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鲁迅学的文化走向——从两部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的学术专著谈起

进入新世纪后,出现了两部十分厚重的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著作:田刚的《鲁迅与中国士人传统》与廖诗忠的《回归经典——鲁迅与先秦文化的深层关系》。其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这两部著作学术价值不限于局部和表层的突破,而是上升到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的高度,对“五四”文化的认识模式和泛政治化意识形态模式有所冲决,对鲁迅映象的整体调整与内涵更新有所推动。文化走向是新世纪鲁迅学发展的主要方向。鲁迅文化渊源研究,追根溯源地理清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民俗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关系,从全球视野和世界文化源流的角度,重新审视鲁迅和他的思想、著作以及他所处的时代,将会是未来鲁迅学发展的总趋势。需要的只是:广阔的视野,扎实的功底,锐利的眼光,科学的思维。     

视角与面相：乾嘉学派与桐城派关系的多重释读

在清代学术史的天空,乾嘉学派和桐城派是两颗璀璨的明星。这一文化现象的出现及其关系诸面相值得深入研究,尤其二者的发生、内涵、嬗变、特点及发展方向。对于以上问题的探讨,需要不同视角进行聚焦和剖析：从政治与文化关系上看,二者发生是政治与文化互动的结果;从中国传统目录学上看,二者的归属和创新则有经、集之别,源流和取向则有汉、宋之争,内涵与特征则处于经、史之间;从清代学术史上看,二者体现了整理和总结的特征,但各有侧重。将乾嘉学派和桐城派关系研究置于以上不同视角下进行多重释读,这对于发掘中国古代学术演进的特殊路径和语境,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也具有现实意义。     

契合与互动——方岳贡与几社关系初探

方岳贡在崇祯元年任职松江知府,守郡十四载。这期间,他与几社士人关系较为契合,有些士人还是他的门人。方岳贡对几社文人多有奖掖提携,他们之间的文化互动也比较密切。这些都对几社的兴起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职是故,我们在考察一个文学社团或文学流派时,应该要注意到地方官员与当地社团或文学流派之间的关系。     

略论东晋风流与盛唐精神之异

谢安以其卓越超群的政治才能和独特多姿的性格魅力,为历代士人所仰慕。东晋士人欣赏谢安的名士风范,盛唐士人推崇谢安的隐逸与事功行为。通过对比二者对谢安的接受,可以发现盛唐精神与东晋风流之异:前者在向往个体自由独立的同时并不放弃对入世的强烈追求,后者则抛弃了社会责任而不顾一切地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与满足。     

清初 "华夷观念" 的解读与中原王朝合法性重构——以 "曾静案" 和杭世骏命运为视角

"曾静案" 表明, 清王朝对满汉民族关系的认识, 已经超越历代 "华夷观念" 对民族关系的理解, "中国" 在新的大一统基础重新定位. "曾静案" 和杭世骏的命运反映了满汉在文化与政治上的不对等所造成的民族畛域对传统士人政治生命的影响, 体现了清王朝通过阐释传统 "华夷观念" 来重构王朝合法性的良苦用心, 以及由此引发的满人 "中国" 观念的嬗变.     

旅游与旅游文学的关系思考

发端于士人漫游的中国旅游文学,伴随着士人漫游的历史脚步,经历了山水诗到山水散文再到游记文学的发展历程,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学形式。这是旅游带给文学的深刻历史影响。反过来,旅游文学通过对旅游景观的文化渲染和宣传包装,造就、提升了景观的文化品位和观赏价值,对旅游活动产生了积极引导作用。这是文学带给旅游的现实价值。     

明中后期狂士的社会交往生活与江南士林风气

狂士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特殊的士人群体,明代中期以后,在王学、禅宗和道学的熏染下,遂成为士林中一个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狂士在社会交往中,追求任情适性、率性而为,甚至出现了有悖于传统儒学教诲的言行.然而,狂士特立独行的交往行为和夸张甚至矫情的言行在这一时期的江南流于时尚化,这表明了明代江南士人内心的苦闷和焦灼,是传统文化在这一特殊时代的一种特别表现形式.     

论魏晋风度与琴及音乐之关系

在传统文化中，士人的四艺（琴、棋、书、画）生活，形成了士人爱琴、尊琴的民族特有心态，琴的文化概念不知不觉已深深嵌入士人灵魂深处；而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又形成了琴所象征的悲剧人格。琴与魏晋士人悲剧人格的契合是历史的，是偶然而又必然的双向选择。在一个虚假、残酷、冰冷的世界中，魏晋士人挟琴独行，远离凡俗，守护着独立高尚的人格，追求着生命的“大道”。可以说，魏晋的审美精神是音乐的，更是琴的     

北魏早期汉族士人的文学观念与散文传统形成之关系

北魏早期汉族士人在参加拓跋氏政权之后,由于与鲜卑人在种族和文化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而导致难以避免的猜疑和误会,使得他们的处境极为艰难。汉族士人采取了一切手段来保护自己家族的势力和延续,有意放弃吟咏性情、抒写心志的文学创作,形成了“不勤著述”的家族文化传统。与此同时,拓跋鲜卑政权在选拔汉族官员时,以善天文谶纬者为优先,统治者热衷于学习兵法风角、天文秘纬,对士人的文学才能视而不见。北魏早期汉族士人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文学创作上长于笔而疏于文,对北魏散文崇尚简洁注重实用传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戴名世与清前期文化政策

