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范式与主题

本文是对20世纪90年代之前西方(主要是美国)学术界对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综合性考察。这些文献表明,中国民族主义是90年代之前国外学术界的重要话题之一。其中心观点是,中国在近代之前的认同核心是华夏文化,并无民族认同意识和民族主义观念。面对近代以来的失败,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引入了民族主义观念,用以作为抵抗外侮、建设民族国家的理论武器。美国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是对"冲击—回应"范式下的一种经验支持,民族主义的近代起源说及其历史作用因而成为当时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主题之一。     

杜赞奇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学理背景分析

杜赞奇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有着深刻的学理背景：首先他的研究体现了对民族主义运动和全球化交相辉映的现实关怀；其次，他的研究受到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国际学术界兴起的民族主义理论研究的影响；再次，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兴起则为杜赞奇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此外，杜赞奇的研究也是美国中国研究界对中国民族主义问题关注的体现和成果的继承，他的研究也是美国中国学界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反思浪潮的体现和结晶。     

西方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透视

民族主义是世界近代史上兴起的一种对全球社会产生过深刻影响的意识形态,截至目前它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力依然有增无减。究其原因,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的范式演变和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不无关系。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主要经历了相沿承袭的三个演变范式:文化民族主义的印刷"机"缘范式、族裔民族主义的种族血缘范式和公民民族主义的领土地缘范式。本文通过对这三个范式和与之相应的传播模式的梳理,以期厘清西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全球社会历史的正反影响,进而透视其固有的意识形态陷阱。     

欧洲崛起的精神文化历程

欧洲的崛起是近几百年来人类世界中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从宏观和长程的历史视野来看,欧洲在近代的崛起是数千年来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长期冲突、融合的结果。①但是从具体的情况来分析,欧洲的崛起又有其内在的思想文化和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从精神文化上看,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构成了欧洲在精神上觉醒的重要历程;从经济上看,从地理大发现到产业革命构成了欧洲逐渐走向富强的重要原因;从政治上看,从民族国家的崛起到民主制度的建立使欧洲最终实现了现代化转型。在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上述这些因素是相互联系、彼此促进的,它们共同导致了欧…     

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夏中心”观,二是“华尊夷卑”观,三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之上的“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的观念。鸦片战争后,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传统民族主义的这三种观念虽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开始萌发出新的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但作为一种已根植于民族血液之中的思想,它不仅没有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20世纪初这一特定的历史场景下,还和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首先是由梁启超介绍到中国来的。就梁启超和知识界的其他一些人对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介绍和宣传来看,第一,他们都认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实质就是“民族建国”,而“民族建国”所要建立的是单一民族的国家;第二,他们介绍和宣传的主要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第三,他们都视民族主义为救亡图存、建立民族国家的不二法门。但到了1903年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于20世纪初。推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主要有两种力量,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辛亥革命前后,建立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为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识并得到确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终形成。     

合理性及其超越:西方文化传统的当代境遇

西方文化传统深深植根于近代以来科学的发展和理性主义的兴起,从而张扬理性、以合理性之尺去度量整个世界和社会生活一直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向度,特别是随着科技文明的不断推进,合理性思潮以貌似价值中立的技术理性渗透到了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层面。     

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脉络分析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欧洲兴起的理论学派。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产生了社会民主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新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等有影响力的学派,以及卢卡奇、霍克海默、马尔库斯、哈贝马斯等著名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与世界历史发展、个人价值兴起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局限,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回顾其发展的整体脉络,有利于在现代历史背景下,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再论梁启超的民族观

梁启超于世纪之交 ,基于中国多民族的历史特点与世界发展大潮 ,将中国历史上公羊学派进步的民族观与西方近代的民族、民族主义理论相融合 ,比较系统地探析和阐发了自己对民族问题的一系列看法 ,形成了竞争进化的民族观、多元结合的民族观、动态平等的民族观、文化交融的民族观。充满了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 ,贯穿着现代的变革意识和发展意识 ,表现了积极进取和乐观向上的民族精神。他不仅将民族一词首先引入我国 ,较早地将西方关于民族、民族主义的界说引进思想界 ,而且将引进传播与创新相结合 ,赋予民族、民族主义更科学的理性精神 ,更具东方特色。针对民族危难加深的严峻现实 ,他率先提出合汉满蒙回苗藏组成一个大民族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中国近代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开山之作 ,对中国民族研究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天皇制"与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日本对近代民族国家的打造是凭借“民族主义”的教义来实现的,但其切入的途径则借助了本国“氏族政治”这一传统资源,即以“国体论”下的天皇制和神道教等名义,将岛内散在的氏族部落力量整合成一体化的民族力量,形成岛国型的民族主义,再用被想象和创造出的所谓“大和民族主义”的精神与原则去建构“近代国家”,创建了至少在形式上与西方近代国家十分相似或相近的近代民族国家,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与近代国际政治的接轨,巧妙地完成了一次政治与社会的近代转型。但若揭去头盖,抹去粉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依然是氏族政治的古老面容。     

王船山政治民族主义思想萌芽发微

本文跳出"冲击一回应"模式、"传统一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这三种西方中心主义诠释模式的影响,论证了王船山民族观已实现由传统的文化民族观向近代政治民族观转化,说明了船山的民族观具有政治民族主义的思想萌芽,并强调这种政治民族主义思想萌芽体现在"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的民族自决论、"彼无我侵,我无彼虞"的民族关系论、"天下交相灌输"的民族发展论三个方面,从而揭示了船山民族思想的近代意义以及与同时期欧洲近代思想的同质性,以思想历史的真实性证实中国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自我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