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场域视角下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逻辑——以苏南永联村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应对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治理制度创新。分析党组织领导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是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基点。本文从永联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历程出发,以组织场域的结构化再生产为分析视角,凝练出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作用机制,即政治引领机制、组织驱动机制和制度嵌入机制。此三大机制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打造了组织认同基础、组织运行动力基础以及组织制度基础。同时,拥有政治权威、经济资源支持的党组织主导了多元主体互动组织场域的结构化过程,并以其自身的政治化逻辑统合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使得各主体能够在共同目标的引导下形成对新制度规范的“文化—认知”,进而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的演化与发展。     

整合式共治：党建引领资源型社区治理的模式实践——以山西省D社区为样本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资源型地区社区基于自治乏力与治理格局碎片化、复杂责任主体的场域交互以及各类特殊人群与利益分化等问题,形成了鲜明的资源型城市社区的治理特征。从“政党—国家—社会”的三元理论视角出发,聚焦于基层党组织引领基层社区治理转型与发展的实践经验,思考基层党组织引领基层治理的深层逻辑内涵,尝试回答党建引领逻辑与治理逻辑如何在基层社会的实践中真正有机结合形成统一体。山西省D社区通过构建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依赖组织整合、链式嵌入与双向政治动员的三重复合逻辑,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提供组织、动力资源,构建政党整合下的资源型社区治理模式,能够有效破解资源型社区的治理困境,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实现我国资源型地区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策略

社区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更直接关乎到社会公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以及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追寻的实现程度。那么,如何推动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呢?基于对全国各地基层社会治理的持续观察研究,笔者认为主要可着重从如下多个方面持久发力。一是兼具引领性和保障性的党建引领。党的二十大党章修正案规定,“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统一领导本地区基层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为切实发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作用,还需要通过建立常态化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破难题机制、加大基层党组织服务人民群众资金投入和夯实各类基层治理服务平台等具体举措,调动和整合各方各类资源,彰显党建引领的体制机制优势。二是推动社区治理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空间理论视角下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的结构困境与治理逻辑——以G省S社区为个案

以G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S社区为个案，基于空间理论构建“空间分异-空间解构-空间区隔-空间赋权”的分析框架，探究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空间变迁导致的结构困境及治理逻辑。研究发现：易地搬迁安置社区居民的空间分异，使其原有的物理、社会、精神和治理空间解构，并催生新的空间区隔，使空间结构从血缘熟悉体到地缘陌生体转变，制约着安置社区共同体秩序的形成；应通过空间结构-空间关系-空间实践-空间发展的多重空间赋能逻辑，挖掘、整合和激活居民空间场域中的潜在动力，赋予空间流变基础上生产的物理、社会、精神和治理空间内在能量，化解易地安置社区共同体障碍并助力基层治理共同体建构。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资源的跨域整合与合作困境化解——连带式治理实践的启示

在后单位制时代，建构居住、社交和工作空间处于分离状态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联，简约高效化解社区治理合作难题，成为城市社会迈向善治中的关键议题。基于整体主义治理视角和社区调查经验，展示了基层社区运用连带式制衡机制化解合作难题的过程，发现社区内外存在的利益连带、组织连带、情感连带机制如能被基层治理者发掘并跨域整合，往往能够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效果。提出应将整个城市作为社区治理的环境资源，建立治理主体间的有效关联，加强对社区整体主义治理实践的制度支撑，将社区居委会打造成多方主体互动式治理的公共平台，真正实现城市社区共建共治共享。     

价值、技术与制度：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三维建构

结合目前社区治理的具体实践,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需要遵循以“价值—技术—制度”为框架的三维逻辑,即价值、技术与制度是社区治理共同体有效建构与持续运行的关键变量,价值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前提要件,技术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关键手段,制度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重要保障。在价值场域方面,需要跨越“信任危机”,重塑社区治理价值共识;在组织结构方面,需要调适“条块矛盾”,重构社区治理结构形态;在制度建设方面,需要突破“行政内卷”,重建社区治理制度体系。以此实现社区“减负”和社区治理的增能提效,推动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让社区成为利益共同体、治理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志愿组织嵌入基层协商治理的行动逻辑与策略——以广州S社区为考察对象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由社区居民构成的社区志愿组织与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多元治理主体就社区事务进行积极协商，有利于基层治理动力的内生与强化，有效拓展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空间。以广州市S社区志愿服务队为例，基于嵌入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系统考察社区志愿组织助推基层协商治理的行动逻辑及其策略选择。研究发现：社区志愿组织通过认知嵌入培育协商治理意识，通过关系嵌入编织协商治理网络，通过结构嵌入建构协商治理机制，通过资源嵌入筑建协商治理保障，合力推进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为理解社区志愿组织助推基层协商治理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     

