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官办社团的制度创新走向——以妇联为例

妇联等中国官办社团的存在是体制转轨的产物。官办社团在运作过程中依赖党和政府、偏离原始角色导致社团的服务效能下降。在面临服务对象类似的民办社团日渐兴起的新时期，政府要为官办社团提供更有利的外部环境促其发展，同时官办社团本身也要进行与民办社团建构合作网络方面的制度创新。     

论拜占庭帝国对官办工厂的管控

为了满足帝国的财政与安全需求,以及皇帝与贵族的奢侈品需要,拜占庭帝国开办了为数众多的官办工厂,其中主要包括锻币工厂、军械制造工厂以及丝绸生产工厂.这些官办工厂的管理形式随帝国国力的强弱而变化.官办工厂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帝国的财政稳定与军械供应,但这种模式不利于推动社会生产的进步,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社会经济的生机与活力,这也是拜占庭帝国与西欧在中世纪晚期发展中出现巨大分野的根源之一.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社团管理体制创新

我国现行的社团管理体制制约了社团的成长和发展,不利于社团作用和功能的正常发挥,一些地方政府已对此进行了有益的体制创新.本文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提出了我国社团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模型,认为这种体制创新是地方政府突破现行社团管理体制障碍而推行的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具有实践合理性但也存在制度变迁困境.最后,就如何实现我国社团管理体制创新,提出若干立法和政策建议.     

宋代官办慈善事业新探

宋代是一个官办慈善事业发展迅速的历史时期,传统观点一般归结为受儒家仁政思想的影响.但换个角度看,宋代商品经济发达,税收负担沉重.由此导致的城市贫民和游民数量增加,社会贫富分化现象较之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徽宗时期更是发展到高峰.故宋代官办慈善事业的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城市贫民数量增多,社会矛盾突出,统治者不得不借助官办慈善事业来稳定统治秩序.     

宋代官办慈善机构管理初探

宋代官办慈善机构按其管理权和运作方式可分为中央官办和地方官办两大类。主要包括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慈幼局和漏泽园等机构。在行政管理和经费管理上,宋代官办慈善机构已具有制度化、规范化的特点,有效地提高了慈善机构的运作效率,促进了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同时官办慈善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民间慈善事业的兴起,促进了宋代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化和多元化。     

清末民初新疆官办社会救济机构述论

官办救济是一种重在"养"的社会救济,更多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的救济思想.清末民初新疆官办社会救济机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国家在社会救助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逐渐弱化,民间力量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增强.     

论清末的商电官办事件

清末我国电政有商办、官办等区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邮传部尚书陈璧通过购买股份的方式,将商股转化为官股,从而实现了电政的全官办化。就该事件的影响而言,其在推动电政发展的同时,也对商办资本的信心是一个打击。陈璧之所以如此,与其性格的张扬及恤商、商办官助思想不无关系。在今天看来,我们不应将官办与商办对立化,而应该看到,官办商办,官商合作,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必由之路。     

妇联组织横向合作网络的建构

探索妇联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是妇联参与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要求。以往的妇联组织体系注重纵向层级体系的建设,忽视横向、开放、柔性的与其他社会妇女组织合作的网络建设。社会治理中社会组织是实现社会协同的主要主体之一,在社会资本和网络的视角下,妇联组织的横向网络建构有助于提升妇联组织专业性、服务性和社会性,拓展社会服务的空间;是官办社团转型的必然要求;是社会组织增强主体意识的必然要求;是多组织合作,共同发展,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     

论社团交往成本、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之间的关系分析

通过考察在社团中会员的交往成本,本文认为,人们选择社团组织是因为它能够降低交往成本同时增加互动收益,因此,初始社团的生成直接受制于会员交往成本,满足会员交往的意愿高且交往成本低的C类型标准社团会被选择.但是,在开放的系统中,环境资源要素对交往成本的制约是现实的.本文分析了个人的交往成本、社团的组织成本和环境的制度成本之间的关系,认为,交往成本居于核心地位,特别是其中的价值成本,起着维护会员交往成本性质的作用,但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尽管交往成本是核心,但是在环境条件限制下的现实中社团生成的具体形式又各不相同.     

湖北新政前夕汉口官办市政论析——兼评罗威廉国家"间接领导作用"说

罗威廉有关国家在19世纪汉口市政发展中起着"间接领导作用"的论说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争鸣.梳理湖北新政前夕官府在汉口的市政作为,我们发现官府不仅制定市政管理规则,直接行使市政司法权,还主持大规模市政建设,维护城市公共安全,赈恤灾贫,管理慈善事务,支持民办市政.尽管官办市政表现出市政机构变动很小,市政建设与管理能力时强时弱且缺乏开拓性等特点,但其主要作为表明,官府对于城市事务的直接领导不仅存在而且必不可少,罗威廉的国家"间接领导作用"说是不能成立的.     

