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商业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日趋严重,其中典型的就是商业贿赂行为.本文拟结合我国已经批准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相关规定,来探讨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问题.     

贿赂犯罪立法体系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然回应

对贿赂犯罪刑法治理体系的科学评估，是评鉴立法与学理正当性的重要机制。中国贿赂犯罪刑法治理体系以“分体式”“行为群”、法益实质损害为中心加以构建，在法理结构与犯罪治理功能上存在着“三重危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贿赂犯罪刑法体系更新应当实现：在立场选择上坚定积极治理主义导向，转变刑法功能定位，前置刑法介入基点，弱化刑罚强度，增加刑法干预能力；在优化方案上建构“分体+分层式”的治理体系，全面革新“分体式”罪名体系，细化法益保护层次，建构“微罪—轻罪—重罪”的罪名序列，基于刑法评价确当性与精细化的要求，增设利益冲突型、不法馈赠型贿赂罪，以揭示法益损害为中心准确设定构成要件要素。     

日本惩治有组织犯罪的最新法律对策

针对有组织犯罪的日益猖獗 ,日本最近颁布了惩治有组织犯罪的三项相关法规 :即《有组织犯罪对策法》、《通讯监听法》和《有关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此三法将惩治有组织犯罪的实体法、程序法以及证人保护制度融为一体 ,强化了刑事立法在打击控制有组织犯罪方面的效力。     

关于我国反商业贿赂立法的反思

近年来,我国市场上的商业贿赂现象较为严重,且通常得不到应有的查处,甚至发展成为部分行业的市场“潜规则”。商业贿赂的泛滥必将损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我国反商业贿赂法律体系存在条文散乱、范围狭窄、主管机关不统一、会计规则不严格、控股人责任缺失等问题,制定一部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是根治商业贿赂的制度保障。     

中国刑法、日本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贿赂的内容和范围的比较

对贿赂的内容和范围的规定直接决定一国对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日本刑法和判例确定的是否构成贿赂的判断标准就是是否能满足人们的欲望。只要能满足人们的欲望的东西,无论其种类和形式如何,都构成贿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不正当好处＂作为受贿罪贿赂内容和范围。而中国刑法规定的范围最窄,仅仅规定了＂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不利于打击和遏制贿赂犯罪。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进行修改。     

商业贿赂犯罪疑难问题的司法适用

《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谋取不正当利益”作出明确规定，但由于实践中“谋取不正当利益”形式的多样性，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仍然过于原则，导致在具体案例适用中理解的差异，本文针对“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规定提出细化适用的思考，即受贿人在接受行贿人财物后提供了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规定的帮助，但行贿人没有提出要求的，不能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同时，司法解释对医生构成商业贿赂犯罪在“为销售方谋取利益”方面的规定，与现行立法存在矛盾，降低了该罪的构成门槛，扩大了适用范围，值得商榷。     

重塑商业反腐败之刑法规制(英文)

商业贿赂在中国的公职腐败案件中占有较大比重,必将成为当前和今后反腐败的重心。为了更好实现对公共权力约束的目的,应当结合商业贿赂犯罪的特点和新表现,对中国刑法的反腐败罪名的构罪标准、具体评价尺度等微观内容进行调整,以更有效打击商业贿赂犯罪。     

美国《海外反腐败法》及其对中国制定《海外反商业贿赂法》的启示

治理商业贿赂是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六项重要任务之一.美国<海外反腐败法>对净化美国的跨国商业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保护中国企业在跨国经济活动中的公平竞争秩序,中国应当借鉴美国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制定自己的<海外反商业贿赂法>.     

受贿罪的罪刑架构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贿赂犯罪呈现出多样化、新型化特征,原来的刑事立法日渐滞后。刑法修正案(九)对相关条文的修改,使得受贿罪的罪刑架构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对于这些改变,理论界与实务界褒贬不一。本文以《刑法修正案九》修订为背景,对受贿罪复杂的罪刑架构及法律适用中分歧意见进行梳理及分析,力求达到对受贿犯罪的全新认识。     

英国公司董事义务的判例法演进

第一次将公司董事义务以成文法形式颁布是英国《公司法》(2006年)最为重要的变化之一,这为英国公司董事义务的司法以及商事实践提供了便利。然而,其董事义务的成文法又非简单地移用判例法的规则。这一成文化(codification,也叫法典化)过程是集上百年积累的法官以及律师智慧,并在相关政府机构的通力协作下英国立法活动一次卓越成就。其成文法不仅巧妙澄清、调和及梳理了判例法规则,同时也为保障判例法在董事义务未来立法上的生命力提供了支持。这一成文化立法过程,充分体现了英国公司法董事义务判例法规从判例法发展到成文法的独特演进路径,为更多公司法与判例法规则的成文化树立了典范。     

现实的困境: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思考

201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新增"特别程序",设置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以立法的形式最大程度消除前科给犯罪未成年人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法条正式实施(2013年1月1日)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全省范围内指定部分基层人民法院率先开展前科封存的试点工作,笔者所在的法院也有幸成为试点法院之一,笔者得以全程参与封存试点工作。但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仅笼统地对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     

