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涵泳”之说与学问之道

"涵泳"一说源远流长,其语义表达围绕"涵"语素"沉潜"义而展开引申,语义领域逐渐拓展,在宋儒话语体系中具有方法论意义,成为了宋儒高扬的一种读书之法,并深深影响后世儒者的治学论道活动。宋儒"涵泳"之说,其语义背景直击当时学者论经治学之弊,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进而提炼为一种学问之道,强调"涵泳"中的"虚心"求实、"优游"论道、"切己"体认,从而达到通达浃洽的审美体验。     

郑观应"道器"、"体用"论及其评价

郑观应"道器"与"体用"论属于两组不同概念,两者异同并存.其中,"道"的范围要比"体"的范围广,"体"主要指政教制度,而"道"除了政教制度,还包括伦理道德."器"和"用"则相同,指持艺.郑观应"道器"、"体用"论与张之洞"中体西用"论的差别,在于两人对西方宪政等根本制度认知不同.郑观应思想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是其最大的历史价值在于启蒙.     

“通”的哲学——周敦颐的思与行

周敦颐博学力行,在思想上直承孔子而推陈出新。他虽然也围绕"修齐治平"的理想建构理论,但他有一系列别具新意的阐发,如强调"本必端""则必善",提出"家难而天下易,家亲而天下疏也"的困境,以及"复其不善之动"的修养方法等等。特别是他的《太极图说》和《通书》融通体用,贯通天人,沟通古今。《通书》对"圣人"的推崇,贯穿始终,但也追溯"圣人之本""圣人之道",体用贯通,条理清晰,收放自如。在"天下""天"和"人"之间,周敦颐又突出"势""识""力"的作用;他认为天下顺安的关键在于天道施行而圣明的德行得以修成,孔子是行道义、修圣德的典范;但周敦颐并非主张对孔子的盲目崇拜,而是把老子所说"道尊德贵"进一步强化为"至尊者道,至贵者德",同时突出"人"最难得的就是"道德",而每个人自身获得"道德",必须依靠良师益友。周敦颐认为君子也可以追求富贵,只不过君子所认为的"贵"是道的充实而无所亏欠,君子所认为的"富"是自身的安稳而不忮不求。周敦颐其人其文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其学问之格局,其人格之气象,是宋儒之中最接近孔子的。     

《圣学心法》与明成祖治国理念的表达

明成祖御制《圣学心法》是明初官方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它取法唐太宗《帝范》及宋儒编集的多种帝学书,以洪武朝《储君昭鉴录》、永乐初《文华宝鉴》为基础,逐步发展成型。内容涵盖"君、父、子、臣"四道,并以君道为主,重点阐明成祖时期的治国理念。其结构以《大学》为纲,宋儒"心法"为理论内核,旨在为后世君主提供治国法则、历史经验与理论指导。《圣学心法》在近世政治思想史中有关键地位,它体现了君主理论与儒家伦理的高度结合,是明成祖君师职责合一思想的确认及其对治统、道统关系的处理结果,对后世的帝王之学及政治思想影响深远。     

道势之间——宋儒"得君行道"的理想与实践

在"回向三代"理想的刺激下,宋代儒家士大夫为重建社会秩序,普遍表现出一种"得君行道"的行为模式.究其因,这是由于宋儒本心的思想观念与所处的社会环境存在着道与势的冲突.宋儒正是因这种内外冲突而不得不采取"得君行道"的方式,并且也正是这种内外冲突使宋儒"得君行道"的行为难以付诸实践.     

推敌而别致其新——浅议王夫之的《中庸》观

王夫之的<中庸>观对丰富和发展传统的中庸思想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从认知理性进路出发对"中"重新界定,淡化了中庸道德的形上学的品格,凸显了感性生命实体.二、从考据学和义理学出发对"庸"进行新的解释,使"中庸"具有普遍的方法论的意义.三、以体用解中庸,克服了宋儒形而上学的缺陷,使其<中庸>观充满着辩法思想.四、从道德形上学之道与道德实践的外王事业合一的角度阐发中庸大旨,突出"中庸"本天德、成王道的重要旨趣.     

王弼“以无为用”论辨析

王弼在中国哲学体用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继承老子以来的体用思想基础上把传统的体用思想推向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体用"范畴,但我们不能因此低估王弼体用思想所取得的成就。一"以无为用"是王弼体用思想的核心命题。先看《老子》（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王弼的注是这样的："毂所以能统三十辐者,无也。以其无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寡统众也。本、埴、壁所以成三者,而…     

从体用一源到本体与现象不二——儒学传统的现代跨越与张大

体用是宋明理学中最具有活力的一对概念。自张载以“体用殊绝”批判佛老以来，合体用、一天人事实上便已经成为理学发展的基本方向；直到当代新儒学的奠基人熊十力，仍以“体用不二”标宗；而其后继者牟宗三，则不仅以体用不二的观念梳理儒学的历史，而且更以体用一如的结...     

