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解构主义的推进

对于当代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解构主义所起到的推进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本雅明和德里达的重大影响更是愈益明显。本雅明的翻译理论特色体现在对原作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性的解构,并有力地颠覆了原作与译作的等级关系,为译者的地位和译作的"来世生命"价值做了有力的辩护。德里达的翻译理论则围绕词语的差异和延续之特征,强调原作的确定性和终极性是不可能在译作中得到绝对忠实的表达的,所谓原作的本真性是绝对不存在的,译者通过对原作的翻译而使得原作的价值得以延续和存活,因此译者的重要性应当与作者的重要性相当。但德里达的翻译理论仅做描述,而不做规定,从而给译者留下了充分展现其创造性才能的开放性空间。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家没有虚无地对待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各种问题,他们不断地对既定的传统成规和翻译原则提出质疑甚至解构,使得传统意义上的诸如忠实、标准、原作、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等核心原则都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从而在解构的过程中又重新建立起了一套新的成规和原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原作本真性的不可再现性和译作的不可终极性或未完成性。     

论文学翻译批评标准——“忠实”的相对性

传统的翻译理论常将“忠实”作为衡量文学翻译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体现了“原文至上”原则，却忽视了译者和读者的能动参与作用。本文试图运用阐释学和接受关学等理论观点，从作者、原作、译者和读者四个方面来说明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对原作者和原文文本不可能产生一种超越时空、惟一正确的终极性理解，译者和读者的能动参是文学翻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译作对原作的“忠实”只能是相对的，若仅以忠实与否作为评价译作的标准则无疑会使翻译批评具有很大的局限而失之片面。     

解构主义翻译观及其对传统翻译“忠实观”的解构

解构主义翻译观指出,翻译的目的不是为了“求同”,而是“存异”。因此,翻译应尽量反映语言之间的差异。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产生之前,多数翻译理论主张翻译应力求达到译文与原文“对等”。解构主义翻译观消解了传统译论中译作--原作二元对立关系,冲击了传统翻译观中“忠实”原则和“原文至上”的翻译原则,肯定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重新定义了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对原文与译文关系的处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为翻译研究的多元化发展创造了条件。     

从“狰狞”到“和谐”:本雅明“纯语言”的翻译观

本雅明《译者的任务》一文提出了一种"纯语言"的翻译观,这种翻译观看似"狰狞",因为它放逐了"读者"(接受者)与"交流",甚至放逐了"意义"。理论上它是一种"和谐"的翻译观。在纯语言这一"和谐、圆满的领域"的观照之下,原作与译作、忠实与自由这两对以往总是争吵不休、相互对立的概念也和谐地统一起来。本雅明这种"纯语言"的翻译观在更多的层面上只是一种理想的翻译观,带有本雅明式的"弥赛亚"救世精神。我们可以无限地接近却永远无法到达。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实为深度的“忠实”

传统翻译理论重视对原作的忠实,但在文学翻译实践中由于文化差异、译者因素、时代要求的原因,译作难免对原作产生"偏离"、"背叛",因此,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在文学翻译中也屡见不鲜,经常可见译者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创造表明了译者以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叛逆体现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成这一主观愿望而形成的一种译作。本文从语言、文化的差异和读者期待层面简要探讨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要受到原文、原语及目的语和文化语境等制约因素的限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因素的同时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便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文学典籍英译的前景化翻译研究 ——以《聊斋志异》经典故事《劳山道士》英译文为例

在译作中如何体现原作的文学性是文学典籍翻译的核心问题,而"前景化"是实现文学性的重要手段.通过选取《聊斋志异》中的经典故事《劳山道士》的5个英译本,对比原作和不同译作的前景化特征并统计数据.研究发现译入语为母语的译者前景化手段运用较好,而译入语为外语的译者前景化手段使用相对欠缺;可以从语言内部和外部因素探究形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和译者动机;最终提出了忠实原文前景化特征,增加译文可读性,以及中外合作翻译等翻译策略与建议.     

论翻译中文本阐释与译者的取向作用

现代文本理论某种程度上动摇了翻译存在的可能与原文的地位.对文本的认知是翻译的前提.译者有再创造的自由,但原文本是翻译的出发点与基准,译者应力求协调自我的主体性与文本的客观性,最大限度地把握并传达出原作的本意.     

解析胡适译作《老洛伯》的文本功能及翻译策略*

胡适译作《老洛伯》发表于胡适提倡白话文学,建设中国新文学的大时代背景下,它不仅是白话诗歌的范本,还是悲剧叙事诗的范本,具备多重文本功能。因此,在翻译策略上来说,既忠实于原文,又有所创新。译作从形式上忠实于原作文学体裁,遵从原作叙事风格和情节安排;同时,打破原作的韵律节奏,突出故事的悲剧性。     

浅谈英语翻译的三个标准

“信、达、雅”是翻译的基本原则。“信”指忠实原文 ,是翻译的基础 ;“达”指通顺明白地表达原作的思想 ;“雅”指通过生动的语言展现译著的文采。只有严格地遵循这些原则 ,才能使译作充分体现原作的风格     

