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革命历史传奇小说的复调叙事

"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同时,完成了意识形态话语规范的确立。同时,它又常常求助于鲜活的民间伦理趣味和个体生命力量,潜在地进行民间传奇性和伦理化的话语想象和渗透,体现了单一的革命意识形态话语统摄下的复调叙事。     

从多元到单一:革命文学的叙事模式变迁

在早期革命文学中同时并存“解放”叙事与“革命加恋爱”式的情爱叙事两种模式,前者淡化现代革命的“自由”理念而专注于“解放”诉求,以“阶级性”为核心并彰显阶级对立与斗争,最终走向革命暴力展示；后者则试图在革命话语与人性话语、革命冲动与情爱追求的冲突与互动中去表现人,从而在主题上更加具有歧义性与复调性.“左联”成立之后,一方面通过“大批判”的方式清除了早期革命文学中“革命加恋爱”的情爱叙事模式,另一方面在文学批评领域内通过对符合左翼文坛要求的作品加以及时肯定、赞赏的方式逐步将文学引导到既定的规定上来,“解放”叙事逐渐取代了原先的情爱叙事.     

在情欲与伦理之间——论清末民初小说的情爱叙事

在以"仁"控欲的中国传统伦理系统中,个体情爱的叙事空间非常逼仄.个性思潮的萌发以及传奇、戏剧等文学样式的发展,为欲望形态的个体化呈现开拓了新的可能性与叙事空间.承袭晚明"以情抗理"的人文思潮与叙事传统,清末民初的小说开始注重情爱过程与心理描写,其叙事伦理呈现出在情欲与伦理之间徘徊的姿态.这种姿态恰是五四"人的文学"冲决传统文化罗网的前奏.     

合作化小说女性形塑中的性别政治

在"合作化"小说宏大叙事中,女性虽然参加了社会的历史进程并被编织在意识形态话语中,但当国家、民族等概念占据叙事中心的时候,作家的女性书写因无法用心灵去感受女性的真实存在导致女性"他化":性别雄化下性别主体的悬置;形象丑化下的性别角色的遮蔽;情爱叙事中的性别失衡。小说叙事中的政治修辞一方面让这些女性形象获得了被主流话语所认同的新社会新女性的合法身份,另一方面又遭遇了主流政治话语任意编码和随意填充,这些女性因自身主体性的缺乏陷入了被意识形态话语建构起来的虚幻镜像。     

从暴露到狂欢:晚清写实小说的叙事逻辑

居于大类的晚清写实小说在笔调与主观意图上仍基本立足于暴露,其所描绘的画卷也形象地再现出晚清社会诸多破裂镜像,体现出有晚清之小说特有的文学生态语境和话语维度。晚清写实小说在延续传统小说的批判立场之下,又传达出某种特质——狂欢。晚清写实小说的叙事逻辑首先体现为对狂欢化的描写,即对晚清现实社会景观的彻底暴露;其次是这种暴露背后的文化狂欢,即个体的宣泄与价值虚无;最后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狂欢。晚清写实小说在重构意识形态的抉择上还略显模糊与含混,但是其早于"五四"文学之于启蒙与审美的民间意识形态话语方式的突显却是极富启发性与现代性的。在中国近现代小说发展历程中,晚清写实小说在叙事话语建构、文学地理视阈、民族国家意识想象、文学边界意识等诸多方面均具有先导性。     

文学研究的社会学视角——以十七年文学中身体与伦理的博弈为考察对象

就社会学而言,身体包含个体拥有的外在服饰、依托的内体和内在的精神主体三个层面,伦理包含民问伦理、道德伦理、革命伦理三个维度,两者之间博弈、互动、整合.于是,分别抑制了各自话语维度的革命伦理和身体的精神主体作为"宏大叙事"的主流,在党国同构的意识形态引导下,从复杂的博弈杂糅成单一的共谋同构.这种身体与伦理纠缠迎拒的状态催生了天使献身型、妖魔纵欲型和日常欲望追求型三种人物形象/身体写作维度,他们都是社会文化之于人物主体性的镜像隐喻.     

