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学派的社会语言学理论与实践

布拉格学派是结构主义三大流派之一,其语言学理论为世界语言学界广泛接受。布拉格学派既重视理论研究,也积极将理论应用于实践。除重要的音位学、词法学、语义学研究外,布拉格学派学者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对标准捷克语的规范化、语言培养、语言接触等社会语言学领域进行探索和实践,所形成的理论对当代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贡献巨大。     

超越美学意识形态：论布拉格学派的“背景” 理论

“背景”在布拉格学派的美学研究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对背景的阐释,布拉格学派建立了以“前景化／背景”为核心的艺术作品结构,这个结构是二律背反的,即既是自律的,同时也是他律的。布拉格学派的美学理论也由此既是自律的,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但借助把已经形成的审美价值结构化,布拉格学派成功地超越了美学意识形态,建立了一般的审美观念。对２１世纪的“美学的复兴”而言,布拉格学派借助形式分析建立的一般的审美观念显然值得借鉴与反思。     

布拉格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论争及其反思

布拉格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论争是20世纪西方美学史的重要事件之一。论争的根本原因是政治理念的冲突。马克思主义者的鞭策固然对布拉格学派有所影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布拉格学派仍从其自律论的立场阐释了他们的审美理想,即通过母语教育,要求个体达成审美自觉。这也意味着布拉格学派要求民族国家的公民认知、理解本民族的语言和艺术传统,此二者正是民族国家的自然基础。这也是艺术自律论的目的。     

从标准语规范化到语言管理理论——布拉格学派与语言规划

文章主要阐述布拉格学派在语言规划方面的实践与研究以及最新的理论发展——语言管理理论(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布拉格学派积极参与了捷克标准语规范化理论的研究与实践工作,并提出了"语言培养"(Language Cultivation)的概念,对现代语言规划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语言规划研究从宏观走向微观,布拉格学派提出了语言管理理论,将语言管理分为简单管理和组织性管理;简单管理仅对个人交际行为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管理,组织性管理则是基于个人交际之上,涉及多个交际情境,往往由相关机构参与的语言管理。语言管理理论认为语言管理是一个过程,包括偏离规范、注意、评价、选择调整方案和实施调整方案等不同阶段。     

布拉格语言学派说略

布拉格学派亦称功能语言学派 ,鼎盛于 2 0世纪 3 0年代。该学派主张对语言进行结构—系统和功能—目的研究。它最大的功绩是把语音学和音位学分开 ,并创建了“音位学” ,布拉格学派对形态学的理论研究是与句法学对立的。句展示功能是它采纳的分析句子的方法     

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超语言学观

巴赫金的超语言学因对哥本哈根学派和布拉格学派产生过重大影响,从而与系统功能语言学具有间接的学理继承关系.通过对两者之间的学理继承关系的梳理,发现超语言学观主要反映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论、评价论、语义发生论及信息交换论等方面.超语言学观之所以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有所反映与表现,主要在于两者都传承了人类学和文化学的研究传统,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研究语言,二者都对本体和跨语言本体的超语言领域进行研究.     

布拉格学派与哥本哈根学派的比较分析

索绪尔之后,语言学上出现了布拉格学派与哥本哈根学派。这两个学派,与美国描写语言学一同构成结构主义。本文从学派渊源、主要学术观点、历史贡献等角度,对这两个学派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从而发现两学派观点中的异同,以及各自的特点等。     

塔斯基真理论的意义

塔斯基在三十年代初提出的真理论,是逻辑语义学创立的标志,它提供了当代分析哲学界最广为接受的真理理论,给分析哲学带来了新的方法,还提出了许多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一、塔斯基真理论概要波兰逻辑学家、数学家塔斯基(1902—1983)早年曾是华沙学派成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华沙学派是现代数学史上的重要流派。这一学派中以莱斯涅弗斯基和科达宾斯基为代表的一批逻辑学家,不仅在逻辑学上卓有建树,对哲学研究也颇感兴趣。与同时代的维也纳学派一样,他们推崇逻辑研究与哲学研究的结合,提倡用逻辑方法来进行哲学研究。作为华沙学派新一代的成员,塔斯基也受了这种时尚的影响。事实上,他的真理论就实现了逻辑与哲学的结合。     

论系统功能语法对布拉格学派的继承和发展

系统功能语法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国际上最有影响的语言学理论之一。韩礼德根据布拉格学派Mathesius的"二功能说"、Bühler的"三功能说"和Jakobson的"六功能说"提出了三大纯理功能,并且对主位重新进行了定义,区分了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主位—述位和主题—述题,将标记性应用到主位理论。韩礼德还对布拉格学派的语境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强调语言意义和语言环境的关系,认为语境与语言形式相互依赖,研究话语的意义和功能必须同时考虑语境和语言形式。     

