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部生态贫困、生态移民与社区整合

我国西部农村贫困主要是生态贫困,经济开发式的反贫困战略的有效性有限,需要采取生态移民的反贫困策略;生态移民不仅仅是反贫困的一种策略,它也是反贫困过程中的一种社区运动过程,它涉及到社区重组、社区组合和社区嵌入;在生态移民过程中,社区运动存在着社区冲突,它影响到生态移民的稳定性;要解决生态移民过程的社区冲突,就需要采取多种手段促进生态移民过程中的社区整合。     

广西百色地区反贫困战略与实践

贫困是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人不能维持其基本生存需求的一种生存状态。反贫困是世界性的，是人类迈向二十一世纪急需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中国的反贫困是世界反贫困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１９７８年以来，国家实施了种种扶贫措施，使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总量从２．５亿人下降到１９９７年的６５００万人。反贫困不可能有统一绝对的模式。广西百色地区在反贫困过程中，既没有照搬照套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积累、收入分配均等等反贫困模式，也没有仿造国内的苏南模式。珠江模式等，而是从本地实际出发，经过１３年的艰…     

宁夏反贫困战略的选择及今后应该注意的主要问题

面对新世纪宁夏农村反贫困的艰巨任务 ,本文从以下六个方面提出了反贫困战略 :改善生态环境与提高土地生产力相结合战略 ;积极实施异地开发战略 ;积极实施劳动力输出战略 ;严格控制宁夏南部山区人口增长速度 ,加大教育科技扶贫力度战略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发挥区域优势 ,积极发展畜牧业战略 ;改革宁夏现有的贫困 ,进行反贫困制度创新战略。文章还对宁夏今后在反贫困中应该注意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中国藏区农牧区反贫困机制设计

中国藏区农牧区反贫困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贫困问题还相对突出,藏区在中国整体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定位,进行有效机制设计推进反贫困治理意义重大。目前藏区农牧区反贫困中存在偏重政策,忽视法律;偏重政府,忽视合力;偏重整体,忽视个体;偏重开发,忽视发展;偏重常规反贫,忽视社会保障等机制缺陷,因此,要实现藏区农牧区反贫困目标,应确立并重视法律反贫机制、合力反贫机制、个体瞄准机制、发展反贫机制、社保反贫机制等。     

反贫困创新的理论基础、路径模型与中国经验

反贫困创新是多元主体围绕反贫困这一核心目标,利用各类创新要素和创新模式协同参与反贫困的复杂和动态过程。反贫困创新以发展经济学、组织社会学和创新经济学相关理论为基础,包括科技创新、教育创新、普惠金融、制度创新、社会创业与跨边界协同六个维度。反贫困创新打破了技术、教育、金融等要素的简单投入和单维创新,通过制度创新、社会创业以及跨边界协同等过程创新,促进技术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在金字塔底层群体中自由流动,进而实现贫困人口福利增长、能力提升等多维绩效。反贫困创新的理论与政策应用将大大完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体系,助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     

以人为本,构建科学长效的反贫困战略机制

贫困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核心要素,反贫困战略的实施是一项贫困人口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目前,我国反贫困战略的实施还存在体制、机制、观念等方面的问题。为此,应优化反贫困战略机制,加快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立法建设;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实施反贫困战略创设良好的运营环境;以人为本,综合提升贫困人口的自身素质、竞争能力和收入水平。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小企业集合信托债券基金探析

小企业集合信托债券基金是全球经济危机下的金融创新产物,其本质是公私伙伴关系(PPP模式)在现实中的典型应用.PPP模式下小企业集合信托债券基金公司治理影响因素:小企业集合信托债券基金的公益目标与利润目标;委托--代理关系下公私双方的博弈;信息封锁与小企业集合信托债券基金公司中公私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全下的机会主义行为;公私伙伴关系公司监管机制的缺失等.PPP模式下小企业集合信托债券基金公司治理机制的优化:内部治理机制优化,构建董事会共同治理模式、健全独立董事制度和公司章程中合理界定的双方职责;外部治理机制优化.建立私人部门投资者利益保护和补偿机制和导入"社会治理"的外部监督机制.     

人的思想观念素质是人力资本的最重要内容

人的思想观念素质之所以是人力资本的最重要要素,是因为它依附在人身上并通过支配人的经济行为,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也正是思想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总机制和总路径;发展经济学家还揭示了人的思想观念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具体作用机制和路径依赖。思想观念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机制与路径分析给我们的启示是:思想观念素质乃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贫富之终极原因,思想观念反贫困乃新时期反贫困模式之选择。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历程、特征与展望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始终将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初心和重要使命,坚持带领人民群众同贫困作斗争,形成了脱贫攻坚精神。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带领全体人民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各个阶段坚持带领全体人民摆脱贫困,并最终夺取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从任务主线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解决贫困问题作为重要工作;从反贫困内容看,始终重视扶志与扶智相结合;从反贫困领域看,始终将农村作为贫困治理的重点;从反贫困方法看,始终注重用发展的办法反贫困;从反贫困主体看,始终坚持构建大扶贫格局。但消灭绝对贫困不是反贫困事业的终点,中国共产党将继续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和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懈奋斗,开启反贫困事业新阶段。     

