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中国社会史论战——侧重于学术史视野下的叙述

郭沫若及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焦点，各方论战者从理论引用、中国历史的阶段划分、古代社会性质的确定等方面对郭沫若古史研究进行了全面的评述。论战中包含着合理科学的学术成分，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郭沫若古史研究的修正和完善，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本文力图侧重于从学术史的视野叙述郭沫若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从而部分还原其被遮蔽的学术面相。     

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中的几个问题

从二十年代开始,中国史学研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便在中国兴起。七十年间,中国历史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其间,就马克思主义史学而言,经历了接受影响、主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到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等几个阶段。从     

试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历史研究的关系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才能使历史研究成为科学;科学的历史研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这已为我国历史学发展的实践所证明。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先驱是李大钊。他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四年间,先后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史学要论》等论著,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提出运用唯物史观改造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计划和设想,但没有来得及实现,就被北洋军阀以“阴谋分子”的罪名逮捕杀害了。从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人相继而起,以唯物史观作为武器,研究、整理中国历     

李达史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李达史学思想是李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李达思想众多研究领域中,李达史学思想研究稍显单薄,但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主要集中在李达的唯物史观研究,李达与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问题研究,李达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影响研究等四个方面。李达的史学思想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萌芽阶段,20世纪30年代;第二阶段是发展阶段,“文化大革命”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末;第三阶段是繁荣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不过,李达的史学思想研究仍存在四个方面的不足：第一,缺乏从史学理论的高度对李达的史学思想进行整体的考察和系统的概括;第二,缺乏从史学近代化的视角来考察李达史学思想的地位;第三,缺乏对李达的史学观和史学方法及其运用方面的研究;第四,缺乏将李达与同一时代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历史研究》(1954-1966)编委遴选及变动原因分析

1954年创刊的《历史研究》汇聚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精锐之师,代表着建国以来历史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创刊之前,郭沫若等人经过多次讨论最终确定了十八位编委人员。随着史学和时代发展,在1954至1966年间,《历史研究》进行了三次编委调整,其中既有人员的增补,也有编委的撤换。这几次编委的变动给《历史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历史研究》编委的变动及工作情况折射出了五六十年代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值得后人进一步思索。     

新世纪我们依然肩负着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任

20世纪正在落幕，人类历史即将跨入21世纪。在新世纪，我们依然肩负着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任。这个命题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在本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80年，从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     

论马克思的历史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然而,迄今为止,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的研究都是非常薄弱的,以致迟至今日,我国还没有出版过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专著,我们对其中相关问题的研究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仅有的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研究多集中在哲学界,历史学界的研究相对不足。因此,看似雄踞史坛的这一学科,实则整体上只是处于起步阶段。本刊邀集哲学、历史学界的相关学人,讨论马克思唯物史观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历史认识等问题,希冀研究能脱离文本解读的藩篱,展现最新的学术成果,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的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历史认识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然而,迄今为止,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的研究都是非常薄弱的,以致迟至今日,我国还没有出版过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专著,我们对其中相关问题的研究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仅有的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研究多集中在哲学界,历史学界的研究相对不足。因此,看似雄踞史坛的这一学科,实则整体上只是处于起步阶段。本刊邀集哲学、历史学界的相关学人,讨论马克思唯物史观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历史认识等问题,希冀研究能脱离文本解读的藩篱,展现最新的学术成果,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的研究。     

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探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然而,迄今为止,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的研究都是非常薄弱的,以致迟至今日,我国还没有出版过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专著,我们对其中相关问题的研究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仅有的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研究多集中在哲学界,历史学界的研究相对不足。因此,看似雄踞史坛的这一学科,实则整体上只是处于起步阶段。本刊邀集哲学、历史学界的相关学人,讨论马克思唯物史观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历史认识等问题,希冀研究能脱离文本解读的藩篱,展现最新的学术成果,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的研究。     

