人们争论不休,没有定论;现代很多专家也作了许多探讨,但还没有一个人们共同信服的结论。 关于《左传》的作者,唐以前,人们都信从司马迁的说法:《左传》是左丘明所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段话,文意清楚,明白无疑,司马迁肯定《左传》作者是左丘明。 关于左丘明的事迹,历史记载很少,可见的资料在《论语》中只有一条:“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旁支——地记与谱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蓬勃发展,以纪传史的著作为主流.纪传体包括纪、传、志、表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的体裁都在纪传史以外得到独立的发展,但它们对纪传史来说,都处于从属的地位.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编年史,从形式上看,编年史有与纪传史并驾齐驱之势;究其实际,两者之间的主从关系,却是非常明显的.编年体的产生,早于纪传体.自从司马迁创造纪传体以后,遂使这一体裁在汉代独霸史坛.汉末“(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荀)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因此,自编年体重登历史舞台之始,即表明其与纪传体之间的主从关系:班固经传体的《汉书》为主体,而荀悦编年体的《汉纪》为从属.单     

在历史学视角及体例的转折点上——一张舜徽先生《中华人民通史》研究

九曲黄河,源远流长,象征着中华民族曲折而悠长的历史,记载这个历史过程的史著汗牛充栋,但能够立范未来的却没有几部,而张舜徽先生的《中华人民通史》却是一部继往开来的历史巨著。从简单汇编言论文诰成册的《尚书》,到按年月顺序排比史实的《左传》,再到司马迁创制纪传体、独领史学风骚两千年的《史记》,史学的编纂体例处在不断地创新之中。但自从《史记》体例确立之后,史学编纂便一直未发生大的变化。至于袁枢的纪事本末体,不过是编年体或纪传体本纪部分的变化形态,班固的断代史不过是《史记》“具体而微”的一个     

范晔何以"耻作文士"

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言,“常耻作文士”、“无意于文名”(《宋书·范晔传》)。何也?中国古人自先秦始就有重视立一家之言,轻视文词的思想。即便如文采一流的史学大家司马迁,也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目标。这种观念到了西汉后期乃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仍有相当的影响。比如西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辞赋家扬雄到了晚年就非常懊悔少时之作品,视自己擅长的辞赋乃“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法言·吾子》)。三国魏时,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曾言及:“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