欧阳竟无为何要坚持“体用简别”思想?

欧阳竟无的佛学思想以"体用简别"思想为核心,有体用对立、即用显体、即体摄用、即体求体等多种形态,都与唯识学的"体用不二"思想不相符合。从思想渊源上进行考察,可知"体用简别"思想与朱熹"理气论"的"理气二分"思想,在逻辑上、思维上、思想上具有同质性,甚至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佛学化。对"体用简别"思想的极端表现"无余涅槃唯一宗趣"思想进行考察,可知欧阳竟无的生平经历激发了他解决生死大事的强烈愿望;而一方面批判宋明理学对于佛教的误会,一方面基于其思想的理学本位而要为自己的佛学研究做出合理性、合法性之辩护,甚至要用"无余涅槃"作为沟通儒佛的根本和关键,则是更为深刻的原因。佛教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佛教化"与"中国化",同样是体用不二的关系,这反证了欧阳竟无的"体用简别"思想是非佛教的。     

元代绘画与体用思想

中国学问里讲究"体用",中国古典美学本身便是"即体即用"、"道器不二"的自洽系统。元代士人及画家便是从哲学本体论的层面展开对画学的思考,"体用一元,显微无间"的思想使得绘画逐渐被确立为"发明本心、陶淑心性"之工具,成为直指人心的学问。     

"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王阳明的经典诠释学

作为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以千古不易之"心"取代了宋儒的"天理",从而建构了其心学道统。在此背景下,王阳明的经典诠释以"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为总体原则,其基本内涵则是对传统的读书求道观念的反叛,而要求以经典为吾心之印证。为了使得经典可以与吾心相接,阳明以"良知"为心之本体,从而使得释经者与经典在心之"良知"的本体层面达到彻底的"视域融合"。由此阳明得以将"致良知"作为理解与解释经典的"权衡",进而将明代的"二十四民"全部纳入经典诠释的对话对象之中,最终开启了明末以情抗礼的社会风尚。     

熊十力的新心体学

熊十力"体用不二"的思想是贯穿其整个哲学理论思维体系的一条主线和立宗所在。他先是对"体用不二"的体(本体、实体)的特征、性状进行描述,并通过对本心义相的界定,揭示了其所讲实体(本体)的性质。本心是其哲学理论思维形而上本体(实体)的本质,是其本体(实体)特征、性状描述的根据和所起。他进而分析"体用不二"的"用",即本心(实体、本体的性质)的作用、功用,认为体用不可分,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不二"是熊十力哲学理论思维的核心话题,并由此而开展其哲学理论思维逻辑结构。由"体用不二"的核心话题"一以贯之"到各层面的不二,构成了其哲学理论思维逻辑结构的系统性、有序性。他以这一思想为指导,为哲学评价的价值标准,认为无论是程朱以理在物、陆王以心在理,还是王夫之以理为气的条理,都是一偏,反对将理体学与心体学离而为二。熊十力作为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哲学家,既有上求致广大宇宙本体的体悟,又有下索尽精微社会人生的自觉,加之其忧国忧民、救苦救难的悲愿,造就了他独树一帜的性格,敢破敢立的学风。     

“原道”观与中国文论的生成特征

“原道”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既定事实。以《淮南子·原道训》、刘勰《文心雕龙·原道》、韩愈《原道》、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四篇为主而联系思想史探讨古人的原道观，考察这种体用思辨影响中国文论的生成，在系统建构上存在着体用本末的思辨执着，在具体的言说方式上体现为以言求意的本体论旨归、以物证道的体悟式批评、始琢终朴的相悖性达成三方面的特征。结合《原道》作品的存在形态可以观察到中国文论的“潜体系”特征：在理论上体用兼顾保证上下圆融无滞，在操作层面上则警戒于坐论玄虚遂使以用为主，这联系于文论在理论和实践上不可分离；在本体论范畴、体用性范畴、功用性范畴三者间总呈现出以用为主、以体统用的表达特征；在具体的论述方式上则呈现为用归于体、预期于与智者对话而求得“秘响旁通”的言说机制。     

