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之争: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以福建为例

宋明时期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的"阵地争夺战",其实质是传统儒学与佛教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激烈冲突的一种外在表现.在"佛老之营遍天下"的不利局面中,朱熹率门下弟子,以各地书院为阵地,全面开展了重新诠释和再造儒学经典的运动,他们创造性地将书院的"旗帜"插到各地的佛教寺院中,将佛教的圣殿和讲堂演变成为传播儒学的杏坛.为了回应争消弥这种冲突,佛教学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这就继儒学的"援佛入儒"之后出现了佛学理论的"援儒入佛".儒佛两家的这种理论上的互"援",就为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学,和代表外来文化的佛教从相互冲突、排击而最终走向相互吸收,促进各自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     

儒体佛用:宋儒重建社会秩序的心智依据——评李承贵教授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

宋代儒学和佛学的相互关系问题是陈寅恪先生、余英时先生等学界前贤硕学极为关注的重大课题。李承贵博士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一书,全面、系统、深入地推进了该课题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学术突破和进展。作者明确指出:在儒佛之争中,宋儒始终坚持"儒学本位"、"儒体佛用"的立场,坚持唯有儒学的核心价值,即儒家之"道",才是重建社会秩序的最后依据;宋代儒士为复兴儒学这一伟大事业进行了艰苦探索,他们对佛教的"群体性误读"和"失真的理解"使他们的佛教观呈现出多样性特点。"但这些"相反而适相成"的佛教观不但为新儒学的建构提供了繁富的心智资源,而且对佛教本身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儒士佛教观对于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发展而言,并不是完全否定性的,也是有积极性、建设性一面的"。     

宋儒应对佛教挑战的自善运动——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的讨论

面对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宋代儒家不仅对佛教展开了系统的批判,而且对自身进行了反省,并由此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自善自强运动.这种自善自强运动主要表现为分辨儒佛、纯洁儒林、恢复礼制、完善学理、确立方向等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的努力,提高了人们对儒佛差异的辨识力,纯洁了儒学队伍,推动了礼仪制度的恢复,完善了儒学思想体系,确立了儒学的发展方向,从而成为儒学宋代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台湾佛教历史评述

在台湾的佛教历史上 ,早期荷兰、西班牙占领期间 ,其信仰领域主要充斥着混合的“泛灵信仰”,谈不上典型佛教的特色。清初 ,郑成功收复台湾 ,这时大量中国南方汉人的迁入 ,带有浓厚福建闽南色彩的佛教也随之进入台湾 ,但那时期的佛教性格仍然带有三教(儒、释、道)混合色彩 ,并在相当成份上与民俗信仰相混杂 ,一般也还看不出非常专门的佛教思想。1895年满清战败 ,割台湾给日本 ,从此台湾佛教随着民族命运的变化 ,多了一种殖民政策下的“日化佛教”影响。战后的台湾 ,佛教也随之回归祖国 ,尤其是国民党败逃台湾时带去了不少不乏德学俱优的僧侣 ,这为台湾佛教的现代发展提供了最根本的基础。事实上在台湾“解严”之后 ,随着其影响力的不断扩大 ,也随着其作为台湾的最大宗教派别的地位不断得到突显 ,台湾佛教越来越多地加入到全球佛教所面临的“现代化”问题的思考。一些新思想、新思维 ,有别于传统的新体制、新风格、新组织、新活动正在层出不穷地涌现。     

宋明新儒学"儒佛合一"说之检讨--兼论思想的兼容与创新

宋明新儒学实现了“儒佛合一”之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共识”,因为无论是就本体论思维、修养方法,还是心性论方面,都足以说明宋明新儒学没有达到“儒佛合一”;而宋明新儒家对佛教的态度,尤其表明所谓“儒佛合一”只不过是某些不求甚解者编织起来的一个美丽梦幻。这一错误的“共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在思维方法上的混乱和盲从。思想发展一般表现为思想的兼容,思想的兼容有载体兼容、补位兼容及诠释兼容等形式。思想兼容不等于思想合一,更不必然等于思想创新。     

宋儒的佛教识度与儒佛关系

正关于宋儒的佛教修养问题,历史上有过观点完全相左的评判,这种相左的评判逼迫我们思考:宋儒的佛教修养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形?宋儒对佛教的认知、理解的范围和程度究竟如何?宋儒对佛教的评价是否准确?在探索这些问题的基础上,进而对宋代新儒学与佛教的关系予以参考性判断。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对宋儒的佛教修养有过这样的评论:"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     

晚清士大夫佛教述要

以龚自珍、谭嗣同和杨文会为代表的士大夫佛教是晚清三大社会思潮之一。龚自珍首先张扬晚清“批判佛教”理性 ,而谭嗣同则第一次试图调和儒、佛和西学 ,杨仁山开始把天台宗和净土宗思想柔和在一起 ,创办佛教文化教育事业 ,出版经书 ,培养佛教僧俗人才 ,成为“民国学术佛教之祖”。     

天理之成立

北宋道学及其对“天理”的确立是儒学思想发展的重要环节，它的基本姿态是破除二氏(佛教和道教)的迷误，废弃汉儒的传注之学，恢复儒学的真实面目。理学和心学的概念是在元末张九韶(张和美)《理学类编》、明代陈真晟《心学图》之后才开始流行，在此之前多称道学，     