再论文学翻译译者风格与作者风格

翻译的目的是使译作忠实地体现原作的思想内容及风格。翻译最高境界是使译作忠实地体现原作的思想内容，包括文体风格。翻译者在翻译过程而应忠实地再现作者的风格。     

立法解释与法官解释关系探析

我国正式法所规定的法律解释只包括立法解释和具体应用解释两种,其实质都为广义的立法解释,这显然与法学方法论研究者所讨论的法律解释即法官解释大相径庭。尽管立法解释与法官解释在涵义、性质、解释主体、对象和目的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两者各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并且二者在司法过程中可以实现衔接与合作。此外,立法语言的准确性以及立法解释调整范围的广泛性等也都证明,法官解释无法取代立法解释的地位。     

关于解释学的解释——作为一种历史与文化的方法

解释学源于对圣经等历史文本及其渊源的阐释,它深深扎根于人文科学之中,致力于对文本、历史与文化的解释。解释学家们的最终诉求在于揭示超越科学方法论作用范围的对真理的经验,它专注于对现象的理解,所探讨的是实践性智慧,在实证科学无能为力的地方,为我们奠定了理解的基础。解释学对我们反思文化传统,对文化传承乃至全民思想教育都是有启发意义的。     

“反对阐释”之阐释

桑塔格提出反对阐释是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艺术内容说的一次彻底反叛,传统内容说中人为的二元对立和内容的凌驾之势源于内容至上的价值论。桑塔格反对的阐释是一种把形式置之度外,对文本没有虔敬之意的概念的符码阐释,对她来说就是对艺术的过度阐释。反对传统内容说是对本质主义进行抵制的反本质主义。     

论法律解释方法中的社会学解释

在法律解释方法体系中,社会学解释是一种侧重于从预测社会效果的角度来阐释规范含义的方法。社会学解释在司法实践中的价值在于满足社会需要、限制自由裁量以及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社会学解释有着自身固有的局限,例如难以准确预测社会效果,适用范围狭窄,牺牲个案正义以及危及法律规范含义的稳定性等。我们应对社会学解释的价值和局限有充分的认识,使之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最优作用。     

论行政解释与司法解释的冲突适用

行政解释、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都属于我国的有权解释,但在司法实践和行政管理权的运用过程中存在着行政解释与司法解释相冲突的现象。要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适用问题,就要采取以下措施:相关部门要加强合作,构建和谐一致的法律体系;人民法院在尊重行政解释的前提下进行司法审查;强化司法审判的终局效力,保证司法独立;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限。     

口译中的图式

图式是人的头脑中关于外部世界知识的组织形式，是人们认识和理解周围事物的基础。分析了图式与语篇听辨的关系，指出图式是口译职业技能的重要基础，并对其在口译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     

修养工夫与经典阐释--朱熹阐释思想研究之一

朱熹的阐释思想一方面承认包括偏见在内的种种理解之蔽是阐释者的存在方式,不可能由阐释主体完全意识与自由支配,另一方面又强调通过长期自觉的修养工夫可以提升阐释主体的存在方式,从而逐渐去除理解之蔽.将修养论与阐释理论紧密结合起来,是中国阐释思想的一贯传统,为解决阐释学理论中偏见的地位与性质、主体与存在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阐释学的思路.     

试论纯文本解读与文化语境解读之不同韵味--围绕梶井基次郎的作品《冬蝇》

20世纪西方文坛,流派纷呈,方法各异。综观其发展,它无非是重视文本的“内部研究”与注重文化语境的“外部研究”轮番登场,各领风骚的过程。而且它们之间始终互相排斥,甚至相互诋毁。等待不同读者以各种视角阐释的文学作品是开放的,因此文学批评也应该是开放和兼容的。     

刑法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

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最核心的争论在于运用的位阶上。而在逻辑上的争论又不断上升到对罪刑法定原则理解的争论。刑法价值理念的争论。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存在着张力,二者之间的争论似乎永远存在。学者力求寻找二者之间的平衡点．但又因为社会的变化而显得难以把握。法律一方面要在公众的可预测范围内显现出一种刚性的法律结构,另一方面又要在正义与公平的价值观下富于柔性的人性关怀。然而,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争论在刚性与柔性中相互掺杂．但二者的争论目的都是为了得以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城市化释义

21世纪是“城市世纪”。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成正比,呈现高速发展趋势。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现代文明标志及创新的载体,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信息中心,具有集聚、规模和辐射等功能效应。2000余年来,城市内涵随历史发展不断丰富。城市化一词的出现至今也有百余年历史,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理解不同。其实质是一个以人为中心、受众多因素影响的复杂多变的软硬件系统化过程,是从传统向现代全面转型和变迁过程。不仅是农业人口向非农、并向城镇的聚集,而且是城镇在空间数量、区域规模、功能作用诸方面的扩大,以及城市经济关系、居民生活方式改变的过程。城市化与城镇化、农村城市化、农村城镇化及城乡一体化等相关新概念有所区别。从区位论、结构论、人口迁移论、非均衡增长论到生态学派论,从梯度推移、增长极与地域生产综合论到产业集群论的演进,体现了城市化发展理论的深化。不同学者对城市化动力机制认识不同,但在“推拉”机制上形成共识。不同阶段和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区,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相异,而其相同点包括:农业工业化推动、比较利益驱动、农业剩余贡献和制度变迁促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