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体现了对现代性与乌托邦的超越——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如何把现代化追求与社会主义选择统一起来,是关系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重大命题。康有为和孙中山以不同的方式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对其进行现代阐释,用以判断资本主义,追求世界大同,把现代性置于道德乌托邦统摄下,但并没有消除二者之间的对立。毛泽东在计划经济框架下寻求二者的统一,使中国社会主义走向了难以解脱的困境。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结合起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乌托邦精神

从乌托邦精神这一视角来审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可以看出建国后较长一段历史时期人们往往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与现存相对立的给定的理想状态而加以设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陷入乌托邦历史设计之误区.在改革开放后,走出乌托邦历史设计之误区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这带来了物质文明的空前繁荣,但是,我们也还需要避免束缚于现代性而导致完全世俗化的缺失乌托邦精神的文化困境.     

现代性视阈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是在西方现代性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开始自己的现代性追求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批判和超越西方现代性的产物,但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末遭遇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批判超越西方现代性、吸取传统社会主义教训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现代性理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现代化建设逐渐彰显出中国现代性的魅力.     

现代化中的民生问题与社会主义选择——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评析

民生问题是在现代化中突出起来的。孙中山在对资本主义判断中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提并论，揭示了中国社会变革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启动起来以后，必须对现代性的作用和分裂有清醒认识。科学发展观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发展的要求，超越市场至上和理性迷信，把民生问题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联系起来，把对民生问题的解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及其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意义

在近年来的学术研究中,乌托邦这一似有定论的概念又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研究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进一步揭示乌托邦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作用,既体现着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又反映着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化.     

乌托邦的历史演进及其困境

“乌托邦”(u top ia)是人们基于对社会变革的责任和义务而超越于给定的现实社会,并对不可能最终实现的、终极性的社会理想状态的一种构想或设计,代表着人类对某种社会理想的目的性追求和期待。作为人的内在自由的集中体现和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乌托邦观念是根植于人的真实本性中的一种普遍存在。然而,中西方社会乌托邦观念的历史演进都表明,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和个人主义使乌托邦面临一种“现代性”困境,遮蔽了乌托邦的内在价值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与历史演进的终极意义。     

从马克思的全面生产理论审视现代性

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应该全面理解。生产不止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而且是全面的生产,包括三个层面。只有到了真正实现全面生产时,才能扬弃当前交换价值与资本的生产这个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阶段。从全面生产理论可以透视现代性的产生与发展走向,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对现代性的解读既不是劳动的奥德赛,更不是乌托邦。     

乌托邦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研究述评

乌托邦的丰富内涵和多重指向引起了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但它的本质精神是超越性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发掘马克思主义的超越批判精神,并针对现实,提出了社会主义要从科学转向乌托邦的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必须形成超越批判的乌托邦维度,以坚持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统一,实现传统理想向现代的转化,把以人为本贯穿于社会主义实践中。     

进化论视角下的现代性判断与乌托邦追求

严复的进化论转变了中国人的观念,对20世纪初中国文化的转型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形成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些思潮都充满现代性判断和乌托邦追求,并用来指引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但它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分析还有较多的抽象性,不能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探索中国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实践道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现代性批判之维——以马克思和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为背景

现代性问题作为当前社会发展所遭遇的困境,已为众多思想家批判反思。其中,马克思与吉登斯的理论观点极具代表性。虽然马克思未直接使用"现代性"这一词汇,但他对资本运作逻辑的揭露和颠覆中,蕴含着对现代性的透彻分析及批判。受马克思的影响,吉登斯始终在"资本主义"历史语境下致力于批判和重建现代性,这是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一种微妙的"继承"。两者关于批判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探索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核心不谋而合,展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现代性批判维度,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密切相关。     

现代性与近代中国革命

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革命由于缺乏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而与现代性无缘.近代中国社会,革命源于现代性,革命又使现代性获得了实现的前提.由于国民对"落后挨打"的焦躁情绪,既为现代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张力,又为现代性方案的选择涂上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近代中国现代性的悖论既决定了暴力革命是合乎理性的,同时也使暴力革命存在着非理性成分.     