中国社科类社团法律制度研究

制定完备的社科类社团法律法规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明确社科类社团立法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有利于推动社科类社团立法工作。理清构建社科类社团法律法规的基本思路,对于推动社科类社团健康有序发展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转型期我国社团腐败问题的社会学研究

目前我国社团腐败主要发生在具有官方背景的社团,其中经济类社团和专业类社团是社团腐败的高发地带.转型中的社团腐败形成的原因非常复杂,政府与社会的界限不清、制度设计缺陷是社团腐败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加强高发区域的反腐工作是治标措施,而加强社团法律建设,改革不合理登记管理制度,建立政府与社团之间的新型关系是预防和治理社团腐败的治本措施.     

经济社团的自组织与创新发展——兼议福建省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的革新

经济社团既是经济主体的利益共同体,又是联结政府和单个市场主体的中介.我国经济社团的发展是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主要承接了政府部分经济管理职能的转移.在“三会合一”基础上新组建福建省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其宗旨是服务企业实现发展梦想,推动政府创新管理模式,以八个专业服务委员会为载体,在服务职能、形式和手段上的革新发展,符合我国经济社团发展的客观需要,未来需进一步完善其作为省级经济类社会团体业务主管的职能.     

论抗战以前国民政府的国营工业

与传统的官办工业不同 ,抗战以前国民政府的国营工业发展具有严密的理论体系与广泛的社会舆论支持 ,管理体制具有近代化趋势 ,运作过程也较为正确地体现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应该承担的角色。但它也继承了旧式官办企业的许多弊端 ,在大部分时间里仍是内部政争的一种工具 ,延续着工业结构的畸形状态 ,保留甚至是强化了经营上的双轨制。国营企业的这种双重性反映了国民党政权的过渡性。     

非政府组织兴起与我国非法人社团制度变革

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获得了飞速发展.宪法确认公民结社自由为非法人非政府组织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但社团登记管理中的禁止性规定否定了非法人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而民事法律制度中非法人制度的缺失,则加剧了非法人非政府组织的困境.从实践上看,世界许多国家并不禁止非法人社团的存在,无论是实体条件还是登记等程序条件都较为宽松.所以,我们应修改完善非法人社团相关法律制度.     

发挥社团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对桂林市社会科学团体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文章根据对桂林市社会科学社团现状的调查,探讨了在新时期与新阶段如何按“三个代表”要求,进一步发挥社团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社团的管理与建设提出了创新性的建议。     

高校学生社团建设与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的调查与思考

加强大学生创业教育是目前高校学生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经过调查发现,有过学生社团负责人经历的大学生,在就业与创业过程中比同年级学生有较大优势,创办社团的过程有助于大学生创业意识的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以及创业伙伴的选择。要最大限度地发挥高校学生社团在服务大学生创业过程中的作用,就需要鼓励高校创业类学生社团发展、完善社团创业教育体系、传承社团创业文化。     

对清末商办铁路弊端的检讨——兼论“商办情结”

清末商办铁路的弊端主要表现为绅领、省界、腐败及强征股等,从这些弊端入手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铁路商办手段的局限性。官办与商办二者互为优劣,互为长短,都是发展我国交通的方式或手段,二者并不冲突,相反,则应是相辅相成的。官办＋商办,官商合作,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必由之路。     

县级年鉴编辑琐谈

《昌图年鉴》是县级综合性年鉴,创刊于1986年,至今历经16个春秋,在编辑工作中有些体会,现写出来和年鉴界同仁共同探讨。一、年鉴是官办,还是民办年鉴要走进市场,要和市场经济接轨,讨论得颇为热烈,继而牵涉到年鉴是官办还是民办?从县级年鉴编纂工作的实践看,我认为年鉴必须由官办。主要理由如下:1.年鉴官办,是由年鉴的基本性质、年鉴的"资政、教化、存史"的功能和年鉴的社会效益第一原则所决定的。年鉴具有政府公报性质,是     

网络社团改革与社会治理体系

我国网络社团的快速发展,根源于社会制度结构变迁背景下个体的价值认同追求和现代信息通信技术提供的节约成本的交往方式。这种自发性的社群组织,具有为社会特殊群体提供公共服务,弥补政府和市场功能缺位的积极作用,但其中也蕴含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和较高的社会风险。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分头实施的"底线控制"式管理,不仅滞后与网络社团的现实发展需要,而且还导致网络社团管理的目标偏离和效力弱化。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背景下,网络社团管理改革创新的目标是,建立与现代社会治理相适应的复合型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