社区治理新格局中“党建引领”的内涵与路径分析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确保社区治理有序、有活力,是社区治理格局中"党建引领"的根本目标和现实需要。在社区治理新格局中,"党建引领"的核心内涵集中在三个方面,即为再组织高度异质化的社区社会、强化执政党的政治引领力和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并通过挖掘党组织的活动空间和搭建在职党员在社区发挥作用的平台机制来实现有效引领。     

志愿服务在社区治理中的情感功效

志愿服务在社区治理情感功效的发挥是一个“志愿行动—情感传递—治理效果”的传导过程。在社区治理的国家建构层面,志愿服务通过媒介丰富、情感信息社会认知、启发社区治理公平的方式深化居民对党和国家的认同;在社会建设层面,志愿服务通过聚合情绪氛围、开展积极活动、塑造社会身份认同的方式培养社区共同体的情感;在群体互动层面,志愿服务通过相似吸引、启动互动仪式链、增进积极相互依赖的方式营造合作、友爱的社区氛围;在个体心灵层面,志愿服务通过抑制居民不道德行为、让居民获得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体验、彰显居民个体优势的方式引导社区居民道德向“善”,从而为建设美好社区奠定基础。     

城市社区的三重性及其危机:兼论建构何种社区治理秩序

社区向来被视为一个地域性的日常生活共同体。随着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逐步深入以及都市社会运动的兴起,城市社区除了作为日常生活的共同体以外,一方面被建构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另一方面被赋予治理单元、市民空间以及日常生活共同体的三重性。在城市社会加速转型的当前,城市社区的发展呈现深度危机,其合法组织的身份面临挑战,市民空间发育遭遇瓶颈,日常生活共同体的公共性阙如。城市社区治理意味着在国家权力向社区持续渗透的背景下,以社区为平台实现国家、社会以及个人三者关系的有序建构,进而打造一种立体化的治理网络。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以成都模式为例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基层党组织和社区治理二者存在制约因素,导致基层党建在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面临功能定位不清晰、资源整合难、机制滞后、居民参与水平低等困境。成都市“一核多元、赋能基层”的发展治理模式突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坚持发展与治理并重,实施精细化治理,推动三治融合,有效破解了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成都模式的启示就是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党建引领目标、依托互动的工作平台、优化党建引领的领域、完善治理制度,最终实现基层党建引领能力与城市社区治理水平的双向提升。     

社区道德共同体的构成要素与实践向度

社区是社会有机体的微观缩影和基本单位。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加快构建社区道德共同体是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从现实空间布局审视,构建社区道德共同体需要以主体存在为支点要素,以现实交往为空间要素,以“共同善”为目标要素。嵌入社区的真实生活情境,多元价值观激荡之下居民的道德自我缺场、空间完整性剥离中居民的道德交往缺乏、风险社会语境中居民的道德审美流失成为构建社区道德共同体的困境之源。聚合构建社区道德共同体诸要素之“力”,需要在关注个体中引领道德主体的回归,在空间交往对话中激发道德情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区道德审美。     

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制度困境与制度创新

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成为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热点议题。在探索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过程中,从多中心治理模式到合作治理模式再到公民治理模式,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话语权增强,行政力量对社区治理的控制程度逐渐减弱,这是社区治理过程中制度选择的帕累托改进。由于社区的异质化和碎片化特点,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诸多制度困境,“名实分离”问题以及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约束问题严重遏制了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社会组织发展不平衡、服务能力不足和服务机制不健全等现实问题也影响了社区居民的受益水平,因此创新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机制就成为大势所趋。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就是构建社区契约和形成价值理念共同体的过程, 在此期间政府的引导作用不能完全淡出,需要通过“政府购买+ 政社合作”的方式展开社区综合服务,与此同时还要创新机制拓展社区活动空间。社区组织发展的制度创新有利于社会资本建构,社区居民可在非完全信息动态中放大循环累积效应,从而增加社会资本存量的积累速度。     

政党整合、群众路线与村治创新

乡村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当前乡村社会关系的快速变迁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准科层化倾向不利于政党政治的社会化基础建构,易造成执政党在乡村场域中的关系边缘化和治理悬浮化,消解这种边缘与悬浮风险的核心在于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双向整合-理性嵌入”的践行群众路线的新机制。一方面,通过组织结构优化、精英下沉与精英吸纳以及选择性激励强化党的内部整合;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制度和价值的多维理性嵌入的方式整合乡村社会,在嵌入的过程中建构以群众为基础的治理资源、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技能以及培育村庄的政治社会化意识。在通过此机制综合分析农业农村部推介的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过程中,归纳出政党整合在村治创新中的核心价值是形成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为轴心、村庄多元主体有机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此外,这种“双向整合-理性嵌入”机制的功能发挥依赖于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乡村简约主义治理的激活以及理性服务型政党的建构的三重支撑。     