“形式”转换: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

从俄国形式主义到布拉格结构主义的学术演变集中体现在对"形式"的不同理解上。具体而言,俄国形式主义将之阐释为以"手法"为核心的陌生化美学体系,布拉格学派则将之阐释为"结构"。仔细辨析他们的理论探索,可以发现两者间的联系是复杂的。在俄国形式主义内部,存在着从早期的"手法"到晚期的由"系统"整合"功能"的转变;在布拉格学派内部,存在着将"系统"改写为"结构"的转变,进而把形式主义改写为结构主义的转变。在上述转变的基础上,布拉格学派继承并超越了俄国形式主义,建立了成熟的结构主义理论体系。     

汉语模糊修辞的文化阐释

言语运用与文化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汉语模糊修辞过程积淀着浓郁的民族文化底蕴。华夏传统文化的制度文化、道德文化、审美文化及传统文学观念都是构成汉语模糊修辞的文化背景。     

从译者的审美意识谈文学作品中非规范语音的翻译

文学翻译特别需要译者的审美意识 ,需要作为审美主体的译者发挥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翻译的过程就是原文的审美再现过程。文学作品的翻译要忠实地译出人物的语言特色 ,再现原文的生动形象。语言的常规优美固然重要 ,但正如残缺美也是美一样 ,在文学作品中 ,人物的非规范语言也是一种美 ,因为它有助于烘托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因此 ,在翻译中要忠实再现 ,否则会影响译文的准确性、生动性     

“气”的审美意蕴

"气"是中国古典美学元范畴之一,它与"道"和"象"一起构成古典美学的生成模式。气能够进入古典美学的视野一方面由于它是这个生成模式的中介环节,另一方面又因为气自身的某些特性与古典美学的内蕴———生命精神、超越精神和"象"之审美精神有着共通之处,它还是使得古典美学核心的"意境"说得以形成的最具决定性的力量。     

海德格尔美学的历史地位及当代意义

海德格尔美学在存在维度上标志着西方现代美学的完成 ,而在语言维度上又标志着西方后现代美学的开始。海氏美学以存在为本体 ,来消解认识论美学分裂的人性 ,这启示我们未来美学必须以完整的人的存在 ,即以人的生活存在为本体。未来美学是生活存在—实践—语言三位一体之美学     

李泽厚美学的“嫁接”理论

为理清李泽厚的美学思想体系,研究其治学方法及其理论根基,有必要对李泽厚吸收与采纳的各家各派的学说进行一番梳理和分析。分析认为,众多西方先哲和中国古代先贤的美学思想是李泽厚美学的思想根源,但这些思想又都经由李泽厚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进行了成功的嫁接,这就是李泽厚所言的＂创造性转换＂;在接受外来美学的过程中,李泽厚巧妙利用＂误读＂来满足建构自己理论的需要;借用外国美学时髦的名词术语,＂克隆＂出自己的美学体系,实现了外来美学理论的中国化,这是李泽厚美学的特色;李泽厚美学在西方哲学和中国本土文化的根基上形成了包括唯物主义历史观美学、积淀说、心理本体论、实用理性、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情本体的乐感文化等内容复杂的美学思想体系。     

毛泽东的文艺接受论

毛泽东早于西方接受美学 2 0年 ,创立了他的文艺接受论。毛泽东的文艺接受论与西方接受美学有三点不同 :一、基本构架不同 ,西方接受美学的构架是作家———作品———读者 ,毛泽东文艺接受论的构架是人民———作家———作品———人民 ;二、文艺的接受过程不同 ,两者虽然都经历三个过程 ,但内涵基本不同 ;三、两种接受论的创立者的状态不同 ,西方接受美学仅停留在理论上 ,而毛泽东则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既创立了自己的文艺接受论 ,又亲自实践 ,成为最佳的文艺接受者     

试论"清"作为文学理论概念在《文心雕龙》中的确立

"清"在<文心雕龙>中被大量引用.它既是文学构成性的概念,又是文学审美性的概念,这种交叉使"清"作为文学理论概念在<文心雕龙>中得以首次确立.这种确立与"清"所表征的审美趣味、美学理想和玄风荡拂的六朝思想文化以及刘勰原道宗经的传统儒家文化精神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泛情论倾向

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理论在明代中期以后表现出一种泛情论倾向,这同西方文艺美学理论中的泛爱论、泛性论明显不同。泛情论倾向的出现同中国文学史上重情的传统有密切关系。其理论意义和思想价值突出地反映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对人性和人的生命意识的张扬,二是对作者主体意识和主体情感的肯定,三是重视情趣的审美观念的确立。     

生态美学视阈下的文艺理论研究

在生态美学逐渐成为显学的背景下,生态批评的学术储备也日益丰盈,因此作为探究文学艺术这一审美意识形态规律的文艺理论研究,也应该在其哲学思想来源、理论话语原则、理论视阈等方面有新的突破。     

语言学—文艺美学视野中的文学语言研究——以《夜莺与玫瑰》为例

文学语言研究在新时期逐渐突破以往单一的语言学研究模式,走向文体学、文艺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相互融合的开放视野.以奥斯卡·王尔德的童话作品<夜莺与玫瑰>为例,从语言学-文艺美学的角度来探讨语言形式在实现文学内容的过程中具有的审美价值.