促进对藏区反贫困的新认识——中国藏区反贫困与国际合作研究之一

本文通过对中国藏区反贫困现状、反贫困与生态维护、反贫困与卫生事业、反贫困与农村劳力转移、反贫困与国际合作等的分析,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藏区反贫困特殊性的认识和理解,为中国藏区反贫困在理论、实践上作出更深入的探索。     

人的思想道德与经济发展的关联

人的思想道德是人口素质的重要内容，人的思想道德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学术界还缺乏对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相关性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新时期反贫困实践应重视思想反贫困和思想扶贫。     

"2020后"河北省燕山-太行山片区文化扶贫体系研究

当前扶贫攻坚战阶段性任务即将告一段落,燕山-太行山片区的“2020后”减贫战略定位和治理体系如何确定,思考“2020后”的减贫战略方向和工作重心的变化趋势,文化扶贫不失为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燕山-太行山片区的扶贫应以文化扶贫为抓手,剖析文化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多角度、深层次关系,从文化本源重新认知扶贫文化和扶贫文化体系,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内涵。在发展路径上,应构建经济化扶贫、产业化扶贫、市场化扶贫、文化化扶贫、“文化+”扶贫、精准化扶贫等方面的河北省燕山-太行山片区文化扶贫可持续发展路径。     

NGO与贫困治理：以香港为例

作为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种力量，NGO在贫困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文章拟以香港为例，分析了NGO的发展及其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经过长期发展，香港NGO已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第三部门，在扶贫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直接参与政府各项扶贫计划，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社会服务，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贫困治理模式，如重视与政府、商界的三方合作，推动社会投资，强调基层居民自下而上的参与。     

构建可持续扶贫模式 治理农村返贫顽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反贫困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脱贫人口又返贫的现象一直存在,它已经成为阻碍我国农村扶贫开发进程的顽疾.导致农村返贫现象的主要根源在于"主体、供体、载体"三者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因此,构建"主体-供体-载体"三体均衡、三位一体的可持续扶贫模式是实现农村贫困人口持续脱贫与贫困地区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     

关于贫困问题的社会保障学分析

贫困问题由来已久,它与社会保障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运用社会保障学这一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独立的、交叉的、处于应用层次的社会科学来分析贫困问题,为理解"贫困"的概念与成因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同时可以借助社会保障学来分析社会保障在缓解、预防贫困方面的重大作用以及社会保障与"贫困陷阱"的关系.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与分析,有助于认识社会保障在应对贫困问题方面的积极作用及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为我国最大程度地发挥社会保障的缓解及预防贫困的作用,同时避免"贫困陷阱"提供一些启示.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我国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的有机衔接

农民可持续生计内在地要求政府农村反贫困行动相互配合和有机衔接。因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与扶贫开发两项基本农村反贫困行动孤立进行,农民生计改善的非持续性已相当突出。为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建议突破目前最低生活保障仅为扶贫开发提供低保对象的劳动能力信息的衔接思路,实行三种衔接路径有机结合的复合型衔接模式,充分发挥两种反贫困行动在农民可持续生计目标实现中的协同作用,并进行三方面的配套性制度构建。     

走出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反贫困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应当看到,目前农村反贫困政策实际上陷入了某种困境。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扶贫政策的明显差别,非农就业的沉重压力,现有开发式扶贫的局限性,失地农民的贫困以及极端贫瘠地区扶贫行动的低效。如何使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走出困境?首先必须确立起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理念。在此条件下,针对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困境,确定应对思路。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发生率的空间特征*--基于3D框架对武陵山片区的个案分析

扶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脱贫致富是中国新一轮减贫的重点，片区扶贫是把片区作为主战场，以片区的形式组织扶贫开发。选取武陵山片区有代表性的41个县为样本，采用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的相关数据，基于密度、距离和整合的3D框架分析县域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与经济中心距离越远、基于面积的经济密度越高、扶贫资金越多的县，贫困发生率越高，反映出经济发展与扶贫工作不同步、偏远地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以及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和扶贫精准度有待提高等问题。因此，应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县域经济密度和减贫绩效“双赢”；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偏远地区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距离；建立和完善精准扶贫、协作扶贫机制，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     

论欠发达地区生态示范区建设中补偿机制建设

我国的欠发达地区与生态脆弱地带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在欠发达地区建立生态示范区，是欠发达地区实现脱贫致富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但欠发达地区在生态示范区建设过程中，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会造成立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同时，生态环境还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特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缺乏合理的补偿机制，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必然不能很好地得到统一。政府相关部门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立起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以保证欠发达地区在生态示范区建设中实现脱贫致富。     

Childhood poverty dynamics and adulthood overweight/obesity: Unpacking the black box of childhood

Integrating several life course models,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childhood poverty dynamics shape the risk of adulthood overweight/obesity. Growth mixture models of yearly poverty data from age 0–16 from the U.S.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identify four childhood poverty trajectories: chronic poverty, early childhood poverty, downward mobility, and poverty-free. Chronic poverty and early childhood poverty groups have higher risk of adulthood overweight/obesity than the poverty-free group. Overweight/obesity risk i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chronic poverty group and the early childhood poverty group, suggesting that the effects of early childhood exposure persist despite subsequent upward mobility. Downward mobility in the absence of early childhood poverty does not significantly increase adulthood obesity risk, providing further evidence that early childhood is a critical period for developing risk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These findings shed new light on the timing model, social mobility model, cumulative model, and cumulative inequality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