易地搬迁移民社区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以陕南G社区为例

易地搬迁移民社区在实现居住空间变革的同时,也使原有的互助空间、社会交往空间、礼仪空间、心理文化空间、娱乐休闲空间走向瓦解,面临从乡土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程。新型文化空间的构建遵循了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外生型“官治”治理和社群自下而上的内生型“自治”治理逻辑,一方面,作为外生型的行政治理机制的公共文化嵌入,通过公共文化设施的修建、文化资源的下乡、文化活动的开展实现社区文化共同体的重构,国家通过文化的柔性治理技术将社区作为国家治理单元,奠定了国家政权稳定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作为内生型的自我治理机制的村落文化的延续,通过船桥会的延续、农民丰收节的开展等各种民俗节庆活动和自发的社交聚落,有效应对文化失调导致的个体化焦虑,通过增加集体记忆塑造社区共同体的情感能量,从而实现社区空间的文化治理。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唯有加强外生型他治与内生型自治的协同治理,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上下互动的和谐社区,实现社区治理的善治。     

超大城市社区党组织的危机应对能力建设研究

社区党组织是超大城市基层“微治理”的领导力量,其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危机应对能力关乎社区的平安稳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从近期一系列危机考验来看,社区党组织的危机应对能力建设需要着眼于：强化组织渗透力,实现党组织的机构覆盖与功能延伸;形成多元互动力,搭建社区协同共治空间与关系网络;增强惯习塑造力,促进社区文化建设与居民行为调适;提高资源整合力,推动社区资源生成调动与内外交互;优化舆论引导力,有效实施心理干预与情绪疏导。总之,亟待在党组织引领下建立和完善社区抗风险综合系统,不断增强我国超大城市社区的弹性和韧性,为基层治理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能力支持。     

乡村治理法治体系构建问题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乡村振兴的基础。提升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质量,扎实有序做好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工作,需要重构乡村振兴中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优化社区自组织社会风险防范机制,构建新型乡村社区“三社联动”机制,构建多层次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格局。乡村治理法治体系构建的关键在于：发挥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效法“枫桥经验”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地方性治理规范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给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增权赋能。构建乡村治理法治体系的主要路径是：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凸显基层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民主意识,强化家庭家教家风在乡村治理中的修复功能,重视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联动枢纽：治理视域下社区党组织的角色分析

社区党组织在联动社区治理主体、共同整合社区治理要素、实现社区治理目标的过程中形塑了“联动枢纽”的角色。这种“联动枢纽”角色是在“使命—责任型”政党的根本要求下形成的，同时它以政党体系为基础的组织资源、以地域为范围的空间资源、以情感为支撑的文化资源和以网络为导向的技术资源作为形塑条件。通过对某社区党组织联动其他社区治理主体供给公共服务的案例研究，发现其在具体运行的过程中呈现出主体联动、内容联动和方式联动等特征。这种“联动枢纽”角色能够有效形成社区治理的整体合力，实现核心引领与具体联动的结合，并且根据社区治理情况变化进行动态调适。未来的优化路径在于构建集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于一体的“联动枢纽”角色，同时搭建常态化联动治理平台，促进治理资源的有效配置。     

结构再造、秩序整合与价值共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对“五社联动”案例中的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社会公益慈善资源，以及社区间的运作过程、内在机制进行全景式描述，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共同体不会自发生成，而是通过结构再造、秩序整合、价值共创实现治理共同体构建。党建引领下的结构再造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政治保障，政治权威和资源整合能力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基础条件，价值共识是治理结构再造、秩序重组的现实基础，这对理解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逻辑并探寻治理路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治理视域下社区共同体建构逻辑与完善策略 ——基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社区治理案例解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制度,社区共同体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延伸,对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起着重要作用.文章在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及建构主义理论基础上,结合实地社区治理案例考察,从共识、行动、结构三个维度研究了新时代治理要求下社区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完善策略.研究表明:社区共同体意识来自于共同体价值的认同、凝聚和引导,强调了共同体建设的责任和义务;社区共同体行动涉及共意性行动目标形成和整合效能,包括社区空间资源整合和组织整合下的合作平台搭建;社区共同体共治结构是共识达成和行动过程中社区主体间关系从树状分离向网状连接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