唯物史观史学方法三论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然而,迄今为止,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的研究都是非常薄弱的,以致迟至今日,我国还没有出版过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专著,我们对其中相关问题的研究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仅有的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研究多集中在哲学界,历史学界的研究相对不足。因此,看似雄踞史坛的这一学科,实则整体上只是处于起步阶段。本刊邀集哲学、历史学界的相关学人,讨论马克思唯物史观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历史认识等问题,希冀研究能脱离文本解读的藩篱,展现最新的学术成果,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的研究。     

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的十个方面影响

朱佳木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史学传统和深厚史学理论积淀的国家,但直到唯物史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入,并为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掌握和运用之后,史学研究才得到了“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界在今天肩负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追求真理、学以致用、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光荣传统,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左玉河认为,唯物史观促进了中国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使历史研究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事件为主的方面,转向面对社会和经济这一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使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的生活物质条件,并重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作用.牛润珍从十个方面论述了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研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分析了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仅引导了中国史学的发展道路与方向,还形成了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史学思潮的主流.赵梅春认为,经过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唯物史观的普及工作,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理论与实证并重成为史学研究者的常识,为后来中国史学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     

对((十批判书》的评论与争议之回顾与认识——一个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问题的个案研究

对郭沫若《十批判书》的不同评价,与《十批判书》本身的特点,与不同的学术、时代背景以及评论者的学术语境、所持观点和评论者所关注的重点均不无关系。郭沫若对中国史学的贡献是一个事实,《十批判书》的学术成就和不足也是一个事实。我们既不应因其贡献和成就,就讳言其缺点和不足,也不应因其存在缺点和不足,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因《十批判书》所反映出的郭沫若史学在不同时段被学界的认同状况,从一个侧面说明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多重因素,既是导致时人不同评价的内在原因,也是今人研究时所必须谨慎面对的。     

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

朱佳木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史学传统和深厚史学理论积淀的国家,但直到唯物史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入,并为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掌握和运用之后,史学研究才得到了“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界在今天肩负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追求真理、学以致用、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光荣传统,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左玉河认为,唯物史观促进了中国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使历史研究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事件为主的方面,转向面对社会和经济这一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使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的生活物质条件,并重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作用.牛润珍从十个方面论述了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研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分析了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仅引导了中国史学的发展道路与方向,还形成了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史学思潮的主流.赵梅春认为,经过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唯物史观的普及工作,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理论与实证并重成为史学研究者的常识,为后来中国史学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     

以唯物史观推进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繁荣发展

朱佳木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史学传统和深厚史学理论积淀的国家,但直到唯物史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入,并为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掌握和运用之后,史学研究才得到了“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界在今天肩负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追求真理、学以致用、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光荣传统,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左玉河认为,唯物史观促进了中国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使历史研究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事件为主的方面,转向面对社会和经济这一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使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的生活物质条件,并重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作用.牛润珍从十个方面论述了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研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分析了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仅引导了中国史学的发展道路与方向,还形成了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史学思潮的主流.赵梅春认为,经过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唯物史观的普及工作,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理论与实证并重成为史学研究者的常识,为后来中国史学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     

唯物史观的普及与史学研究者理论水平的提升

朱佳木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史学传统和深厚史学理论积淀的国家,但直到唯物史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入,并为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掌握和运用之后,史学研究才得到了“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界在今天肩负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追求真理、学以致用、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光荣传统,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左玉河认为,唯物史观促进了中国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使历史研究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事件为主的方面,转向面对社会和经济这一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使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的生活物质条件,并重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作用.牛润珍从十个方面论述了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研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分析了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仅引导了中国史学的发展道路与方向,还形成了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史学思潮的主流.赵梅春认为,经过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唯物史观的普及工作,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理论与实证并重成为史学研究者的常识,为后来中国史学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     

新时期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成就

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     

在分析与借鉴中提高中国史学的理论水平

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     

唯物史观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阶段的科学划分

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     

范文澜的唯物主义历史评价观

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

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