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中国哲学一以贯之的重要特征

佛道佛是中国哲学的三大主干。呈明"心性"之道是三家哲学的共同价值取向。在"心性"的基础上儒道佛各自建立了"仁爱之道"、"慈柔之道"、"慈悲之道"。儒道佛的价值观是与其方法论、思维方式紧密相联、高度统一的。具体言之,"人道法天"、"天人合德"、"体用不二"是儒道两家共同运用和遵循的方法论,它所要引出和凸显的是人之为人的"明德"、"天德"之性,而欲实现的价值终的乃是"止于至善"、"与道为一"。而佛教的责任、敬畏、感恩、慈悲、忍让、放下等价值观恰恰是建立在其"中道"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的。为儒道佛三家共同具有的价值观与方法论统一的思想也正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主要精神和重要特征。     

王夫之礼学中的体用思想及其发明

《汉书·艺文志》言"礼以明体",《庄子·天下篇》言"礼以道行",可以说礼学体用并重,然而却少有人论述礼学之体。王夫之重点阐述了礼学中的体用观,以及礼治义理思想,以反心学玄想空虚之弊,以严夷夏、人禽、君子小人之别。王夫之不仅借体用思想论证客观世界,阐明主客、理气、道器、知行关系,反对佛老申韩之辩,而且他还以体用观点对礼学思想进行阐述,强调了明体达用、重实黜虚的观点,反映了明清之际注重实践的研究趋势。不同于此后清代的许、郑后学,且郑玄学问以礼为本,王夫之以礼解易,虽然同是对经典的注解,但是二者思路并不相同。     

老子的以屈求伸之身道及其体现

一种"彻底经验主义"的中国文化精神决定了老子的道与其说是一种思知的"有无之辨"的道,不如说是一种身体的"屈伸之间"的道,它使自身最终通向的并非是西方式的去伪存真的真理形上学,而是中国式的以屈求伸的生命辩证法。这种生命辩证法,不仅以一种"显微无间"的方式使诸如弓箭意象、水的意象、龙的意象以及势的意象这些中国文化中的"典型意象"成为可能;也以一种"体用一源"的方式,使以屈求伸的精神贯彻在从武术、军事、政治到文学艺术等中国古代的实践领域之中,从而以其身、道的完全合一使中国文化彻底实现了从原始的神秘主义向"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这一神的祛魅化的思想转型。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阐释与学术思想的嬗变

在东汉以前,"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被理解为孔子以水不舍昼夜而奔流的习性来勉励人们不断学习、不断进取的精神;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被理解为以"川流不舍"来象征时光流逝,表达对生命短促的感伤情绪;宋儒则在承袭汉儒基本喻义的基础上,将川流不息的特征看成是"道体"、"天德"的具体表现.通过对一句话的阐释史的简略考察,可以从中窥见学术思想嬗变之一斑.     

试论颜元的圣人观及其历史意义

颜元一反宋儒完全以人伦道德立论的圣人观,将它重新回复到先秦儒家涵盖"道德、智慧、事功"的本来面目,进而更开出了一条简易平近的成圣之路,即不再是空讲本体证悟,索求内在道德的无尽追寻,而是立足于现实世界、日用人生间,人各就其质性所近、心志所愿、才力所能而专精一技一艺;或是素位而行,尽其本分;或是改过迁善、道德践履。这不但没有使人疏于圣人之道的追求,反而更加鼓起了人自觉努力以成就尧舜圣道的实践精神与力量。     

宋儒“身体诗学”刍论

宋儒的身体诗学奠基于身体观之上,在"身体意象"的营造与书写中,展现其文化内涵与生命境界。儒学由礼乐向心性之学的内转、宋人生活的雅化与人文化为宋儒"身体诗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土壤,而儒学传统中的三相一体的身体观、作为"窍"的身体观、社会化的身体观则为宋儒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根基,身体成为宋儒营造个人生活世界与心灵空间的重要文化符号。     

从解义到解味——兼论宋儒的思想方法

汉儒解经重言象而欲寻其原貌,魏晋玄学重经典之义而弃言象。二者皆重经典客观之义,同归于解义。宋儒解经即解味,欲通过经典之味而成就自身精神生命。从"寻孔、颜乐处"始,宋儒自觉发扬滋大解味精神。不重客观之义,而重内在感受,重消化、重体验,从自身生长出富含生命气质的理学,由此确立起解味思想。解味之可能,乃在于扭转佛学空寂一味观念,以天地万物为真实不虚,充满生机,且具有价值意味。新的世界观决定了新的思想方法,感应、格物、玩味、理会构成了解味的不同形态,此亦是宋儒独具一格的思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