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独特视角——《佛学与现代新儒家》评点

南开大学哲学系卢升法先生的专著《佛学与现代新儒家》最近问世了。全书分“佛学”、“儒佛交融之展顾”、“佛学的近代化”、“佛学与现代新儒家”等四编。这是一项新的学术成果,它为我们展示了印度佛教与中国儒学相互嬗递、会通融和的历史进路及现代结晶,同时向学界提供了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独特视角。     

从王船山、曾国藩与佛教的关系论其出世与入世互融的思想渊源

王船山不能简单地定位为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虽然辟佛，却辟得有理，既是为儒学正本清源，亦是为佛教追本穷源。他批判了禅佛的狂妄和虚无，亦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证了生命的轮回，从《张子正蒙注》到《相宗络索》一脉相承，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他“入世”和“出世”相结合的修行之道。曾国藩继承和发展了王船山的学说，他是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他开创了更为宽广的新儒学，以其更开放的姿态融合了大乘佛教出世与入世互融的宗旨，他更加明确地接受了佛教的因果轮回观，并具体在实践中予以落实。     

近现代“人生佛教”与儒家的“人本”哲学

在中国佛教史乃至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人们经常碰到这样一些问题隋唐之后,禅宗为什么能够战胜各宗而独盛,进而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近现代以来,人生佛教为什么会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本文分别从禅宗思想的儒学化、儒学与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的相互关系,近现代以来新儒学的复兴与人生佛教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     

大慧宗杲视域中的儒学本源、工夫与伦理

正入宋以来,传统儒学进入建构本体论、心性论与工夫论的新阶段,为促进新儒学的塑成,宋代儒者对佛教进行了全幅地认知、理解与评价,以吸取佛教资源。同时,对于宋代佛教而言,如何在新时代下从佛学角度对儒学进行诠释与重构,已成为宋代僧人的时代任务。临济宗杨岐派的大慧宗杲禅师正是援佛入儒的代表人物之一。大慧宗杲禅师(1089-1163),俗姓奚,字昙晦,号妙喜,宋钦宗赐号"佛日大师",宣州宁国(今安徽宁国市)人,临     

近代知识精英与佛教述论

知识精英与佛教的关系在近代社会巨变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沟通了近代佛学与西学的联系，使得反映中国社会巨变的种种文化思想和佛教哲学相应谐变；他们“以己意进退佛说”，将佛教改造成以入世救世为特征，以挽回国运、启蒙救亡为内容的近代新佛教；他们用充满时代精神的话语会通儒学与佛学。这样，他们使封建时代的佛教得到革新，将传统佛学注入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精神，掀起了近代中国佛教由复兴而革新的运动，使中国佛教从“变局”一跃而进入“创局”．跨讲了现代社会的门槛。     

辽金佛教研究（专题讨论）——辽代佛教世俗表象探微——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辽代佛教“世俗化”,缘于其受到了唐代佛教世俗化的影响,并有着庞大的基层信奉群体作为支撑。辽代佛教的世俗表象主要体现在僧侣上层趋俗涉政、佛教义理的儒化倾向、信众佛事活动中掺杂世俗内容以及僧侣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具有世俗取向等方面。佛教世俗化对辽代社会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出现了世俗社会“佛教化”的现象,民众世俗人生的某些时段、世俗生活的某些方面都打上了佛教烙印。     

佛教的“智识”和“智识”的佛教

佛教智识并举,有着智识主义的理论特征。其通过对一种特殊“智慧”(般若智慧)的追求,提供一种对生命的认知方法、解读态度和拯救手段;通过对世俗知识的摒弃而达无上圣智。佛教智识主义价值观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智慧体操而创造一个有意义的、智识主义的人生。大乘佛教的出现,正是智识主义佛教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儒家思想在柳宗元世界观中的地位

柳宗元的思想实质是儒家的，但他又是一个不默守儒经而出入于百家之学的人物。他援诸子学说以济儒，充实儒学以新的内容，以图重新建构儒学的思想体系。对待佛教，他不主张盲目排斥，提倡“统合儒释”，融合佛学。柳宗元是一位儒家学者，儒家思想在其世界观中占有绝对地位     

论现代新儒学产生的可能与现实

本文认为,“儒”在先秦不过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到汉代开始演化为一种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五四批孔,终于斩断了儒学与古代封建政治自西汉建立已历时二千余年的历史联系,儒学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随皇帝制、复辟梦的覆灭而一去不复返,它被重新恢复了其哲学——文化的本来面目。五四批孔于儒学是一次不可或缺的洗礼,而现代新儒学则是五四批孔的一个产儿。现代新儒学之“新”,首先就“新”在这里,而且,一切“新”意都从此发源也必须从此发源。     

魏晋南北朝佛教传播的三大策略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儒学产生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我们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传播采取了迎合依附、争夺受众、话语渗透等多种策略,造成了佛教在传播中的有意＂误读＂现象,同时对儒学的传播构成竞争挑战,并弱化了儒学对文化传播话语权的控制,促成了儒学的思想重构。     

魏晋南北朝佛教传播的三大策略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儒学产生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我们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传播采取了迎合依附、争夺受众、话语渗透等多种策略,造成了佛教在传播中的有意"误读"现象,同时对儒学的传播构成竞争挑战,并弱化了儒学对文化传播话语权的控制.促成了儒学的思想重构.     

论方东美的佛教观

方东美是现代新儒学思潮中的重要人物,他一生出入中西文化,被公认为一代大哲。在儒学的文化环境中,方东美对佛教是持宽容的态度,由此形成了自己的佛教观。其独特之处在于他把佛教视为生命发挥的过程,而不是消极的宗教修行过程。这是难得的独立思想,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方东美的佛教观做出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