戴名世因 《南山集》 案彰显悲情的一生. 其实, 探究戴名世的字号、 文章及交游发现: 此案发生的必然性在于, 戴氏作为士人的一个代表存在着对朝廷的认同问题, 而这在清统治者看来是不可容忍的. 康熙帝处理此案采取了高压与怀柔并用的手段, 这并不违背 "稽古右文" 以集大成的文化政策. 历经此案劫后, 清代士人群体特别是桐城籍士人, 及时调整了与当朝的关系, 消解夷夏之别的文化隔阂, 彰显古文经世致用的现实功能, 不仅使大部分士人割断了与前朝的联系, 而且也促使桐城派的产生, 进而"北方之强" 与 "南方之强" 在有清一代中奏出具有总结和整理特色的文化强音. 戴名世作为使桐城籍士人以古文与当朝建立的关系转折性的人物, 显然, 研究桐城派不可绕过戴名世, 更不能忽视清前期的文化政策.     

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沉思

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首先应弄清"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不能仅仅以儒佛道文化取代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则是个多元复杂的系统结构,这是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其次应选取新的视角切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深层关系。古代文学既是传统文化通向现代文学的艺术桥梁也是播扬传统文化的良性媒介,故必须透过古代文学研究来理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从精神层面考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内涵的趋同性诚然重要,但是从主体思维方式的角度深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的探究却是抓住了根本的根本。     

梅岭题咏与贬谪文化

梅岭诗作是历代文化名人在梅岭留下的足迹、思想和情感的反映 ,它在内容上表现为怨愤郁抑、感物伤怀 ,而在艺术上却是托物写景、比兴隐喻。梅岭诗作是一种文化心态的折射 ,是历代贬谪士人心灵的一面镜子 ,它深化了中国贬谪文化的内涵。     

“鸿都门学”的建立与汉末“文人群落”重组

经过长期发展,汉代士人群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格局:经学士人居于统治行列的上层,上层文士虽然与经学士人有巨大的差别,但他们已完成经学化改造,与经学士人一道成为维护上层统治的政治力量。"鸿都门学"蕴含着阶层变动的历史背景,一向被士大夫阶层轻视的下层才艺之士借助汉灵帝及宦官的势力得以封官拜爵,大量地进入到素来被士大夫所把持的统治者行列。这一举动打破了汉代传统的士人群体构成格局,各层次人群激烈的斗争,带动了各文化势力的变迁升降。这一历史变化对曹魏文人、文学的发展变化产生了直接的推动。     

中国传统文化对人口职业与人口流动的影响

在我国历代,传统文化不仅对人口的职业选择与流动行为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影响到中国人口总的发展状况。本文试图通过对传统文化与人口职业和流动关系的历史考察,来探讨中国人口的发展特征。 一、传统文化与中国人口关系概论 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论,我们认为,它对人口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途径体现出来:1、渗透于民间社会的风俗、礼节;2、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所形成的人口观念;3、历代政府所制订的人口政策;4、各个宗族所制订的宗规、族训,其中有许多对人口行为的限制性措施;5、封建道德、伦理说教,主要是历代思想家所阐释的观点。     

游走与播迁--关于明清之际一种文化现象的分析

本文分析士人于明清之际常态及非常态的流动,流动的诸种动因、背景,尤其着重于士人的流动与"易代"这一特殊历史情境的关系,由这一具体方面展开的士人命运.     

士人文化与中国绘画

士人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士人阶层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和阶级结构特点孕育出了独特的士人文化。自魏晋以来 ,士人与中国绘画艺术相结合 ,形成了中国绘画独特的审美倾向 ,并逐渐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本文试图分析形成士人阶层和士人文化的中国教育制度和阶级、阶层结构 ,并进一步阐明中国绘画独特审美风格后面所存在的社会结构因素。     

论农村道德文化与稳定发展的关系

农村的道德文化和稳定发展，是两个紧密联系、事关农村整体乃至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的重要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广大基层干部的一项很迫切的工作。为了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近年来，我们把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放到村一级，形成了农村的道德文化与稳定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良好局面，推动了全市两个文明建设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一、农村道德文化与稳定发展是带证统一的关系1．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看，农村道德文化与稳定发展是既互相作用又互相适应的关系。道德文化与稳定发展的关系，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     

“新子学”视阈下士人与子学的主体问性诠释

士人是子学的缔造者、传播者和阐发者，子学是其思想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子学的发生从理论上支持了士人的品格，完整地塑造了士人的精神生态。子学与士人的间性互动促成了二者的变革和演进。通过对子学与士的主体间性诠释，可以更好地理解子学与传统诸子学的分野，从更为广阔的界阈中把握士人传统之源流，进而确立“新子学”命题的合理性，揭示新子学的本质、使命及其思想史、学术史意义。     

论中国古代哲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何关系?换言之,中国古代哲学在传统文化中居于什么地位?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不仅关系到对中国古代哲学的价值评判问题,而且关系到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以及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关系的思考。因此,值得认真探讨。     

论张家玉及明末士人的伦理困境与文化选择

明末时代变迁,士风变化。士人的忠孝观念、死亡心态在保持传统品质的同时,也增添了新的内涵。张家玉,身历三朝,兼具文士与官吏的双重身份,人生曲折,感情丰富,是典型的明末士人。通过他的诗文传记,以及相交士人的记载,可以窥探他在明亡之际的伦理困境与生死选择,并由此对这一时期士人普遍的忠孝困顿与殉死心态进行文化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