论“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

“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是有组织的犯罪和暴力性犯罪结合体.我国刑法中有组织犯罪的界定可以借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相关规定,辅之以刑事司法实务需要的标准来判断.暴力性犯罪是指以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犯罪.根据暴力是否作为构成犯罪的唯一手段,暴力性犯罪可以区分为纯正暴力犯罪和不纯正暴力犯罪.《刑法修正案（八）》将有组织的犯罪和暴力性犯罪撮合在一起的立法技术存在一定质疑,这未能准确反映当前刑法重点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暴力性犯罪的发展趋势.我国刑法应当引入有组织犯罪概念,将其与暴力性犯罪并列作为刑法严厉打击的重点犯罪.     

认定和处理贿赂罪要注意几个界限

根据我国刑法第185条和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对刑法第115条第一、二款受贿罪的修改规定,所称贿赂罪,是指包括索取赔赂、收受贿赂和行贿、介绍贿赂等四种犯罪。索取贿赂和收受贿赂,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的国家职工,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以及受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权或工作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某种利益而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的金钱、物品或其他非法利益的行为。所谓行贿,则指行贿人为谋取自己或第三人的非法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的国家职工、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提供财物,务使他们利用其职权、职务上的便利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行为。此外,行贿人与受贿人的贿赂交易,有时还由于第三人的撮合或协助才能达成,这个第三人就是介绍贿赂的人,他的行为就是介绍贿赂。     

论网络犯罪的立法控制

网络犯罪是信息化发展中人类面临的新课题,面对网络犯罪的日益猖獗,现有法律对网络犯罪的表述仍然很不完善,诸多已成定论的网络犯罪立法变得不适应现实而略显滞后。我国内地网络犯罪立法在定罪制度、刑罚制度和追诉制度三个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漏洞和差距。对于定罪制度应该完善网络犯罪的罪状表述,降低网络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对单位实施的以网络为犯罪对象的严重危害社会行为增设单位犯罪罪名;对于刑罚制度的完善要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酌情考虑加重刑法关于网络犯罪的设刑,完善刑罚种类,设立剥夺行为人在互联网上行为资格的新型资格刑;对于追诉制度应将电子证据增加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类型,并从法益角度完善刑事管辖权的规定。     

苏联召开“法的体系与改革”理论工作会议

据苏联《苏维埃国家与法》杂志1987年第9—12期报道,“法的体系与改革”全苏理论工作会议于1987年5月18—20日在兹韦尼哥罗德召开。会议由苏联科学院“国家、管理和法发展规律”学术委员会组织。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大城市的150多位科研人员。会议上宣读了4篇报告:1.《法与改革》;2.《关于苏联立法发展的战略》;3.《司法与改革》;4.《改革与法律思想》。近50名学者在会上发了言。发言的内容可归纳为下列8个方面:     

论商业经济活动中的贿赂行为的表现特征及治理探讨

商业经济活动中的贿赂行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商业贿赂,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经济现象.在当今世界,商业贿赂行为普遍存在,已成为人们生产和生活中最为严重的一种贿赂形式.日益猖獗的商业贿赂显示了商业经济活动中贿赂行为的严重性,极大破坏了国家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侵害了国家、社会利益和广大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利益.鉴于此,探讨商业贿赂的形成机理和表现特征,采取高效严厉的法律手段治理商业经济活动中的贿赂行为便显得十分必要和尤为迫切.     

广西村民自治地方实施办法修订探析——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的立法完善思考

201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民自治制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重新修订,这为2001年颁布实施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提出了完善配套的要求,为了提高《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的地方立法生命力,有必要立足广西农村基层自治实践,参照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其进行地方立法的完善思考。     

论同罪余罪自首的刑法规范

自首制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化和法律化,是刑罚人性化适用的充分体现,对于预防和惩治犯罪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国《刑法》确立了以一般自首和特别自首为主要内容的自首制度。但目前学界和司法部门对同罪余罪是否应当成立自首存在较大争议,特别是"两高"相关司法解释则间接否定同罪余罪成立自首。以罪刑法定原则为根本标准,现行司法解释曲解了《刑法》自首制度的立法本意。同罪余罪的自首属于法律保留与法律优先的范畴,同样应当适用《刑法》关于自首的立法规范而成立自首。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刑法》的自首制度也应当做出应有的回应。     

商业贿赂的检举成本收益与监管方法

商业贿赂行为在世界各国比较普遍,利用经济学中的博弈理论对商业贿赂进行经济分析具有理论意义.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商业贿赂进行经济学分析,以招投标背景为例指出了商业贿赂行为的发生过程、检举成本收益以及有效监管的方法,并在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和相关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不足之我见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0年10月28日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并将自2011年4月1日起施行。这作为中国第一部单行的国际私法,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但是,从条文现状来看,《法律适用法》仅涵盖了国际私法立法体系中的一部分内容,即使就冲突法立法而言,该法也仅仅只是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这部法律在体系结构、个别用语和具体制度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