论作为总体性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生产力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出现了新的要素和革命性变革，在生产关系层面生产关系的创新已经使中国与西方形成了原则性的区别，在政治上层建筑层面已经显现出比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更高的活力，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层面也展现出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原则性区分。虽然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四个层面还存在着许多具体环节间的不适应和不协调，发展还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之处，还需要不断推进改革，但是从总体上看，四个层面在基本原则方面是相互适应和相互推动的，正在走向成熟和定型。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总体性文明。与此同时，西方现代性却不断显示出它自身的限度，在西方文化的范围内，找不到克服这种限度的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总体性文明刚好为在全世界范围内超越西方现代性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可能性，这不仅对于中国、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西方国家也具有新文明定向的作用。     

现代乌托邦视角下的“礼运大同”再阐释

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人们对乌托邦的研究逐步深化,从不同角度上揭示了它的含义。这对认识《礼记.礼运》中提出的大同思想提供了启示。"礼运大同"以其概括性、包容性、超越性和能动性包含了许多深刻的命题,形成了持久的生命力,从而成为社会变革中批判封建主义、判断资本主义、追求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资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它又实现着实践转型,成为其中的主导性话语。     

在西方现代性想象中研究中国形象

在跨文化视野内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关键的问题不是描述形象特征,而是在特定知识框架中解释形象的意义。中国形象在西方现代精神结构中生成,只有在西方现代性想象中,中国形象的意义才能够得到系统深刻的解释。在西方现代性观念纵深研究中国形象,就是分析启蒙运动前后西方现代性观念中不断乌托邦化的三种中国形象类型和系统意识形态化的三种中国形象类型;规划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的历史意义域与逻辑框架,进一步反思中国形象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经验的过程与方式。提出中国形象研究的解释性问题并尝试解释性分析,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理论自觉的标志。     

超越现代性:乌托邦观念的批判性重建

在现代性极度膨胀的现代社会,人类必须试图重建一种健康、合理的乌托邦观念,选择超越当下现实的另一种可能性,以此来冲淡人们对现代性价值的固执性迷恋.后现代主义放弃了重建理想社会的可能性,将现代性的虚无主义推向极端,因而,它没有可能构想某个与当下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     

民生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源流和现代走向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体现着对资本主义的判断和对现代化的追求。民生就成为社会主义在中国所关注的一个根本问题。古代与民本相联系的民生思想有一种社会主义的潜能;近代以来,民生问题与大同思想的现代转化相联系,使中国现代化追求与西方社会主义取得了共鸣。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追求到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创新,体现了对民生问题解决的不同路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把民生问题的解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重新认识和评论乌托邦思想

重新认识乌托邦思想是正确认识社会发展史及其各种社会潮流等许多问题的一把钥匙,在当前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只有正确的认识乌托邦思想,才能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正确认识和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中国目前社会的走向。乌托邦思想反映了社会弱势群体的一种良好的愿望,它的最大特点是世界性、群众性和历史的悠久性以及不可能实现的虚幻性。这种同社会现实相对立的美好的思想,是从道德层面上讲的。从哲学上讲,乌托邦思想是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乌托邦思想对人们的影响具有两重性。所谓的"革命的乌托邦"是对"乌托邦"含意的附加和曲解,其本质仍然是乌托邦思想。     

信息时代乌托邦的复兴及其价值

社会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变迁,乌托邦也从传统乌托邦、现代反乌托邦发展到信息乌托邦。信息技术的虚拟性是新的地理大发现,它开拓了构造乌托邦的新空间,提供了感受乌托邦的新实践。信息乌托邦仍然具有传统乌托邦的局限,同时也传承着传统乌托邦批判现实和设想未来之价值。在冷战之后社会主义低潮之际,在社会信息化加速发展之时,乌托邦并未终结。乌托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的设想,更具有时代价值。     

论西方现代乌托邦论者复兴乌托邦精神的若干路径

面对现代性的"解放悖论",乌托邦理论在经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而消沉、甚至"死亡"之后,又重新引起西方现代乌托邦论者的极大兴趣。他们不仅为乌托邦思想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作广泛的论证,还从若干路径出发,要求在这个普遍物化和异化的时代复兴乌托邦的批判和超越精神。这种理论倾向既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转向的理论渊源有关,同时也是现代乌托邦论者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人本主义解读的结果,但是这些寻求"类"自由、正义的乌托邦路径,在其本质上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背离,因为脱离现实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所设想出的自由只是一种抽象的自由。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基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视域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超越,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出发点。作为世界社会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继承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另一方面在新时代背景下以新视野和新角度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内容和实践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条迥异于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路径,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也为民族独立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从而成为人类社会走向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