新世纪中国主流电影的叙事与国家形象建构

主流电影是国家历史与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主流电影的出现是主流文化发生转型的缩影,电影叙事中意识形态、艺术审美、文化市场之间的不断缝合,使新世纪以来的主流电影有了更为开阔的叙事空间。电影的商业诉求促使其更加注重叙事方法,以戏剧故事的外壳有效地传递主流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并最大限度地刺激与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兼顾文化资本的诉求与升值。电影的叙事话语文本为民族精神和文化观念的书写,提供了特殊的叙事视角与想象方式,并成为建构集体记忆与营造文化认同的语义环境,使其能够在世界多元文化融合中,更好地发挥影像话语的流动性、生成性与对话性。     

论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思想转变书写的叙事策略

文章分析了"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思想转变问题.认为革命话语的"介入"模式、人物主体的"内省"模式是其主要叙事策略.这种叙事策略导致了个体文化心理的单一性与政治性,成为一种特定时代的政治话语建构方式.     

限度和自由:论“十七年文学”情爱叙事的间接呈现

在"十七年"文学中,情爱叙事并非如一般所想象的那样完全被压制。在意识形态的规范下,作家们对情爱的表达时常通过一些迂回的方式进行,特别是对被看成禁忌的恋人间的身体接触的描写更是如此。"情爱身体"间接呈现的方式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通过一些意外的情境将恋人间的身体接触合法化、借助身体语言、设置恋人外的第三者开"性"玩笑的方式、把两性之间的性吸引进行距离化和审美化的处理、描写非政治的民间人物的情爱等。这些方式使小说保持了一种叙事上的紧张感,并改写了"十七年"文学革命叙事中的情爱书写单一、透明的面貌。     

新民的塑形与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

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现代性书写的一个显著标志,新民的塑形通过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先后经历了召唤新青年、想像革命者、再造新农民的话语转换与历史变迁.由于“新民”概念命题深受晚清以降不断革命的时代语境的影响规约,现代中国文学对于新民的意识形态表达,一方面明显表现出五四知识精英与左翼政治精英文化心理与艺术旨趣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也有力地坐实了左翼小说革命叙事模式的客观存在与后世影响.这种将父子冲突叙事当作思想或政治启蒙话语的表现形式,从而参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个人主体的双重想像,深刻反映了现代中国文学重内容轻形式、重教化轻审美的典型特征与叙事困境.     

“欲望”与“禁忌”: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思春”叙事

"思春"叙事是中国现代女性作家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方式,她们往往不像男性作家那样消弭了自我而去追随革命,相反,她们多以一种完全有悖于男性想象的心灵独语,十分隐晦地讲述女性对于情爱问题的矛盾心态:既渴望爱情的归宿又惧怕男性的伤害,既有本能欲望的冲动又有理性节制的掌控,她们正是通过文学艺术这种含蓄达意的表现方式,向社会展示了一种为男权话语所忽视了的精神世界。     

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婆媳关系

现代文学的婆媳关系写作超越了古代文学纯粹从个人道德角度简单化地处理婆媳冲突的书写模式 ,而是从社会文化与个人隐秘心理等层面深入剖析冲突的成因 ,表现出强烈的人文情怀。随着社会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动 ,其主题开掘与结构安排都发生变化。作家的社会地位、性别身份制约着作品的叙述中心和表述方式 ,男作家倾向于在婆媳关系中安置国家—民族、社会—时代的宏大叙事话语 ,女作家更愿意考察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性别罹难     

茅盾小说:政治叙事的两重视角与效应

茅盾小说所显露的政治化倾向,应给以科学、合理的分析与评价。茅盾小说的政治叙事大抵有两重视角,因此产生了不同的效应:一是"民族政治"阐释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勾连,联系着国家前途、命运的探索;二是"阶级政治"阐释关于革命与阶级的言说,注重阶级关系复杂性的表现,从而形成小说特有的政治叙事张力。     

旅行与赋形:中国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文学想象

考察中国现代民族共同体文学想象,须置近代文学域场于社会历史空间之中,挖掘王朝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废除及西学东渐等历史社会因素导致文学生态的变化,既要认识到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在中国"赋形"过程中印刷资本主义、小说的兴盛及书面白话文普及为现代民族共同体想象提供的历史条件,又要认识到导致这些变化的"中国经验"——中国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一直处于西方国家民族体系话语与中国历史民族认知话语体系的互动之中。     

民族精神彰显与正能量传递——“《闯关东》精神”现实意义研究

主流意识形态召唤下的《闯关东》,在影像叙事过程中实现家园想象和英雄演绎的表达,使民族精神的彰显成为可能。"主旋律"和"开年大戏"是主流话语对《闯关东》深层叙事逻辑的内在召唤,而表层的影像叙事则是描绘大众文化语境中的多元话语色彩。主流话语在建构自我主体形象——民族精神过程中,不断与民间话语进行博弈、阐释,最终将其归化。剧中人物从传统家园背离到新家园重建,完成了整个民族集体的"家园想象"。《闯关东》传达的是一种民族的正能量。这种正能量鼓舞着受众,使受众心悦诚服地认同中华民族的"仁"文化内涵。     

红色叙事中革命话语的权力内涵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红色叙事文本自觉运用革命话语建构民族—国家的神话,在讲述民族—国家寓言过程中,凸现了革命话语的权力内涵。本文从红色叙事文本中革命话语主体的合法性地位,革命话语实施环境的仪式性氛围以及革命受众的屈从性质三方面揭示革命话语潜在的权力机制,进而敞明处于权力话语中的个体的真实生存处境。     

三四十年代革命恋爱题材小说的嬗变

由一元走向多元，由整体走向局部，由群体走向个体，由呼叫着的空虚的风云描写走向实在的战争描述，由想象的观念化的风月情致走向东方的本土化的情爱叙事……这是 20世纪的中国革命恋爱题材小说创作在三四十年代的嬗变轨迹。     

“中国梦”的话语体系构建和全民传播——兼论宏大叙事与平民叙事的契合与背反

"中国梦"作为一个特定文化符号,它在构建中国政治、哲学、文化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既展现出宏大叙事层面的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战略意义,又在平民叙事的语境中传达出民生幸福、愿望成真的现实追求;在宏大叙事与平民叙事两种不同话语序列生成和全民传播的过程中,既总体上展现出积极向上的契合精神,也不可避免地在局部呈现出消极背反的现实效应,在全民传播过程中必须要处理好宏大叙事与平民叙事的话语转换和链接。     

从小说界革命看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历史指向

近代"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倡导及其彰显的小说文体个性,一再标示着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缘起与走向,不断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生成之际新旧夹缠的复杂情形。困扰中国传统小说的问题在"小说界革命"之际并未真正消退,而且以改换问题的方式继续发生或隐或显的影响。近代"新小说"理论带来的文学重构首先在于重建政治理想、呼唤历史转型,而非在一个"众声喧哗"的历史语境中确立文学自身的话语本性。按照"新小说"理论家们的设计,获得解放后的小说并非成为了一种自足参与意义重建活动的独立叙事形式,其叙事对象、叙事题旨、叙事策略以及叙事功能实际上都要受到特定的规约,而规约的主要原则便是小说功能与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之间的直接对应。     

意识形态与叙事——以“阿尔都塞式效应”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阿尔都塞式效应"的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沃伦、萨莫斯等人指出,意识形态话语有其本质上的叙事性,意识形态把个体插入叙事结构中,将其质询为表面上的无矛盾的主体,掩盖主体在认知上的条件性,制造出自由主体的幻觉,从而使个体自愿地成为意识形态再生产的代理主体。对意识形态叙事维度的揭示,为叙事的意识形态批评提供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